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經札記｜洛辭

在上海，歷史常有一種奇怪的透視關係：越近的，越高，越亮；越早的，反而越貼近地面。外灘的鐘樓與銀行立面站在江邊，人人都看得見；明代的上海縣城，卻只剩人民路邊兩段各三十餘米的殘牆。於是，後來的人站在近代上海的光裡回望，竟容易以為它的身後，只有一片小漁村。

上海城隍廟曾停止宗教活動近三十年，「城隍廟」卻從未真正離開上海人的生活。它不只是一座供奉神明的廟，也曾是市場、茶樓、書場與市民交往的公共空間。本文從廟宇、豫園與老城廂的歷史出發，追溯城隍廟如何從本地人的日常生活，逐漸變成今日供遊客觀看與消費的「老上海」。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城隍廟有沒有商業，而是這些生意，究竟…

外灘早已不再承擔主要港口功能，卻依然是上海最鮮明的城市標誌。這篇文章從海關大樓與海關鐘聲出發，對比香港維多利亞港、廣州、寧波、青島與大連，追問外灘為何能把港口從一種功能，轉化成一座城市的身分。它既承載上海走向世界的野心，也保存著中國面對現代化、殖民歷史與城市記憶時，始終無法簡化的矛盾。

從《功夫》裡的包租婆往前看，會看見一條更早的城市記憶：《七十二家房客》。這齣從上海石庫門與弄堂生活裡長出來的市民喜劇，後來一路南下，變成香港人也看得懂的粵語故事。它講的不只是房東與房客，也是一種現代城市共同的困境：城市越繁華，普通人的房間可能越小。所謂「小上海」，或許不只是北角的一段移民史，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如何跟著…

很多上海人看《繁花》，會覺得它不像自己記憶裡的上海；但許多非上海人看完，卻覺得這正是上海應有的樣子。這種矛盾，也許正是《繁花》最值得談的地方。它未必準確還原了九十年代上海的日常生活，卻拍中了上海作為文化符號的命運，都被王家衛重新組裝成一場關於上海的幻覺。上海真正的傳統，或許從來不是守住純粹，而是追逐世界流行，並…

小時候，上海老人常說：抬頭看國際飯店，帽子會掉下來。這句話記住的，不只是一棟樓的高度，而是一代上海人第一次仰望摩天城市時的震撼。從鄔達克、四行儲蓄會與中國營造業，到少年貝聿銘、摩天廳、蝴蝶酥與上海城市原點，國際飯店如何從一座面向少數人的豪華飯店，慢慢變成幾代上海人的共同記憶？國際飯店沒有變矮，只是上海已經長得…

阮玲玉不只是一位命运悲惨的旧上海女星。她的故事更像一面镜子：一座城市如何制造明星，又如何把一个人的感情、隐私与痛苦，变成所有人都可以观看和评判的公共事件。从1930年代的报纸、画报，到今天的热搜与算法，我们真的已经离那个时代很远了吗？

今天的多倫路安靜、整齊，像一段被保存下來的舊上海。但在一百年前，作家、革命者、外國商人、軍政人物、傳教士與普通居民，曾經在這條小路上彼此靠近，也彼此衝突。從左聯會址、雷瑪氏別墅到鴻德堂與露天菜場，這篇文章想談的，不只是多倫路住過哪些名人，而是一條城市邊界上的小路，為什麼會成為上海最複雜、也最不太平的文化現場。

這篇從上海電影說起，走進武康大樓。一棟今天被反覆拍照的網紅建築，曾經也是趙丹、秦怡、孫道臨等上海電影人的生活現場。如果說銀幕留下的是上海電影的光，那麼武康大樓的窗戶後面，也藏著文藝人在時代裡留下的影。

從 City Walk 走進老靜安，常德公寓看似只是一幢張愛玲曾經住過的老樓，卻也是理解上海現代性的一個入口。它不是被清空、布展、售票的故居，而是一幢至今仍有人居住的公寓；它承載著張愛玲的寫作記憶，也保留著城市日常的呼吸。這篇文章試著從常德公寓出發，重新理解張愛玲筆下的上海：那不是一個已經消失的舊上海，而是一個早已開始現…

今天再看上海新天地，它很難只被理解成一個歷史街區。它保留了石庫門的牆面、弄堂的尺度和海派風貌，卻早已從原本的居住空間，轉變為商業、旅遊、餐飲、辦公與城市展示共同組成的消費場景。新天地的成功，不只是保留了老建築，也在於它把「上海感」轉化成一種可以被消費、被複製的城市產品。問題也正在這裡：當一座城市只有被改造成景點…

張愛玲的〈封鎖〉表面上只寫了一輛停下來的電車，和兩個陌生人在短暫停頓中的靠近。但今天重讀它，很難不想到上海。不是因為〈封鎖〉預言了後來的封城，也不是因為兩者可以簡單畫上等號，而是因為張愛玲早早寫出了這座城市很深的一種氣質：繁華、體面、秩序之下，藏著不容易說出口的孤獨、心動與裂縫只有當城市短暫停下來，當日常節奏忽…

很多人記住的是上海的傳奇，張愛玲記住的，卻是它的質地。這篇從《傾城之戀》與《金鎖記》談起，試著去理解張愛玲筆下那個不只屬於霓虹、旗袍與百樂門的上海。那是一座華麗裡帶著冷意、體面後頭藏著窘迫的城市；愛情總摻著現實，家庭也從來不是溫情的庇護。若要理解那個最早學會體面、也最早學會疲倦的現代上海，也許我們真的可以先從張…

今天的人談「仁」，往往先想到溫和、善良與替人著想；但若只如此理解，孔子那句「殺身成仁」便很難成立。這篇文章試著把「仁」放回春秋末年的秩序崩解之中重新理解：它不是單純的善意，而是一種在人心、禮制與信任都開始鬆動時，仍不肯放棄的內在尺度。也因此，「成仁」關心的不是犧牲本身，而是人在失序世界中，如何維持其為人的底線。

儒家常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因此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等待圣王”的思想。但圣王是否真的等同于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本文试着从“哲人王”“圣王”与“君子”三个概念出发，厘清儒家的真正问题：它看似仰望圣王，实则并不把全部希望押在完人的出现，而更在意当圣王不可得时，秩序如何仍不失其德性方向。

冷戰結束後，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的判斷，認為自由民主已成為最終的制度形態。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世界並未更穩定，反而出現民粹回潮、強人政治、程序失信與公共理性的疲弱。這篇文章想追問的，不只是福山是否錯了，而是：當自由民主仍無真正替代者，卻愈來愈不再被人熱愛時，我們眼前看到的，究竟是歷史的倒轉，還是人性對秩序、認同與效…

常有人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真正值得追问的便不是战争为什么发生，而是：发动战争的人，究竟是在放弃政治，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政治？从「上兵伐谋」到现代战争逻辑，问题也许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人何时会相信，战争比政治更有效。

今天說一個人「很君子」，往往是在誇他溫和、得體、不冒犯人。但在古代，「君子」遠不止於此。它不是一句溫和的好評，而是一種完整的人格理想：修身、自持、知義、擔當。本文試着從古今語義的變化出發，談一談「君子」這個詞如何從自我要求，慢慢變成一種社交評價，以及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