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耶克〈致命的自負〉的反思

海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以一種強烈的歷史演化論姿態，批判社會主義是對文明制度秩序的破壞與誤解。他堅信自由市場、財產制度與法治秩序是人類歷史千百年演化而來的成果，非理性所能設計，不可輕舉妄動地被理性主義的幻想（尤其是社會主義）所取代。但這種看似謙卑的「反建構主義」，實則隱含著強烈的歷史結果論偏見，忽略了歷史並非僅是演化適應的優勝劣敗，也可能是偶然、暴力與壟斷所造就。

所謂演化秩序，在海耶克的框架中似乎具有不可挑戰的正當性，因為它是千萬人試誤過程的累積。可是這種歷史主義若不區分「事實」與「價值」，就可能陷入「以成敗論英雄」的思維，即凡是現存的制度都是好的，因為它「演化存活」下來，而那些未能成功建立體系的理想，則被視為理性自負的幻想，甚至道德錯誤。但若反過來設想，某種社會主義制度（例如更公平的分配機制）能長期穩定地存在，它同樣也會被納入「自發秩序」的解釋之中。這樣演化論就不再具備真正的解釋力，而只是對現存體制的背書形式。

海耶克在書中將仁愛、平等、共享等價值貶抑為「小團體」的道德——適合家庭、部落與朋友間的關係，但不適用於現代社會的宏觀秩序。這種劃分本是就是一種錯誤，文明若無法容納仁愛與平等的價值，便只能剩下以計算、競爭、合約為基礎的制度殼架。這種殼架或許能支撐財富的累積與市場效率，卻無法回應公共領域中的脆弱者，也難以提供對社會連帶責任的倫理感召。事實上，歷史上的許多制度性改革（廢奴、女權、公共教育、勞工保障等）正是仁愛與平等價值進入制度後的表現，而非原始道德的殘餘。

海耶克認為，自由制度自然激勵誠信、責任、節制等「現代道德」，但這其實是一種理想化的自由市場神話。市場競爭並不自動導致誠信，它更容易鼓勵效率、投機與逐利。責任與誠信之所以得以維繫，靠的從來不是市場，而是制度背後的倫理文化與社會規範，而這些規範背後的價值，往往正是海耶克排除的仁愛與平等。例如對弱勢者的照顧、對不平等的矯正、對機會公平的維護，這些並非自發競爭的產物，而是集體價值的主動干預。

《致命的自負》將社會主義與蘇聯式共產極權相連結，將後者的悲劇作為對前者的否定。但這種以極端表現來否定整體理念的方式，實在是以偏蓋全，共產主義政權之所以墮落，正是因為它背離了仁愛與平等本身的倫理精神，現代社會民主制度（如北歐模式）反而是在保障自由的同時，透過再分配、公共保障與社會權利等方式實踐了仁愛與平等，這些制度之所以穩定，並非對秩序的破壞，而是增強了自由制度的倫理基礎。

海耶克認為個體在市場中的自利行為會因價格機制的調節而自發地產生秩序，這種假設在經濟層面或許成立，但在倫理與政治層面則過於簡化。除了出於自我利益，自由也應帶有一種道德責任感，當我們將自由簡化為自利選擇、將市場秩序等同於文明頂峰，實際上就是把人類行為的多樣性抹除。這樣的自由，其實是一種技術性的自由，而非倫理性的自由。

海耶克對社會主義的警告或許在極權主義橫行的時代具有重要意義，但他對仁愛與平等價值的邊緣化，對市場邏輯的過度神聖化，則讓我們無法從他那裡獲得一種能夠解決當代社會困境的合理藍圖。真正成熟的自由社會，不是排斥仁愛與平等的社會，而是能將這些價值制度化地納入分配、教育、公共服務與政策正義中的社會。自由若無價值基礎，最終只會成為權力與資本的代名詞，而那，正是人們真正恐懼的「致命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