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路：制度退場的影像備忘錄

二十年前，我決心去趕一次春運。那時雖然人在報社，但沒有採訪任務，只能自己托人搞了一張黃牛票，從溫州前往上海。

重要的是體驗，我就是想去承受一下時代摩擦力。

我在火車站被人潮抬了起來——不是形容，而是真實的。我180斤的身體，在候車室裡前胸貼後背地被卷進隊伍，雙腳騰空，夾在半空中，腳不點地，也無處可逃，在一股汗味裡，被懸浮著運輸到車廂門口。那一瞬間我明白了，這不是單純的交通擁擠，也不是秩序混亂，而是整個鐵路系統在極限壓力下展現出來的肌肉——不容質疑的調度力，不問感受的運轉權。

但那種高強度的動員，本身也預示崩解的來臨。春運不是榮光，而是一場失控的制度性抽搐。中國鐵路系統將所有國民流動壓縮進短短四十天，依靠極端集中調度與超負荷人員動員支撐這種壓力。

這場無法中止的動員，也最終將鐵道部耗盡至崩解邊緣。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爆發，並非終結，而是一面血色鏡子：一套高速與老舊並存的系統，終在高壓下撞向自身。兩年後，即2013年3月，鐵道部被正式撤銷，其原有人事、土地、機關、調度等權力，被劃分至交通運輸部與新成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以「政企分離」之名完成分拆改組。

這場被稱為「截腕改革」的拆解，並非由外部摧毀，而是體制自身「剪腕斷臂」式的轉身——一個封閉的「國中之國」被重新命名，慢慢退場。

儘管鐵道部早在2013年已被裁撤，但這種制度性壓力並未減輕。反而在失去整體調控後，轉為更無聲卻更強勢的「臨時動員」。十三年後的2025年春運，鐵路客運量達到超過5.1億人次，創下歷史最高紀錄。每日站台人流、黃牛票與網絡癱瘓等現象，已非偶發，而是調度力不足與資源錯置的結構性後果。

這就像是制度遺緒的回光返照——系統並沒有真的變得更好，大概是我們仍無法真正放下那種以犧牲為代價的運行邏輯吧。

但現在，我坐在書桌前翻閱武中保的《長路》。畫冊裡的站台空蕩，工區沉寂，標語斑駁。沒有旅客，沒有廣播，只剩語言還掛在牆上，像些尚未撤離的口號。那年被人潮推舉的我，彷彿也在這些空場裡落了地，成為一個掉隊的觀看者。

鐵路系統曾是中國最具整體性的制度樣本。它有自己的醫療系統、教育體系、司法與警務部門，還有配套的供應鏈。它不依賴地方，而是自成一體。鐵道單位可以印地圖、辦報紙、發制服。有獨立的公安、法院、醫院與學校。職工與家屬可以一生不出體制，從上學到退休，全由這條線上的體系包辦。

它不只是交通系統，更是一套替代性的社會模型。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獨立王國。

但這王國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它過於封閉，難以對接變化。隨著市場經濟深入與城市化加速，體制成為「改革」下的待解題。2000年起制度收縮，2010年後加速。鐵道部併入、政企分離、福利解構、鐵路大院被地產切割⋯⋯這套世界不是崩塌了，而是靜靜地退場。

這裡，敘述也稍停。

如果說前段是制度變化的背景，接下來，則是武中保的觀看開始。

他是一名在鐵路系統服務數十年的老職工。退休後愛上攝影，卻未循多數人那樣拍山水風光、家庭日常。他轉回那條奉獻半生的軌道——那個曾深陷其中、無暇觀看的世界。

帶著距離與決絕，他開始了記錄。這並非出自某種藝術理念，也不帶情懷修辭，而是一種羞澀執著的凝視。他的身份不是藝術家，而是一位曾在機構體系內工作的技術人員。當整個機器退場時，他還在原地磨磨蹭蹭。

拍照，成了他修補記憶的方式，也是在體制崩解後，重建敘事主權的試驗機會。

巧合的是，他的影像書寫幾乎與鐵道部撤場同步。歷史錯位間，意外騰出觀察與反思的空間，彷彿一種「國家不幸，詩家幸」的姿態得以降臨。

這些場景將消失，他也知自己難再發聲，所幸此刻還能去觀察，還能按快門。

翻閱畫冊時，我的目光被幾幅圖像緊緊攫住，它們不是最醒目的，卻像制度退場時遺落的幾塊磚，靜靜嵌在那裡：

文化館的大廳曾是精神文明建設的舞台，如今樓梯彎成舞台布景般的弧度，吊燈垂在半空，像一場遲遲未散的集體演出仍在候場。「上樓畫室」四字像是蒙灰的店招，已無對應的營業商家。天花板塌陷處裸露著灰塵與板材，就像記憶的頂棚也悄然坍塌，僅剩形狀。

卸貨滑道停在了碼頭邊緣。鐵道與江水之間，是一段被時間拔掉引號的沉默。幾根鐵軌斷在草叢與朽木之間，彷彿一場未完成的制度裝卸。遠處貨輪照舊駛過，而岸邊的這段線路，像是永不再接軌的語句，被人為地省略了主語。

監控室裡的設備落滿塵埃，仿皮升降椅在斜光中泛著老化的反光。鍵盤邊角發黑，沙發坐墊壓痕尚在，一如某段仍有餘溫的秩序，尚未徹底冷卻。電源線纏繞在牆角，像斷電前的慌亂，也像無人打包的神經末梢。

鐵道邊上，身穿民國服裝的遊客在拍照，背景是一節無聲的綠皮車廂，在日光中退去了使用痕跡。交通工具變成了風景素材，日常線路被置入敘事劇本。那不是懷舊，而是觀光業在一段制度遺址上完成的「裝幀」。

另一側，鐵軌筆直地撞向一堵磚牆，像城市規劃的未竟句法。磚石默然受軌，而軌道無力回頭。遠處高樓閃爍著玻璃反光，這裡卻像歷史來不及轉彎的現場，鐵道無語止步，止步為墓。

在鐵道工區背後拔地而起的，是一棟棟「高鐵經濟」幻影樓盤。曾以「鐵路旁」為賣點，如今在經濟下行中變成無人問津的爛尾樓。像無人接站的班次，晚點已久，也許永不抵達。

這些圖像，不在於聲音大小，而在於那份不願言說卻無法忘卻的持續觀看。武中保沒有標記重點，沒有說明意圖，他只是像一位尚未離職的老員工，在交班簿上一筆筆抄寫清單。他沒挑要拍哪裡，不做導覽式說明。每個站台、工區、食堂、配電房、工長室都用同樣語氣與距離記下，像例行公事的巡檢筆記。裡頭似乎沒有刻意的感懷，只是日常的默記。

與王福春、錢海峰著眼於「車上」的流動性不同，武中保的鏡頭對準「火車之外」——指揮場所、生活設施、標語牆體。他不拍車廂內的悲歡，也不拍列車外的風景，而是將鏡頭釘在已下達撤場命令、卻仍原地待命的空間裡。

這是制度退出後的狼藉現場，是語言還未斷氣的回聲帶。牆上的「安全第一」「親人盼您平安歸來」仍舊筆畫分明，像失聯的哨兵，一字一字地執勤，卻再也無人檢閱。他們原屬於召喚、指令與組織，如今與鐵欄、電線與塌椅一同銹蝕。

《長路》裡出現的人不多，我卻在每一處想像出他們隱藏起來的樣子——有人坐在食堂門口抽煙，有人站窗邊望空軌，有人掃一地落葉，他們也許不是職工，也不是訪客。他們只是被制度遺忘的身體，尚未接到撤離命令——一如沉積在人身上的記憶，緩慢、無聲地延遲退場。

我們常說制度崩解來自命令與政策，但《長路》提醒我們，制度真正的消失，是從「沒人再通知你上班」那天開始的。你仍會醒來，走進班組門口。但門已上鎖，工位已空。你只能坐下來，繼續過這一天。

這讓我想起一個與我擦肩而過的制度現場——2011年7月23日，D3115次動車事故。我原可能在那班車上，只因前一程返杭航班延誤，錯過那趟，也錯過死亡。從那天起我明白：不是所有鐵軌都能送你抵達。有些鐵軌只是制度運行中一段未曾回應的沈默。

《長路》讓我再次進入這沈默。它不是一紙懷舊圖鑑，不是藝術風格的展示，也不是誰的控訴或悲情追憶。

它只是低聲、持久地凝視。凝視制度與語言的撤場現場。

它不引導情緒，也不提供敘事。它只是擱在那裡——像一份無人簽收的檔案，一頁頁地顯示：這裡曾經運轉過，曾有秩序，曾調度過上千萬次春運、運兵與遷徙。而現在，只剩無聲的標語與尚未離場的身體。

那些人還在等待，那些口號還在值勤。沒有誰來通知他們離場，也沒有誰來接班。

影像只是在那裡，如同一份尚未封存的紀錄：顯影著一個制度運行過的現場，一場已經完成卻尚未註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