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书话1018》251—280
《微书话1018》251—280
作者 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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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到40岁，就可以死了。如《徒然草》所说：“庄子有云，寿则多辱（《庄子•天地》原话是：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所以至迟四十岁以前，就应当瞑目谢世，这是天大好事。”作者吉田兼好又强调：“过了这个年纪，还没有自惭形秽的觉悟，仍然热衷于在众人中抛头露脸。……想起来就觉得可悲可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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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艺术的残缺之美，有独到的理解。据《徒然草》记载：“弘融僧说：把什么事都弄得整齐划一，是无聊人才会做的事。就要参差残缺才好。”理由是：“没有完成的东西，保持其没有完成的样子，不仅别具趣味，还有意犹未尽之妙。”想想也是，断臂的维纳斯，给接上什么样的手臂，似乎都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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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射箭，如何做到专心致志？据《徒然草》介绍，日本人有一个方法：“有人初学箭，就一次拿上两支箭瞄准箭靶。师父说，初学者不要一次拿两支箭。想到后面还有一箭的机会，对第一箭，就不会用全心。射箭时，心中不能患得患失，要专注于这一箭，而且要志在必得。”看似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其实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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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的预测，即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必死，人本身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纯属巧合。诚如《徒然草》所述：“死不是从前面迎来的，而是从后面追来的。人都知道不免一死，但不明白死亡的到来完全是意料不到的。”个人以为，只知生，不知死，这是人类的大幸。或许，上帝也不想让人因为等死而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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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所说的情况，为何跟我们的际遇相似？他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作犯罪。”本人的《微书话》比肥皂泡稍重些，但也属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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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并非天才的普通人比比皆是，故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100句常见格言和引语新解》的作者巴吉尼说：“当关键是质量而非数量时，百分之一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但玉石也是石，在下功夫雕琢时，对结果要有一个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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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禅意？难以对不懂行的人说。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强调的，似乎是自然而然状态。一次，他的儿子绍安打扫刷洗庭院，打扫完了，利休吩咐他再扫一次，直到地上连一片落叶也找不到了。利休却斥责道：“蠢货，庭院不是这样扫的。”一边说，一边步入庭中，抓住一段树干摇将起来，园内顿时洒满了红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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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值得怀念的东西，往往都是美好的，这里有一个记忆的误区。席勒称其为感伤的美学，就是指对失去的自然秩序与单纯和谐的前现代的怀念，“如同病人怀念健康的情感。”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也说：“ 当回忆青春的时候，你就被你的回忆催眠了，然后你会误以为自己愿意回到过去。其实都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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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巴尔赞在《我们应有的文化》书中说：“在艺术领域里，理论出现在原创出现之后，所起的作用通常是有害于将来的创作。……让艺术家受到‘观念’的束缚或误导。”常言说，一流的理论做预测，二流的理论下禁令，三流的理论进行事后解释。然而，一般的艺术理论无法预测什么，它只配做二三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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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有的文化》书里有不少纠正偏见的妙语。比如：当今社会“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不再是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我们撰写的文章充满术语和伪技术行话，这形成了虚假的深奥性”。“要求批评家首先搞创作，然后再批评”，好比“不是厨子也可以说，这煎鸡蛋太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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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顾问是近些年才兴起的依附名人的职业，一直以来，这一工作都带有女仆的性质。但从小受苦甚至有怨恨、欠缺同情心者，据说又无法胜任。Lady Gaga的时尚顾问弗米彻蒂就认为，他要有一段稍微激发出同情心的个人经历，太苦了不行。品位是从小富养出来的，苦大仇深的人怎么会有良好的品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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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男孩从小便跟着父亲，外出狩猎；农业社会，劳动生产有赖人口资源，需早婚早生子。进入后工业社会，成人被推迟了。如今人们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生存技艺。一个孩子6岁上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3年高中、4年大学，已经22岁。如果要读完硕士、博士，起码25岁了，不想拒绝长大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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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在画西斯廷教堂天花板时，上帝和亚当、夏娃都没有肚脐眼，这是符合教义的。上帝是万物之祖，而亚当、夏娃是人类之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在万物之祖面前，自然不是问题。而且，将无法解释的问题，归因于上帝，也是个好办法。牛顿就把行星圆周运动的第一次推动，推给了万能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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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的“契可尼效应”称，一般人对已完成了的、已有结果的事情极易忘怀，而对中断了的、未完成的、未达目标的事情总是记忆犹新。吕布之所以杀了自己的义父董卓，似乎也是“契可尼效应”给闹的。王允将貂蝉许给吕布，又把貂蝉献给董卓，吕布的欲望被中断了，故非要杀掉那个夺妻的“老贼”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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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加来道雄《超越时空》一书有两大收获，一是爱因斯坦并非凭空出世，而是有传承有借鉴；二是四维以外的空间，只是人的想象和杜撰。加来说：“由于进化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目睹更高的维数。”“狮子和老虎不会通过第四维来袭击我们。”唯有“立体派艺术拥抱了第四维”，喜欢嘲弄世人的毕加索即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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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注意到文化修养与家庭出身的关系。一个有钱没文化的家庭装修，把家弄得像五星宾馆，舒适却毫无特点。美国人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视觉文化导论》中指出：“参观博物馆几乎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专有的领地。而工人阶级对一般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的价值则几乎一致地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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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被手机打败，且全无反击之力。手机随身携带、随时可读，还有互动的功能。《新闻文化》一书作者斯图亚特•艾伦说的网络新闻优势：“可以快速从各个角度出发，对事件进行最深入细致的报道，给读者提供自主探索的途径。”在流媒体时代，有图有真相，看客当记者。记者的现场目击者身份，被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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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啼哭声是可怕的！维特根斯坦说过：“那里潜伏着……深深的愤怒，毁灭的痛苦的欲望。”维氏终身未婚，他说的话有些偏激。记得有部日本电影，场景是众人在山洞躲避空袭，警报响过后，一妇人怀中婴儿大哭不止。在巨大压力下，她含泪掐死了孩子，随后跳下山崖。在日本文化中，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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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出身显赫，曾用遗产资助过诗人特拉克尔和里尔克，但他也是一位性情苛刻的人。他的老师罗素，在没人愿意出版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时“殷勤”作序，维氏看完后怒道：“他懂个屁！”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这是一种缺德的世故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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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诗人都是有所敬畏的，即使拥有上帝的视角，也只是一阵子的幻觉。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说：“你亲手写下的文章、亲口说出的话，只能是飞絮浮尘。无意之中，没有怜悯，上帝的暗夜漫无边际。你的存在就是光明，不停流逝的光明，你是那每一个孤独的瞬息。”谁也看不到真理的全部，有的只是真理的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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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爱伦诠释的存在主义系列电影，今天看来有些落伍。在《伍迪·爱伦与哲学》书中，“人生原本就是彻底无意义的”之类的话，如今纯属常识。我们“无从得知一具骨架以前是不是有操守的人，等他‘瘦成那样’任别人怎么看他都没关系。”这是黑色幽默式的调侃。不过，面对前人的遗骸，还是敬重尊礼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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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经常有出新的效果，反之，中国人则是见怪不怪。日本人在《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一书中说：“现存唐代以后的作品不下几十万首……写到城市生活得那么少，却是出乎人的意料。”可见，城市的话题早就不待见于诗文。难怪“故乡的小河”之类的题材，写到发腻、做作的地步，还是有人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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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戴维•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书中称：“在许多文化中，一个人普遍被期望通过参与某种求爱仪式来获取与某人发生性关系的许可。”他说的是婚礼文化，与家族繁衍有关。现代避孕手段出现以后，“与某人发生性关系”，变得随意随性起来。非婚生子女的出现，更是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直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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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地吐痰，或许只是一种生活或卫生习惯，还算不上文化层面的问题。但如果加上大声喧哗、随手丢垃圾、当众抠鼻子、不掩口打呵欠、出口带脏话、便后不冲水等一系列行为，那就是文化中的恶俗了。正如英格利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中所说：“每个人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像是生活在他们自己文化水体中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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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可以随便叫吗？当然不是。对病人爱理不理，还有意开大处方、拿回扣，比“强买强卖”更恶劣。《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书称，医生是专业人员“即是冷静的疾病观察者、诊断专家，又是一名真诚致力于为病人健康服务的看护（护理）者。”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求医生角色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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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杜尚首次在纽约画廊展示小便盆——《泉》，那不是他创作的，而是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这签上杜尚大名的小便盆，绝对算不上原创艺术品，只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表达。杜尚本人却认为，艺术家和展览馆都定义和批准这个小便盆为一件艺术品，所以它肯定就是。所谓名人，有时就喜欢这么糊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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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富，艺术家都应具有精神贵族的气质。事实上，玩艺术，终归是“吃饱撑得”，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对艺术的需求是最低的。诚如《文化与日常生活》一书所述：“如果你喜欢被称为‘艺术品’的东西，并且对于置身画廊和博物馆这样的地方感到舒适，这与你的家庭背景和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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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露患有抑郁症，一是她外婆有精神病，二是《勇敢的爱》书中记载了她的厌世诗：“该死，我希望我已死，从未存在过，远离这里，远离任何地方。”该诗出自梦露洛杉矶家中1943—1962年间的文件。抑郁症是一种可怕的精神病，央视主持人崔永元也得过此病，他说，抑郁症患者把死亡当作最美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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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唢呐，天生具有狂野、张扬的品性，一旦吹响，就想让十里八村的人都听到。不是大喜，就是大悲，简单化的中国音乐表达，也要求物尽其妙。1986年5月，崔健在北京工体“让世界充满爱”现场首度演唱《一无所有》，唱到激昂处，刘元抄起唢呐对着镜头狠狠吹了一段破空而出的独奏，有劲又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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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则说，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意思相反，道理却一样。历史上，一个社会生态恶劣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从来都是无底线的恶斗。我没有经历过乱世，也只能想象它的惨烈。在能扛枪打仗的年龄，我没上过战场，倒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