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annot Breathe II：当窒息感走上街头

前几天看到法国大规模示威的新闻，一名参加抗议的公务员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却没有跟上，每个月到了月底，几乎什么都剩不下来。他四十多岁，住在法国中部的小城盖雷，曾经参加过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八年过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最后，他说了一句：“On n’en peut plus, on étouffe.” 我们受够了，快要窒息了。

《We Cannot Breathe：两个世界的窒息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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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停下来读完这篇报道的，并不是法国又有多少人走上街头。法国人对于抗议并不陌生，从燃油税到退休制度改革，街头似乎一直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句“我们快要窒息了”。去年在突尼斯南部旅行时，一对来自里昂的法国情侣也曾对我说过几乎相同的话：“We cannot breathe.” 我后来把那次相遇写成了一篇文章，讨论法国与中国不同制度下的生活压力。没想到一年之后，又在法国本土的新闻里读到了相似的表达。

我仍然记得那对情侣在旅行时的样子。他们有工作，能够出国度假，在沙漠营地喝酒、跳舞，和刚刚认识的陌生人聊天，看起来轻松而快乐。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收入，只是从当时的接触判断，他们应该属于生活相对稳定的工薪阶层。至少在一个外来旅行者眼中，他们身上有着一种颇令人羡慕的松弛感。可当话题转到法国的日常生活，女孩却开始认真地向我解释税收、社会保险，以及工资扣除各种费用之后，真正能够留给自己的钱。她的英语不算流利，说到最后，索性用了那句简单的“We cannot breathe”。

当时我觉得有些矛盾。一个能够在遥远的北非享受假期的人，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形容得如此艰难？现在想来，也许是我把旅行中看到的状态，当成了他们全部的生活。法国人有相对充足的休假，也习惯于把休闲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回到日常之后，便不再需要为收入、住房和未来的保障操心。我们在旅行时遇见一个人，看到的往往只是他暂时离开工作和责任之后的样子。至于假期结束以后，他需要面对什么，外人其实很难知道。

女孩当时告诉我，他们差不多有一半的收入，都交给了税收和社会保障。我没有要求他们拿出工资单，也无法确定她是否把个人缴费、雇主承担的社保以及其他税费算在了一起。后来查阅经合组织的数据，2025年法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单身无子女雇员，个人所得税和雇员社保合计约占税前工资的28%；收入达到平均工资的167%时，这一比例约为33.8%。这当然不是所有法国中产的统一税率，更不等于工资直接被扣去一半，但对于一个靠固定薪水生活的人而言，每个月尚未支付房租、食品和交通，就已经失去税前收入的三成左右，确实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支出。

然而，单纯把这种压力归咎于高税负，又很难解释法国社会的另一面。法国人所享有的公共医疗、养老金、失业保障和家庭补助，正是由庞大的税收和社会缴费体系支撑的。一个人在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时候，或许很难直接感受到自己缴纳的每一笔费用带来了什么；但当他失业、生病或者退休时，这些保障又可能成为维持生活的重要依靠。高福利与高缴费并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问题，它们本来就是同一套制度的两面。

这也是我后来重新理解那对情侣的地方。他们未必想要放弃法国的社会保障，也不一定真的希望生活在一个税率更低、公共服务却需要更多自费的国家。他们所抱怨的，可能是另一回事：自己一直在工作，也一直履行着缴费的义务，可收入增长似乎越来越难转化为生活的改善。福利能够降低未来的风险，却无法保证一个人今天就拥有足够宽裕的可支配收入。尤其当住房和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原本可以接受的付出，也可能开始让人觉得沉重。

这种不满并不一定会变成政治行动。更多时候，它只是朋友之间的抱怨、家庭里的争执，或者像我在突尼斯遇到的那样，发生在两个旅行者之间的一次闲聊。但当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生活似乎没有随着努力而改善，原本分散在私人空间里的情绪，也可能逐渐汇集起来。

10月17日，法国全国出现大规模示威。内政部门估计约55万人参加，组织者则称有80万人。走上街头的有黄背心运动的支持者、工会成员、学生，也有对公共服务和生活成本感到不满的其他群体。那名叫Franck的公务员并不是第一次参加抗议。八年前，他曾为类似的经济问题走上街头；八年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每个月赚来的钱不够维持理想中的生活。而在巴黎，一名年轻学生面对记者时，谈到的却是没有收入、完成学业之后的前途，以及她眼中政府没有回应的社会问题。

这些人出现在同一场示威中，并不意味着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困境。一个中年公务员担心购买力，一个学生担心就业与教育，退休者与年轻人对公共财政的期待也可能完全不同。所谓的社会愤怒，往往不是某一个群体突然失去了耐心，而是不同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都发现自己对未来的预期正在变得不确定。法国这次示威的规模，或许正反映了这种不满能够跨越年龄、职业和收入阶层，暂时把一些原本并不站在一起的人带到街头。

但随后的暴力和抢劫，让事情很快偏离了最初关于生活成本的讨论。法国多个城市出现商铺被洗劫、公共建筑遭到破坏的情况。媒体镜头里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的人，以及趁乱抢劫商店的人，开始被放进同一组新闻画面。对工资和物价的不满是一回事，破坏公共设施、抢走别人的财产则是另一回事。可在社交媒体上，这些区别往往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急于判断：究竟是什么人在制造这样的混乱？

我看到不少讨论将骚乱直接归咎于移民，尤其是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群体。还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讽刺帖文，说这次骚乱中，清真寺、卖猪肉的商店和书店都没有被抢。这样的段子传播得很快，因为它不需要解释太多，就能让读者对参与者的身份产生某种想象。但后来法国媒体核查发现，所谓书店在骚乱中安然无恙的流传影像来自AI生成的视频，而现实中确实有书店遭到破坏。至于骚乱者是否有意识地避开特定宗教场所或商铺，目前也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支持这种概括。

司法统计所呈现的情况同样复杂。根据法国司法部公布的初步资料，在10月18日至21日因相关暴力事件被监禁的186人中，约70%拥有法国国籍，绝大多数出生于法国。这组数字并不能代表全部示威者，甚至不能完整反映所有参与暴力的人，更无法告诉我们他们的族裔或宗教背景。法国籍、移民以及移民后代，原本就不是可以简单互相替代的身份。一个父母来自阿尔及利亚、自己却出生在法国的年轻人，可能从小接受法国教育，讲着法语，拥有法国护照。他当然可以拥有北非的家庭文化背景，但他同时也是法国社会的一部分。

不过，我觉得这些未经证实的段子之所以能够迅速流传，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喜欢看热闹。它们背后还有法国社会早已存在的移民争论。法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移民人口约为797万，占总人口的11.6%。在同年8月的Ipsos调查中，移民流动、税收、通货膨胀、贫困与不平等，都出现在法国人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中。当越来越多人对收入和公共服务感到不满，移民问题也容易被带入关于国家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分配的争论。

这其中有一种并不难理解的心理。一个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法国雇员，每个月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却未必符合住房补贴或其他收入审查型救助的领取条件。当他觉得自己的工资越来越不够花，又在新闻中看到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新移民或者其他需要援助的人提供公共资源时，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一直在付出，却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照顾？

这种疑问不一定来自对移民的敌意。它最初可能只是对税负、公共服务效率或收入分配的不满，但如果政治讨论不断把问题解释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原本针对政府的抱怨，也可能逐渐转向其他社会成员。为什么国家不先帮助本国人？为什么一些没有缴纳同样多税费的人，也能够获得公共援助？这些问题一旦与国籍、宗教和文化身份联系起来，就不再只是财政预算应该怎样安排那么简单了。

但福利国家从来不是按照个人缴纳多少税，再原封不动地返还给个人的制度。孩子还没有开始工作，却需要教育；退休者不再缴纳同样多的劳动税费，却需要养老金和医疗服务；一个失业的人，也不可能等到重新就业以后，才被允许获得帮助。社会保障的意义，恰恰在于不同的人并不总是在同一时间付出和受益。今天有稳定收入的人，可能在未来某个阶段成为需要支持的人。

移民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归纳为领取福利。法国的移民中，有人为寻找工作而来，有人因为家庭团聚而定居，也有人因战争或迫害寻求庇护。他们获得公共援助的资格并不相同，许多人同样工作、缴纳税费，甚至早已取得法国国籍。把这些差异全部抹去，再去计算所谓法国人与移民之间谁占了便宜，最终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答案。与此同时，移民增加所带来的住房、学校、医疗和社会融合压力，也是真实需要政府处理的问题。忽略这些压力，与将一切问题归咎于移民，其实都无法解释法国今天的处境。

也正是在这里，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抗议，可能逐渐演变成有关社会公平与国家归属的政治争论。对于缴纳较多税费的工薪阶层而言，问题可能是自己承担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对于收入较低的劳动者而言，问题可能是为什么工作仍然无法让生活稳定；而对一些在法国长大的移民后代来说，即使他们拥有法国国籍，是否能够得到平等的就业机会、社会尊重与身份认同，仍然可能是另外一种困扰。

这些问题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个人因为税负而不满，不代表他必然反对移民；一个移民家庭面临困难，也不意味着它与其他法国劳动者站在对立面。但当经济增长不足以让不同群体都明显感受到生活改善时，人们对公平的判断往往会发生变化。原本可以共同承担的社会成本，开始被反复追问究竟由谁支付；原本属于公共制度的保障，也开始被讨论应该优先提供给哪些人。不同群体都希望国家看到自己的困境，却未必能够理解对方为什么同样感到不公平。

我想起去年在突尼斯遇到的那对情侣。他们当时并没有向我抱怨北非移民，更没有谈论穆斯林或者法国的族群冲突。他们说的是税收、社会保险，以及每个月剩下的钱。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法国今天的骚乱，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认同那些把经济问题归咎于移民的政治主张。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沉重税负，在真实工资单上究竟是什么比例。

但有一点让我觉得耐人寻味：他们是在北非旅行时，向一个来自中国的陌生人诉说法国的生活压力。而一年之后，法国街头聚集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用几乎同样的语言表达不满。

在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里，人们原本就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得到与自己付出完全相等的回报。维持这样的制度，除了公共财政，还需要人们愿意接受：自己今天承担的一部分成本，可能正在帮助另外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只是当生活越来越紧张，这种原本抽象的社会共识，也会不断受到个人经验的检验。一个人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需要帮助别人，却依然会在月底看着自己的银行余额，怀疑为什么偏偏没有人能够让他的生活轻松一点。

我不知道那对来自里昂的情侣现在过得怎么样。或许他们的工作和收入都没有什么变化，或许他们仍然会在假期里去另一个国家，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

那天在突尼斯，我们的谈话并没有持续很久。女孩努力寻找着合适的英文词语，想让我明白她为什么觉得法国的生活如此沉重。最后，她说：“We cannot breathe.”

一年后，我在法国街头的新闻中，又读到了那句话。

只是这一次，说话的人不再坐在沙漠的篝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