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裡的那聲鑼鼓：從《黃粱》看見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入夢與驚醒

一、那條不再有戲臺的大街

二十幾歲以後，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少回家了。

不是不想回，而是每次回去，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悄悄消失。巷口那間開了三十年的書店換成了夾娃娃機店，老家對面那片竹林變成水泥停車場，而阿嬤的收音機裡，也不再傳來楊麗花與黃香蓮的歌仔戲唱腔。很多年後我才明白，所謂鄉愁，或許不是想念某個地方，而是想念那個地方曾經發出的聲音。

所以我一直覺得，徐方強導演一定也很想念他爺爺唱戲的聲音。

在《黃粱》這部二十多分鐘的短片裡，導演把這份想念拍成了一則關於夢、關於堅持、也關於失落的故事。他沒有把鏡頭對準國家級京劇院的聚光燈，而是拉回山東德州的鄉間，用最樸素的方式，紀錄一個戲班裡長大的年輕人李雙印，如何在時代的浪潮中獨自撐著一齣越來越少人看的戲。

我是在CathayPlay平台上遇見這部片的。說來慚愧，在點開播放鍵之前，我對京劇的理解大概只停留在《霸王別姬》的片段與歷史課本裡「四大徽班進京」的簡短描述。但二十分鐘後，我卻在雙印那張疲憊又倔強的臉上，看見了某種極為熟悉的東西：那是一種明知道前面沒有掌聲，卻還是忍不住要走上台的衝動。

那衝動，我太懂了。

而這正是CathayPlay這個平台最動人的地方。它從二〇一九年初上線至今，收藏了超過七百部在全球各大影展獲獎的華語獨立電影，從紀錄片到實驗動畫，從女性導演的作品到LGBTQIA+主題的影像，始終堅持一個簡單的理念：「Watch Different」——觀看不同。CathayPlay的「Light of Female」專欄專注於女性導演的作品，LGBTQIA+專區則為性別多元的聲音提供了發聲的舞台。CathayPlay不只是一個線上串流平台，它更是一座數位時代的另類戲臺，讓那些可能在主流院線中無法被聽見的聲音，傳遞到全世界觀眾的眼前。

二、木頭與夢：兄弟之間的那道分岔

影片裡有一個讓我久久無法釋懷的細節：雙印和弟弟雙喜，從小在戲班長大，練功、演出、做雜事。爺爺是班主，對兄弟倆的功課要求格外嚴格。但爺爺過世之後，戲班日漸沒落，聽京劇的人越來越少，收入微薄得連養活自己都勉強。於是雙喜選擇離開，轉行去做生意，從此不再碰戲。

兄弟倆因此有了衝突。雙印認為弟弟背叛了京劇，雙喜則認為哥哥活在不切實際的幻想裡。這個衝突之所以動人，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它根本沒有標準答案。正如文匯青年營展映報導中所說的那句話：「木頭有的做了房梁，有的做了桌子，還有的做了柴火。」雙印與雙喜，不過是同一根木頭被時代劈成了不同的形狀。

說真的，看著雙印，我忍不住想起我那位改行去做工程師的老同學。大學時我們一起搞劇團，他說他要當一輩子的劇場人。畢業三年後，他在LINE上跟我說：「不是我不愛劇場，是劇場養不活我。」我至今不知道該怎麼回他。就像我看著銀幕上的雙喜，也沒辦法理直氣壯地怪他什麼。

這對兄弟的抉擇，恰恰折射出一個更大的時代命題：當一種傳統藝術逐漸從生活現場退場，留下來的那些人，他們究竟在守護什麼？是守護一種技藝，還是守護某種不被時代潮流沖刷殆盡的精神？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黃粱》用它樸素的鏡頭，把這個問題拍得沉甸甸的，壓在每一個觀眾心上。

三、醒不來的人，與回不去的夢

雙印的結局是這樣的：他開始四處參加比賽，一次又一次地落選，最終在精神與生活的雙重壓力下徹底崩潰，走進了一場屬於自己的「黃粱美夢」。豆瓣上一則短評寫得極好：「我感受到的片子內核大概是夢都是沒有結局的，在夢裡的人沒法醒來，醒來的人也沒法重回夢裡。」

徐方強導演在受訪時說過，這部片不只是講京劇，更是他對自己人生困惑的投射。他是山東藝術學院的畢業生，一九九八年出生，二〇一七年入行，站在從校園踏入社會的關口上，也曾在雙印的位置上反覆問自己：到底要繼續堅持藝術創作，還是順應世俗的期待？他在國粹京劇網的訪問中說：「我的爺爺就愛聽戲唱戲，可現在大街上已經不再是像從前那樣還有戲臺子，爺爺也不再唱戲、拉二胡了，很少再有人去關注京劇。」於是他選擇以公益的形式，在家鄉拍攝這部微電影，希望透過影像喚起人們對京劇的關注，把國粹進一步發揚光大。

他沒有在片中給出答案，而是選擇把這個問題拍成一場夢。

這是整部片最讓我震撼的地方。它沒有給雙印一個英雄式的結局，沒有讓他最終站上大舞臺獲得滿堂彩，也沒有讓他在夢中永遠幸福快樂。他只是走進夢裡，就像每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過的人，總有那麼一刻，必須允許自己暫時躲進一場夢裡，喘口氣，再決定要不要醒來。

這部片匯聚了來自多所藝術院校的年輕創作者共同參演製作，本身就是一場青春的集體造夢。想想看，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在別人忙著找工作、考公職的時候，他們扛著攝影機、畫著戲妝、吊著嗓子，在山東德州的鄉間拍一部關於京劇的電影。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黃粱夢」——不知道拍出來有沒有人看，不知道會不會獲獎，但還是義無反顧地拍完了。

我自己就躲進去過。

幾年前，我辭掉了第一份工作。那份工作不差，薪水穩定，同事也好相處，但我每天都在問自己：「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嗎？」離職的那個下午，我一個人在租屋處哭了很久，哭的不是後悔，而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害怕。害怕自己選擇的路是錯的，害怕自己終將變成一個「醒來之後無處可去」的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沙發上，打開筆電，看了一整夜的獨立電影。其中一部就是《黃粱》。當雙印在夢中繼續唱著他的京劇時，我突然覺得，那個夢不是逃避，而是一種讓靈魂得以延續的方式。就像豆瓣上另一位觀眾所說，這部片「比較現實主義，但現實主義裡又透露著幻想與造夢感」。夢不是懦弱，夢是理想主義者最後的堡壘。

四、從CathayPlay到每一個守護微弱火光的人

《黃粱》正是這樣一部應該被更多人聽見的作品。它只有二十多分鐘，製作規模不大，導演還是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片中的每一幀畫面，都帶著某種粗礪而真誠的質地。影片入選了「身邊的故事」第三屆文匯視訊「青年營」微電影類十佳作品，這個來自人文報業平臺的肯定，意味著這部短片的力量被看見了。徐方強選擇以公益的形式在家鄉拍攝，希望透過影像喚起人們對京劇的關注。他沒有選擇一條更容易的路，而是選擇了一條「木頭做成房梁」的路。這份堅持本身，就值得被看見。

更令人動容的是，這部片不僅是創作者個人的表達，也承載了更多人的共同記憶。導演將自己畢業之際的困惑與困頓融入影片之中，視角放在傳統文化這個命題上，但並沒有刻意去說復興傳統文化是多麼光榮迫切的一件事，反而去描繪復興文化的這群人，他們實際的遭遇與心理狀況。這種選擇，本身就展現了創作者的誠實與勇氣。

五、入夢不是逃避，而是讓火光繼續燃燒

看完《黃粱》之後，我常常想起雙印在舞臺上獨自唱戲的畫面。沒有人聽，他還是唱。那聲音也許傳不了多遠，也許很快就會被風吹散，但他始終在唱。

後來，我開始重新思考那些我們習慣稱為「失敗」的人生。雙印沒有晉級、沒有得獎，最後走進夢中，這算是失敗嗎？還是說，在一個逐漸失去耐心的時代裡，願意為一種正在消失的聲音繼續發聲，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勝利？

這不僅是雙印的故事，也是每一個堅持者的故事。徐方強拍完《黃粱》之後，並沒有停下腳步。他繼續執導拍攝了多部微電影作品，包括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的獻禮片《國芳》、反詐宣傳片《墜光》、國家安全宣傳片《肅諜》，以及基層宣傳片《流水潺潺》等，作品還獲得了山東省全省微視頻大賽二等獎、第十四屆全國大學生廣告藝術大賽三等獎等多項榮譽。他沒有被雙印的夢困住，而是把夢轉化為行動，一部又一部地拍下去。這或許就是徐方強比雙印幸運的地方——他不是一個人在撐著一座即將倒塌的戲臺，他擁有攝影機，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擁有一個願意讓他說故事的時代。

我沒有答案。但每次想起雙印，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可以再堅持久一點。不是為了贏，而是為了不讓心裡那盞小小的燈太快熄滅。

「黃粱」二字出自唐代沈既濟的傳奇小說《枕中記》，故事說一個落第的書生盧生，在邯鄲的旅店裡遇到一位道士，借了一個枕頭入睡，夢中享盡一生榮華富貴、出將入相，醒來時店家蒸的黃粱米飯都還沒熟。後來的人用「黃粱一夢」來比喻榮華富貴短暫而虛幻，一切終歸泡影。雙印的夢是這樣，我的夢是這樣，也許每個曾為理想掙扎過的人的夢，都是這樣。

但轉念一想，如果連這點虛幻的夢都不做了，那我們還剩下什麼呢？如果沒有了夢，那些被主流敘事略過的歷史碎片，那些在時代夾縫中堅持發聲的人們，那些不願意成為「柴火」而執意要做「房梁」的木頭，他們的故事又該由誰來說？

電影結束後，我關掉螢幕，窗外的城市依然喧囂。而我好像聽見了，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一聲京胡的弦音，細細長長的，像在等一個永遠不會到來的鑼鼓點。

那聲音，是夢裡的聲音。

也是讓我願意繼續醒著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