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地獄的難題》一隻袖珍腦的巨大美國龍何時才能伸張正義？

推薦序
一隻袖珍腦的巨大美國龍何時才能伸張正義？

邱師儀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外交史家肯楠（George F. Kennan）認為美國是隻坐在沼澤裡反應遲鈍的大恐龍，她的腦袋只有針尖大小，幾乎要砍斷她的尾巴才會讓她感覺到利益受損，但這隻大恐龍一旦被激怒發狂起來，不只會摧毀對手，連自己的棲地都會被牽連。歷史上跟這隻恐龍沒利害關係的種族滅絕事件，美國總統、國務卿與國防部長就會一次又一次的聳聳肩，不是無動於衷就是反應過慢。美國的麻木不仁有時候比加害者還更影響深遠，盧安達大屠殺時期駐地的聯合國將軍、加拿大裔的達萊爾，他窮盡一切力氣希望美國人道救援，最後只換來一場空。他踩在圖西族人屍堆上結束任務，回到加拿大罹患重度憂鬱症，幾次都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些種族滅絕事件包括鄂圖曼土耳其殘殺一百萬名亞美尼亞人；赤柬波布殺害回教徒、僧侶與少數族群約兩百萬人；伊拉克海珊謀害庫德族人介於七到十萬；盧安達胡圖族殺害圖西族與溫和派胡圖族八十萬；賽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殺害波士尼亞穆斯林，此外還在斯雷布雷尼察與科索沃發動大屠殺，從一九九二年初以來，有超過二十萬人身亡，每兩人中就有一人流離失所。

閱讀此書是一個很虐心的歷程，當中有許多加害者殘虐的細節描述，包括性侵婦女、殺害幼童甚至食人。這一切也許不是要對讀者進行「恐怖行銷」，但要提醒身處安全之域的讀者，任何一場種族滅絕後所透露出來的數字，都是數千數萬倖存母親與孤兒的絕望眼神。就像一九九五年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女子因絕望而自縊，讓當時的高爾副總統與時任參議員、後來的總統拜登發出怒吼，甚至引發國務院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公務員辭職潮，作為最後的抗議。這個強大的美國為什麼不做些什麼？

美國從開國元勳華盛頓以降，就勸告美國人不要多管閒事，國內的個人主義不是轉化為對外的孤立主義，不然就是不介入主義。美國的不介入、不譴責和不參與幾乎是美國政府的DNA，袖手旁觀的原因為何？

鮑爾提到有幾項：包括美國政府不知情；美國政府已經夠忙碌無法再做更多，與做了也無效；然後最重要的是美國總統沒有意願介入。一直以來，歷任總統都不想涉入與狹義美國利益關係不大的種族滅絕，但同時總統也害怕背上種族滅絕幫兇的汙名，所以柯林頓終於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後，下定決心要領導北約積極介入南斯拉夫。美國的介入是否真的有效？

鮑爾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美國介入，海珊不再使用毒氣對付庫德人；盧安達一間飯店因為美國外交官的幾通電話，讓胡圖民兵不敢攻擊飯店裡的圖西族居民；美國領銜北約轟炸波士尼亞，讓三年半的戰爭落幕。美國介入當然有效，只是美國政府害怕美軍的傷亡，與後面所衍生出來的政治責任。

但美軍如果選擇介入，只要不讓自己落得像越戰一樣打爛仗，介入後「支持介入」的美國民意也會激增為多數，從珍珠港事變、進攻巴拿馬到老布希對伊拉克開戰都一樣。民意的支持是每任總統決定美軍可以介入的必要條件之一。至於介入方式，則是能空襲則空襲，並且避免派遣地面部隊與扶植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然而，美國也常常選錯邊，為了便宜行事而選擇與獨裁者站在一起，包括支持腐敗的柬埔寨龍諾政權，美國只在乎龍諾是個堅定的反共人士。在那個年代，許多暗黑外交都與尼克森和季辛吉有關，道德高位從來不是他們的考量。美國支持的龍諾政權對抗的，是後來施行種族滅絕的赤柬，包括化名為波布的赤柬領袖。

作為美國敵人的赤柬，竟然在一九七八年赤柬與越共的戰爭中，成為了美國的友人。美國這樣做只是為了拉近與支持赤柬的中共的關係，並且一同對抗曾讓美軍吞下敗仗的越共與支持越共的蘇聯。於此背景之下，一九七九年與美國斷交的中華民國遂成了犧牲品。極度弔詭的是，在越共入侵赤柬後，解救赤柬種族滅絕犯行下倖存百姓的，不是美國，反而是越共，美國成了名副其實的幫兇。

鮑爾還提到，美國喜歡以打上一場戰爭的思維處理下一場戰爭，越戰後美國對於東南亞的種族滅絕事件不聽不看；又柯林頓政府下的特種部隊在索馬利亞的傷亡，也讓美軍遲遲不願意介入隨後發生的盧安達大屠殺。

信奉現實主義者的人，可能會認為本書所描繪的聯合國與國際法毫無用武之地。在一開始就連美國總統與參眾議員都擔憂《種族滅絕公約》會讓美國南方蓄奴主成為被告而拒絕接受。國際法是需要轉化為國內法才具有執行效力，即使美國後來願意簽署，也還是加上「保留」的附帶條件，也就是一條單項「選擇退出」的條款。

從許多意義來看，萊姆金所創造的「種族滅絕罪」，無法讓種族滅絕的加害者直接受到懲罰。把這些加害者繩之以法的，仍舊是美國直接或間接的干預。因為美國領導北約對於塞爾維亞的空襲，最後導致米洛賽維奇的失勢，並因此而被捕與被審判。

此外，盧安達與柬埔寨懲治種族滅絕罪犯，都想要在自己的國家進行並用自己的方式為之，例如盧安達希望處死罪犯，但聯合國特設法院禁止死刑。柬埔寨甚至有包庇被告的情事發生，聯合國能置喙的空間受限。這些都是政治現實，種族滅絕罪只是提供一個名義上的道德框架來催化懲治行動。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或ICC）在二○○二年成立運作後，沒有各成員國對於《羅馬規約》的簽署，就無法管轄加害者藏匿的國家。換言之，ICC缺乏普遍的領土管轄權，書中也提到很多在ICC之下還逍遙法外的種族滅絕罪犯。

反觀今日，美國政府對於種族滅絕犯行是否更願意挺身行動了？美國民眾是否更願意支持美軍的人道救援？從二○一一年敘利亞內戰流離失所的難民、二○一七年羅興亞人遭緬甸軍隊鎮壓、二○二二年俄烏戰爭與二○二三年爆發的以哈戰爭。

在拜登總統與國務卿布林肯主政之下，美國似乎更願意以「種族滅絕罪」追究，ICC也在二○二三年三月對俄羅斯總統普丁發布通緝。雖然美國依舊小心翼翼不願意在烏俄戰場直接參戰，但援烏行動仍在持續當中，但這不是沒有代價，所謂的「烏克蘭倦怠」已在美國保守派之間蔓延開來，神似當年對於越戰的不耐。「軍援而不派兵」可能會是這個時代美國對於盟國的援救方式，「天助自助」卻是美國盟友包括臺灣應該要有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