非典型性民运档案：从大学生到阶下囚（二十）

从此之后，只准他上班的时候两周换一次书，也就是一个月换一次书，实在是在无聊的六看苦不堪言，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地找点办法看看书。有时候监室里修东西，跑到别的监室偷偷摸摸地把书带出去，带换书回来就是个办法，我戏称这是“偷梁换柱”，就是把书夹带在内衣里带出来带进去，也是无聊生活中没有办法的办法，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别的监室也是无聊透顶，所以也都乐于换，几次监室里来人修东西都没有被发现过。但是有一次，隔壁的女监室的燕燕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和她的隔壁监室的女囚杨晓英换书，但是手法很有问题，就是用手把书扔滑到通道里，试着将书划到那个通道杨晓英监室的门口，然后杨晓英再把她的书滑到燕燕监室的门口，但是很不幸，由于距离确实很难把控，最后没有成功，书没有抵达预定地点，而且还被一个高个子很凶的男辅管发现了。结果，一顿臭骂不说，还让他们少吃了一顿饭，全监区停换书两周，真是憋屈的生活啊！

有时候赵老太爷还喜欢在上午的时候装模做样地开会，就是说一些让我们“好好改造”的话，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让我们改造！这就是共匪口口声声说的“法治”，不过也对，这些东西不过就是拿来忽悠老百姓的东西罢了，从来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他特别喜欢说一些你们都是咎由自取，是你们不识抬举把自己弄进来的，国家对你们好的不得了的话。还说我们是很人道的地方，活脱脱的一个精神病！有时候我们私底下都说，说我们是精神病，他自己才是最大的精神病。所以才在六看当一个恶警，反正脑子也确实不正常，直到出狱之后我才查到他是胃癌，做了切除手术。估计这种人应该是公款吃喝喝酒喝出来的吧，就这样还凶的要死，动辄打骂在押人员！听说连一些辅管也说，这个狗比的脑子不正常，说他神经质。他除了说一些不合时宜的“改造”的话，还会天天从各种小细节上跟我们不停地说各种监规，就是管头管脚，让我们痛苦不堪，说是这里是带有医疗性质的看守所，其实就是一个折磨人的人间地狱，让你的身体不得自由，让你的心灵备受折磨。

在六看，我们总是被迫害地非常狼狈，因为那里半个月才让刮胡子一次。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干嘛，每次刮胡子都是一脸的胡子拉碴，然后头发和大兴看守所一样，都是被迫全部剃光，一个月一次，帮你剃成劳改犯的光头，赵老太爷美其名曰：是让你们牢记自己的身份，不要忘本，他总是喜欢这么奚落我们！有时候因为看守所的菜都是水炖菜，所以经常胡子一长就吃的全是汤水，非常地狼狈，让人不胜其烦。但是又无可奈何。每次剃头，他们匪警自己是不动手的，每次都是抓一个脑子正常点的在押人员来剃头的，有一次是崔健被抓了壮丁，就是很简单，一个理发器，然后一个围裙，一把椅子，外加周围一群警察和辅管，一般是在进通道的右手尽头，他们会提前准备好一把折叠椅子，然后挨个监室把人拉去剃头，出门还要戴上口罩（监禁系统给的口罩都是把上面的铝条抽掉的），一次性口罩正常应该是一天一换，但是看守所的口罩往往是一个月换一次，基本戴口罩就是个形式。

我的精神鉴定自从碰到了狱友就绝望了，因为他们告诉我，北京这边的精神鉴定至少是要等半年排期才能坐到，和地方上不一样，这里尤其重视政治效益。

所以首都，所谓的“首善之地”只要是一点小事都会被刑事拘留，然后动不动就是做精神鉴定，非常麻烦。我因为压力山大，经常会推测做完精神鉴定后的结果和案情走向，但是没用，到了六看，等的都绝望无力了，终于等到了九月份中旬一天的上午。突然，一个中年男辅管到了我的监室门口，然后让我戴上口罩，然后戴好手铐让我出门去，不知道是干什么，就说是奉命提人。链上门打开后，我依旧是在前面沿着墙角线走，然后等他开监区门，出了监区，然后一路前往会见区，到了做好，关上铁椅子，就看到一男一女和门外的武警，我还不知道是干嘛的，心里猜测是精神鉴定的人，但是又不敢相信，因为等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然后等我做好了，那个男的也坐在椅子上，女的也是年轻的，看差不多了就打开了她手里的执法记录仪。

然后他们开始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北京信诺司法鉴定中心的人，这次过来是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委托给我做所谓的“司法精神鉴定”，我这才想到，我的案子貌似影响很大，大兴区的公安为了降低影响，疯狂地想要把我变成精神病，真是恶心透顶。然后他们开始正式的鉴定，首先是询问我的基本情况，像是什么年龄、姓名、籍贯等等，然后开始陈述我的委托状况，就是什么地方的公安委托他们做的，然后是因为什么案子要来弄我，总之，十分地详细。然后开始询问我案子的详情，就是具体的过程，准备工作，如果被抓的等等。结束了这一部分，主要是他问我答，然后就是重头戏，总之是事无巨细，让人感觉没有隐私。我最后直接回答他，不要去纠缠了，他的回答是“这不是你说了算了，我们才是鉴定人员”。我就知道他们应该是收了公安的指示想要做文章，非常恶心。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莫名奇妙地问我“那你觉得是哪里地言论比较自由”，我说我认为是西欧，他回答我“言论自由也是相对有限度的”。我知道了这又是纳粹中国治下一个脑残的无药可救的小粉红，特别是在这种司法系统里。一问这种事，就是这种话术，是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还是有相对的自由的。用所谓的相对言论自由给绝对的言论不自由掩饰，实在是无耻至极，这也是匪共最爱的话术！说完这些，估计他自己也觉得没劲，就不再问了，然后就不再理我了，自顾自地整理手上的谈话材料，弄好了之后让旁边辅助的那个女的关闭了执法记录仪，然后把材料拿着就一言不发地撤走了。然后辅管就给我解开束缚，带着我回监室去了。

鉴定结果我原本以为回很快出来，但事实上，付天添这个狗贼倒是很快来了。大概是二零年九月的某天，我又被提了出去到了审讯会见室，这次是意想不到的人，恶警付天添。他这次一开始是怀柔攻势，貌似关心地问我这里是不是吃的比大兴区看守所好一点，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想要从我嘴里套话，至于为什么？大概是立功心切吧！想要最后看看能不能从我嘴里挖出点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见我对他非常冷淡，丝毫不配合，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变得公事公办起来，但是实在是该问的都已经问了，就只能把我之前的口供又颠来倒去梳理了一遍，实在是没事找事！

就这样，和他反复做笔录，问的都是一些被反复提问的问题，没有任何新意。折腾了一段时间，实在是问不出什么了，就只能作罢，然后就让辅管领着我回监室了。回去之后，因为审讯时间太久，早已过了饭点，这下子连饭都没得吃了，只能等待晚饭了，回来直接是午睡时间了。

时间过得很慢，但还是到了二一年四月的二十七日，一大早正常地打饭，吃完了早饭，崔健和魏亚飞都直接躺在床上睡着了，而我一个人正百无聊赖地在监室里踱步，走来走去大概一个半钟头，差不多到了九十点钟的样子，这时候就听到监室外边有人走了过来的声音，我正在心想这个点了怎么会过来呢？

然后就看到有人站在了门外，是那个白大褂医疗人员吴光头，他用门禁卡刷开了第一扇门，然后直接打开了第二扇的机械门。然后那个吴胖子朝门里地上扔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然后直接通知我把水杯和脸盆啥的扔到袋子里，我问是不是大兴区看守所来人要接我回去了。他不耐烦地给了肯定的答复，然后我就按照要求把东西都扔进了那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子里，然后把剩余的手纸全部给了崔健，接着他向我告别，我对他说保重，然后就拎着袋子出门了，吴胖子和身边的张女警站让我在门口等一下他们。我就站在通道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接近九个月的地狱监所，然后等他们关好了两扇监室门，张女警在前面带路，吴胖子在后面看着我，一路走到监区大门，先刷开第一道门的门禁，从右边的小门走到了过度隔离区，一个很小的两扇监门之间的室内空地，然后张女警又刷开了第二道监区门禁门，然后从左手边的门出去，到了监区大楼的不远处，再走九十米就可以出监区楼了，然后张和吴胖子领着我去了右侧的收押室，让我进去换衣服。他们把随手拎着的黑色塑料袋扔在我边上，然后指着收押室地上的一套号服让我换上，然后我脱下身上的六看号服，问他们放哪里，吴胖子不耐烦地骂我蠢，让我还是放黑色的塑料袋里，我照做了，然后把脚上的拖鞋也扔了进去，然后再穿上估计是大兴看守所的警察拿过来的大兴号服，以及拖鞋，他们接着让我上里面的体重秤称了一下体重，54公斤，从八个多月前的138斤瘦到了108斤，令我有点惊讶。这说明六看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然后穿戴好大兴囚室套装，就看见外面站着三个不认识的北京狱警，应该就是接我回大兴看守所的警察了吧！接着我站在收押室里，看他们在那里交接，交接了十分钟不到，那个小个子的医疗人员拿着一个塑料袋的药给了带头的那个大兴看守所狱警，告诉他这是我的药，我看到了赶忙问，咋还要吃呢？她理都没理我，直接对那个警察说用法写在医嘱上了，药盒上也有。

然后就这样，我的六看生涯基本就结束了。那个警察领完药，就凶巴巴地让我滚出来，我只好低着头，跟着他们的步伐穿过楼门口的塑料帘子，掀开走了出去，我在中间，一个警察在前面带路，两个在后面看着我。走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心态，我转头看了一样这个地方，看到右侧工作人员卫生间的旁边有一个电子屏幕，上面循环播放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一个安全监所的标语，红色的，对我而言充满讽刺意味，接着我的脑袋上又挨了后面的一个警察的巴掌，对我说看什么看，好好走路，呆了这么久还不老实！？然后我只能默默忍受，一如既往。

作者：思考的韭菜（本名乐恺安，曾因政治言行被中共国警方刑囚两年，后在国内遭匪警持续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