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辭

今天的人談「仁」，往往先想到溫和、善良與替人著想；但若只如此理解，孔子那句「殺身成仁」便很難成立。這篇文章試著把「仁」放回春秋末年的秩序崩解之中重新理解：它不是單純的善意，而是一種在人心、禮制與信任都開始鬆動時，仍不肯放棄的內在尺度。也因此，「成仁」關心的不是犧牲本身，而是人在失序世界中，如何維持其為人的底線。

儒家常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因此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等待圣王”的思想。但圣王是否真的等同于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本文试着从“哲人王”“圣王”与“君子”三个概念出发，厘清儒家的真正问题：它看似仰望圣王，实则并不把全部希望押在完人的出现，而更在意当圣王不可得时，秩序如何仍不失其德性方向。

冷戰結束後，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的判斷，認為自由民主已成為最終的制度形態。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世界並未更穩定，反而出現民粹回潮、強人政治、程序失信與公共理性的疲弱。這篇文章想追問的，不只是福山是否錯了，而是：當自由民主仍無真正替代者，卻愈來愈不再被人熱愛時，我們眼前看到的，究竟是歷史的倒轉，還是人性對秩序、認同與效…

常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便不是战争为什么发生，而是：发动战争的人，究竟是在放弃政治，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政治？从「上兵伐谋」到现代战争逻辑，问题也许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人何时会相信，战争比政治更有效。

今天說一個人「很君子」，往往是在誇他溫和、得體、不冒犯人。但在古代，「君子」遠不止於此。它不是一句溫和的好評，而是一種完整的人格理想：修身、自持、知義、擔當。本文試着從古今語義的變化出發，談一談「君子」這個詞如何從自我要求，慢慢變成一種社交評價，以及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什麼。

《破弦錄》的寫作，常讓我反覆思考一個問題：春秋與戰國之間，真正的差別究竟在哪裡？有人說是強弱之勢的更替，也有人說是制度的變遷。但或許更深的一條線，是政治語言的改變。春秋時代，人們仍然相信「義」可以為行動賦予正當性；戰爭需要理由，盟約需要解釋。於是，「義」慢慢退場，「術」開始登場。秩序不再依賴德性的評估，而依賴制度的設計。這篇短文…

在當今世界的動盪與對立之中，我們習慣將問題歸咎於制度的缺陷，卻少有機會反思：制度原本是為了防備什麼？本文從制度設計的初衷出發，探討權力分立、任期限制與程序法治背後對人性的預設，進而分析當代亂象是否真為制度崩潰，抑或是制度在承受人性的極限測試。當規則與慾望之間的張力加劇，我們或許需要重新思考——制度能否超…

春秋與戰國的差別，不只是強弱消長，而是政治語言的轉向。春秋仍需「立義」，行動必須被命名、被辯護；戰國則轉向「用術」，以法令與機制取代德性期待。當秩序可以自行運轉，義是否仍是必要條件？本文從思想層面梳理這一斷裂，思考意義如何讓位於制度。

我們習慣把「過年」理解為團圓與重置，但如果把時間推回先秦——歲首其實首先屬於王權，農時屬於土地，而所謂「年關」，則屬於清算。在那樣的世界裡，時間並不是私人感受，而是一種秩序的安排。這篇文章從現代的煙火與倒數出發，回望先秦的歲首與農耕節律，思考時間如何被權力命名、被制度接管。在一座邊城裡，年，究竟屬於誰？或許，我們今天仍然願…

——從韓非到福柯，看制度如何取代暴烈的統治我們總以為，暴政一定伴隨著暴君。一個情緒化的人，一道不容置疑的命令，一場帶著怒火的懲罰。彷彿只要那個人存在，壓迫就成立。但如果回到戰國末年的法家思想，你會發現一件更冷的事：真正成熟的秩序，其實不需要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