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不上海」的書展，和這座城市三十年的買書方式

從福州路、季風、大眾書局到蔦屋：當買書愈來愈方便，我們為什麼還需要一個地方，讓自己偶然遇見一本書？

2026年的上海書展，又一次擠滿了人。

上海展覽中心與上海書城兩個主場，一週接待超過42.2萬人次，約380家出版機構帶來18萬種圖書；圖書銷售碼洋達7220.5萬元，同比增長11.5%。更值得注意的是，39歲以下讀者佔93.03%，外省市讀者佔43%。如果只看這些數字，很難得出「現在沒有人讀書了」這個結論。

但今年最早在網路上引起討論的，偏偏不是哪一本書。

而是上海書展的外觀。

前些年上海展覽中心外牆掛滿各家出版社五顏六色的廣告，被不少人嫌棄太亂；今年主辦方顯然注意到了這些意見，把廣告板的背景色做了統一，結果又有人覺得一排藍底白字像「路牌」。書展閉幕之後，上海媒體甚至把「主會場視覺審美能不能再提高」列進了讀者對下一屆書展的問題。

一場書展，為什麼會讓上海人如此在意它好不好看？

我原本也只是想從這裡聊幾句。後來卻覺得，比起上海書展究竟醜不醜，另一個問題反而更有意思：

上海人這幾十年，是怎麼買書，又是怎麼從「買書」慢慢變成「逛書店」的？

從福州路開始：書店首先是有書的地方

爺爺年輕的時候，如果想在上海買一本書，福州路幾乎是一個不需要特別解釋的答案。

知道書名，就沿著街一家一家找；不知道具體要買什麼，也可以進書店慢慢翻。那時候書店最大的價值非常直接：它有書，而且讓你找到書。

這種體驗今天反而有點難理解。

我們現在打開手機，只要知道作者或者書名，幾十秒就能找到商品頁，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能送到家。但在搜索還沒有取代書架以前，人和一本陌生書相遇，經常就是因為它恰好放在另一冊書旁邊。

你本來是去買甲，最後卻帶走了乙。

沒有演算法，也沒有「猜你喜歡」。

只是逛到了。

這也是福州路在上海城市記憶裡很特殊的地方。它首先不是一個供人拍照和體驗的「文化空間」，而是一條真正用來找書、買書的街。

到了1990年代以後，情況開始改變。

季風：一家書店開始有自己的判斷

1997年，季風書園在上海出現。

季風最特別的地方，未必是藏書數量，也不是裝修。真正使它與普通書店區分開來的，是它逐漸形成了一種非常明確的選書人格。

人文、社科、歷史、思想類圖書構成了它很重要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的是，它不滿足於把書擺在架子上。

季風辦講座、論壇、讀書會，也放映紀錄片。根據季風自己保存的資料，僅在上海營運的最後五年，季風人文講壇就舉辦了800多場線下活動。它對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清楚：不只是書店，而是一個公共的知識交流空間。

於是，兒子那一代人去季風，目的可能已經不是「今天一定要買某一本書」。

他可能只是知道晚上有一場講座，下班以後坐地鐵過去；講座開始以前在書架間晃一圈，聽完再和旁邊的人聊幾句，最後離開時，手上多了一本原本不知道存在的書。

書店在這裡多了一項新的功能：

它不只是提供書，也開始提供判斷。

「這裡有一本書」變成了「這一本，我認為值得你看看」。

季風後來的消失，也因此比普通商店關門複雜得多。它當然經歷了所有實體書店共同面對的租金、網購與經營壓力，但最後一家上海門店在2018年關閉，不能只以商業因素解釋。店主余淼及後來的國際媒體報道，都把書店作為公共討論空間所受到的政治壓力，視為它無法繼續經營的重要背景。2024年9月，季風在華盛頓重新開業，講座、讀書會等活動也隨之恢復。

這段歷史很值得記住。

因為它提醒我們，一家書店真正重要的部分，有時候未必是書架，而是書架之間允許發生什麼樣的談話。

大眾書局：當書店開始出售「停留」

季風在回答「什麼值得讀」，同一時期，福州路上的大眾書局面對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既然網路上什麼書都能買，我為什麼還要特地來書店？

2005年，大眾書局進入福州路；2012年重新改造後，成為當時上海頗有話題性的24小時書店。

免費Wi-Fi、咖啡吧、創意產品、文化沙龍，店內加入石庫門、《良友》畫報等老上海元素，甚至設置「職業選書師」，按照讀者興趣提供閱讀建議。當年的報道已經非常明確地把這些改造與「文化體驗」聯繫在一起。

如果放回2012年來看，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因為到了那時，實體書店已經不可能只靠「我這裡有書」來證明自己的必要性。電商的搜索效率、價格與配送，都比傳統書店更有優勢。

所以大眾書局開始出售另一樣東西：

時間。

晚上十一點還可以來，坐下翻書，喝杯咖啡，參加一場活動。本來只想待半小時，一抬頭可能已經過了兩個鐘頭。

書店從一個買完就走的零售場所，慢慢變成了一個可以留在裡面的城市空間。

2017年底，大眾書局福州路店因租約到期關閉。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報道顯示，這家24小時書店並非因持續虧損而退出：通過咖啡、空間出租以及夜間活動，它在六年的24小時營運期裡基本維持收支平衡。

換句話說，大眾書局不是簡單地證明了「新式書店也救不了實體書」。

恰恰相反。

它證明的是：上海的傳統書店很早就已經知道，光有書，已經不夠。

蔦屋：書店開始出售一種生活

再往後，輪到孫女這一代。

2020年12月，上海第一家蔦屋書店在上生·新所開業。

它所在的是1924年建成的哥倫比亞鄉村俱樂部，一棟本身就足以成為目的地的歷史建築。約2000平方米的空間裡，書籍與藝術、設計、咖啡、商品和活動被放在同一套空間敘事中。

蔦屋對自己的定位毫不含糊：它不是單純賣書，而是提供「生活方式提案」。

所以今天一個年輕人去蔦屋，完全可能先看看建築，坐下喝點東西，再去看一個小展覽，最後才順手翻幾本書。

甚至一本都沒買。

這並不說明它失去了書店的功能，而是書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改變。

季風的核心是選擇和討論；大眾書局開始讓人願意停留；到了蔦屋，閱讀本身被嵌進了一種更完整的都市生活想像。

而上海似乎尤其擅長這件事。

新天地如此，今天被稱為「梧桐區」的城市空間也是如此：舊建築、歷史記憶、現代商業與新的消費審美，被重新組合成一種可以被體驗的「上海生活」。

所以當我們再走回上海書展時，那種反差才格外明顯。

上海最「不上海」的文化空間

今天如果一家三代一起走進上海展覽中心，孫女大概很容易產生一個疑問：

上海已經這麼會做文化空間了，為什麼上海書展看起來還是如此「老派」？

答案其實藏在這座建築和中國出版業各自的歷史裡。

上海展覽中心原名中蘇友好大廈。1954年開工，1955年落成，最初就是為了舉辦「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換句話說，它從誕生開始，就是一個把不同領域的成果集中組織、再展示給公眾看的地方。

而上海人集體到這裡買書，也不是2004年上海書展出現後才發生。

1981年，上海展覽館已經舉辦過當時規模極大的「上海書市」，大量讀者蜂擁而至，不少書籍很快售罄。1987年又出現面向出版業內部的「滬版圖書訂貨會」，2002年改為上海圖書交易會。到了2004年，原先偏行業交易的展會與面向市民的書市傳統逐漸合流，今天意義上的上海書展正式出現。第一屆六天便吸引20萬人次。

所以今天的上海書展，身上其實同時疊著兩種東西：

一種是出版業展示自己的傳統，一種是上海市民集體買書的傳統。

中國出版社本身的組織方式，又讓這種「展示感」更加明顯。

1950年，中央出版總署在推動出版與發行分工時，就明確提出出版專業化，要求公營出版社首先按照性質與讀者對象形成專業分工，並陸續建立人民、教育、科技、地圖、辭書等不同類型的出版社。今天我們看到「人民」「教育」「古籍」「少兒」「譯文」這些出版社名稱，仍然可以看見那套制度在機構譜系上留下的痕跡。

這當然不意味著今天的中國出版社仍按計劃經濟方式經營。它們早已要面對市場、暢銷書、品牌、IP與消費者。

但到了書展，出版社依然是最基本的展示單位。

這與蔦屋完全不同。

蔦屋可以從一個讀者的生活方式出發，再決定哪些書、哪些商品、什麼燈光和什麼咖啡應該放在一起；書展卻首先要容納幾百家不同出版社與出版集團。

它不是一個人的策展。

它是很多機構同時說：「我也在這裡。」

所以現代書店往往依靠選擇做減法，而書展的組織方式天然傾向做加法。

今年那一排被嫌棄的藍色廣告牌，某種程度上倒成了一個很準確的隱喻：顏色可以統一，但每一家機構仍然需要留下自己的名字。

但最「不上海」的地方，偏偏很好買書

有意思的是，事情到這裡突然反了過來。

那個看上去最不像今天上海現代商業空間的書展，可能反而是今天最適合真正「買書」的地方之一。

一家書店不論多大，都必須選書。

季風因為有自己的文化判斷，所以必須選；蔦屋需要維持完整的品牌和生活方式，所以更不可能把所有出版物塞進有限的空間。

但書展使用的是一個有點笨、有點老派的方法：

讓出版社自己把大量書帶過來。

於是，一些平常沒有機會進入商業書店最佳位置的圖書，也可能突然出現在讀者面前。

這件事最大的價值，不只是「品種多」。

而是偶然。

網路搜索的效率極高，但搜索有一個前提：你至少要大致知道自己在找什麼。

演算法的效率同樣很高，可它越了解你，就越傾向把「你大概會喜歡」的東西送到你面前。

書店和書展最迷人的時刻卻常常相反。

你原本什麼都沒有找。

只是在走。

然後看到一本書，拿起來，翻了幾頁。

第一次知道：

原來世界上還有人在寫這個。

這也許正是今年42萬多人依然願意走進上海書展的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電商買不到書。

而是因為**「買得到」和「遇得到」，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

我們需要別人選書，但不需要別人替我們消滅選擇

因此，我並不想替書店和書展分出高下。

它們或許正是現代上海的兩面。

一邊是被市場重新塑造的文化空間。它們愈來愈懂得人的趣味、審美和停留方式，也知道如何讓一本書進入一個人的生活。

另一邊是看上去有點笨重的書展。它仍然保留著出版社、展位、出版集團集中展示的老骨架，但也因此保留了某種「把很多東西都攤給你看」的可能。

季風值得尊重，大眾書局當年的嘗試值得記住，我也喜歡蔦屋這樣漂亮而舒適的空間。至於那個常常被上海人嫌棄不夠好看的上海書展，我同樣願意給它一份尊重。

因為它們至少仍然願意為書留下一個位置。

真正複雜的問題，其實在更前面。

一本書首先要能夠成為一本書。

中國現行《出版管理條例》仍要求圖書出版社提交年度出版計畫；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選題，需要在出版前履行備案程序，未完成相應備案的出版物不得出版。也就是說，在一本書進入書店或書展以前，制度上的選擇早已開始。

這也是為什麼季風的故事不能完全從文章裡拿掉。

書店可以選書，編輯可以選書，評論家可以推薦，讀者朋友可以告訴我「這一本你一定要看」，甚至今天的演算法和AI也會替我們整理書單。

這些選擇，我並不反對。

一個人一生根本讀不完世界上所有的書。我們需要好的編輯，需要好的書店，也需要值得信任的推薦者。

但「我替你推薦一本書」和「我替你決定另一本書不應該被你看到」，並不是同一件事。

這裡應該有一條界線。

一本書可以是錯的，可以讓人憤怒，可以包含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觀點。我們可以批評它、反駁它，可以寫文章指出它的荒謬，最理想的甚至是再寫一本更好的書去回答它。

但我始終相信：

對一本你不喜歡的書，最好的回答應該是另一本書，而不是一把火。

因為一本書值得存在，不是因為它一定正確。

而是讀者應該有機會先看到它，再自己決定它是不是正確。

書還在，選擇也還在

所以明年的上海書展會不會變漂亮，我還是會好奇。

那幾塊廣告牌如果能設計得更好，當然沒有什麼不好。

但繞了一圈之後，我反而覺得這不是最值得在意的部分。

讓我們再回到那一家三代人。

爺爺在找他想看的書，父親可能在某個不起眼的出版社展位前發現一本自己從沒聽說過的作品，孫女也許仍然覺得蔦屋舒服得多。

他們完全可以互相嫌棄對方的口味。

這沒有關係。

真正重要的是，他們仍然能夠站在書架或者展桌前，伸手拿起不同的書。

我們從來不必讀同一本書。

甚至不必相信同一種答案。

只要那本書還在。

只要最後伸手選擇的人，仍然是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就已經是一座城市能夠給讀者很珍貴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