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北京
後來他們真的開槍了。這件事,我五月底踏進北京飯店大廳的那一刻還不知道。
很多年後,我把那幾天的事重新講一次,才發現自己其實只拼得出一半——剩下的一半,是顧記得的,是陸衛東後來在電話裡留下的半句話,是後來再也找不到的人留下的空白。
但說故事的人,有時比故事裡的人,更早知道結局——所以我必須老實說:這不是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雖然故事裡的人,沒有一個不抱著希望。
那年我帶著姜育恆,來拍他的《再回首》。白天在八達嶺、頤和園、亦莊取景,晚上九點過後,沿著長安大街走到天安門廣場,像走進一場已經排練過、卻沒有人讀過劇本的演出。
學生們一團一團圍著演說,辭鋒銳利,辯證曲折,我心裡清楚,這種思路清晰、辯證邏輯,以及伶牙俐齒,是台灣人永遠學不來的本事。
長安大街上的人潮像海,為了擋住坦克,一陣往東,一陣往西,都說要用身體去抵擋。
騎摩托車的個體戶把麵包和礦泉水,丟給維持秩序的學生。所有人的訴求很簡單——打倒官倒,李鵬下臺。
簡單,卻沒有人知道,這份簡單能撐多久。
廣場的夜風吹過一百萬張臉沒有一張睡著
六月二日深夜,臺灣老闆託顧傳話:軍隊要開槍了,有飛機立刻就走,無論去哪裡都好。
臨走前我帶著《民生報》美人記者,在廣場一角,黑暗裡和崔健匆匆見了一面,讓他有人可以採訪。那是我們能留給歷史的,最後一點交代。
撤離那夜,街上已經失控,到處是燒著的車與雜物,有人在搶車。凌晨三點左右,我們在北京飯店撕開床單,用墨水寫「打倒官倒」「李鵬下臺」,綁在頭上,扮成抗議的人。
凌晨四點不到,小包車開足馬力往首都機場奔去,學生助手陸衛東探出半個身體,揮著BetaCAM帶子大喊「有訊息要送到國外」,司機踩著油門,衝過一個又一個燒著的路口。
上午八點十七分,飛機起飛。降落香港啟德,全機鼓掌。我吃了一盤義大利麵——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一盤。
麵條入口時我才想起自己還活著這件事
回台灣第二天,電話響了——這就是我前面說的,後來,的那個後來。
陸衛東的聲音很急:「導演,他們開槍了……」
線斷了。
一個禮拜後,顧的姊姊從洛杉磯幫忙聯絡上他,他已經逃到廣州,想去澳洲念書,希望我贊助。我評估他那幾天都在幫忙拍片,沒在廣場現場,父親又是高官,應該無事——我沒有贊助。後來,就沒有他的消息了。
很多年後,我託人在廣州、在香港問過,沒有人聽過這個名字。
我不知道,這個判斷裡,有多少是真的為他著想,有多少只是,我不想再多想的一件事。
那年十月,苗又找我帶姜育恆去東北,青島、大連、瀋陽、哈爾濱、佳木斯,一路拍到黑龍江邊,跟蘇聯隔江相望。整個大陸正在制裁裡發冷,街上的人比五月還要安靜。
江對岸的燈一整夜沒有亮過也沒有人問
1992年,鄧南巡。制裁解除,大陸開始往另一個方向奔跑。
我心裡有時會想——如果那年沒有開槍,「如果」走的是趙紫陽那條路,後來的故事會不會完全不同。但這種想法,我只在心裡想,沒有說得太肯定,因為歷史不負責任何人的「如果」。
衚衕的轉角老太婆探出半張臉又縮回牆後
1986年,我曾經在王府井附近的衚衕,拍崔健的〈一無所有〉。那時候的王府井是窄巷,牆挨著牆,望遠鏡頭偶爾捕捉到老太婆從牆角探出來窺視,帶著不安,馬上又躲回去。巷子深處,有老人推著水肥車,一戶一戶收尿壺,倒進車裡,慢慢往前推。
那種生活,沒有人會想到,十幾年後會整個消失。
2002年,我再去天安門,再去王府井。眼前的景象讓我幾乎說不出話——高樓、玻璃、燈光,整條街像是被誰連夜換了一個身體。窄巷不見了,水肥車不見了,牆後探頭的老太婆也不見了,連那種不安的神情,都好像從這個城市的臉上,被擦掉了。
同一條街上我認不出任何東西除了我自己
我站在那裡,想起十六年前的望遠鏡頭,想起那些躲在牆後的臉孔,想起六月那通斷掉的電話,想起那盤義大利麵。這些事情,原來可以同時是真的——一個地方,可以在不同的年份,長成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如果趙紫陽那條路也走到了今天,會不會,也是這個樣子。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但街上這些人,從來不知道,自己活著的樣子,就是答案。
活過這兩個世界的人,只剩下記憶可以證明,這中間並沒有跳過一頁。
我後來看世間的眼光,大概就是從那一年的王府井開始的。
霓虹底下的臉汗水把妝洗到一半誰也不敢笑
十六年後,又一次站在同一條街上。高樓還在,玻璃還在,燈光甚至比從前更亮——但那種亮,像濃妝在汗水裡化開了一半,底下露出的,是另一張更緊繃、更安靜的臉。路口的攝影機比行人還多,沒有人交談,連腳步聲都壓得很低,像怕被誰聽見。
三十幾年,這座城市像一塊放在炭火上的麵餅,一次又一次地被翻過去,又翻回來——焦黑的那一面朝下藏好,翻上來的那一面,永遠是新的、燙的、發亮的。但餅還是那塊餅。
城市可以一夜換骨,廣場可以一夜變色,而人能做的,只是記得——記得那些麵包和礦泉水,記得那條斷掉的電話線,記得牆後那張很快縮回去的臉。
如果趙紫陽那條路也走到了今天,會不會,也是這個樣子。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但街上這些人,從來不知道,如今自己活著的樣子,就是答案。
如果這真的是一個關於希望的故事,它不該是這樣結束。
但那年五月,廣場上沒有人問過故事會怎麼結束——他們只是,各自相信著自己會活著看到答案。
後來,他們真的開槍了。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經說過這句話,現在說第二遍——意思,已經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