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民运档案:从大学生到阶下囚(十一)

思考的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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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我在北京因为政治活动被关进了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痛苦的岁月持续蔓延,仿佛看不到尽头......

然后他们就沉默了,但是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里面的那个叫任俊熙的人,是个十足的粉红。他质问我为什么要反华,可笑的是,我之前通过聊天知道他自己用不义之财办了欧洲一个小国的绿卡,天天却在那里谈论爱党爱国,自己用父母的钱在英国和欧洲读书,待了七八年连雅思都没过六。现在听了我的事,忽然就开始讨伐我,说我是汉奸卖国贼,活该进来,咒骂我应该把牢底坐穿。然后一个人像个脑残一样,在那里自说自话,反复地指责我是不是美国的走狗。对于美国,他似乎有着很深的意见,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总是能听见他咒骂吐槽美国,反正对美国意见很深。后来还听到他发表一些什么关于美国,特朗普的总统位置是买来的之类的言论,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只是他开始针对我的一个开端。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闲聊,突然听到了最外面的监区大门被打开的声音,没过多久,我们监室门外来了一个警察,看上去级别不低,他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过来谈话,第一个过去地是张小航,他问张师傅(我们都叫张小航张师傅)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张师傅解释是非法经营,然后具体问他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张师傅又说了下自己的事情,然后那个警察说都整死人了,还不严重?张师傅没说什么,然后最后问张师傅认不认罪,张师傅表示没有认罪,那个警察瞬间就爆发了。指责他草菅人命,威胁张如果不认罪,那么检察院法院一旦知道了,就会重判他,张师傅默然不语,然后警察让他滚回去。下一个人是吕超逸,又是同样的流程走了一遍,但是这次警察没有说太多。然后轮到了我,他上来问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回答他寻衅滋事,问我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我说大学生,然后他问我具体做了什么,我解释了一下我的民主行动,他突然变得相当严肃。问我: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勾结境外势力,弄得敌对行动?反党反社会注定被党和国家容不下,然后说了一堆国家大义,我一直沉默,因为也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看我这样,骂我不识抬举,冥顽不灵。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接着他就让我滚回去了。然后是杨文超,他一直在解释自己冤枉是无辜的。但是警察一直说公检法难道都错了?让我滚回去好好反思自己的罪行。最后是李小晋和任俊熙这两个开赌场的,就简单问了下案情,没有多说什么,估计是见多了吧。然后这位看守所警察在门口让我们要“积极认罪”,努力改造,认罪悔罪。时间第一天过得相对还是快一点的,因为是新环境,很快就到了晚饭时间,还是和中午一样的打饭过程,菜色还是那种怪里怪气的白菜汤,勉强吃了一点。但是由于实在是吃不进去了,就吃了几口直接倒掉了,吃的时候就了几口馒头,味道同样古怪。吃完晚饭继续发呆,到了晚上发现隔壁的人在看书,才得知监室里是有几本书的,量很小,但是的确是有的,都装在一个白的的纸箱里,箱子卡放在板的下面的空隙处。我从箱子里拿了一本看了起来,直到铃声响了提示我们要睡觉了。大家各自拿起墙边的棉被,盖上军被,开始晚睡。

第二天,基本就是重复第一天的过程,看守所的日子是无聊的,有限的娱乐,难以忍受的无助感,的确是货真价实的折磨。第二天我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无聊和痛苦,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天天如此,我就感到了无比的磨人。每一天都是简单的重复,起床,打饭吃饭,瞎聊天,午睡,晚睡,求医,打水,基本就是这些个破事,过渡监室的打水是在押人员(看守所的囚犯有个特定的名字“在押人员”,因为还没有正式定罪成为“罪犯”)轮流操作的,每个人轮流拿着桶到门口接水。具体就是打水的工作人员(为了讨好他,尊称叫“师傅”)在监区的过道里拉个带两个轮子的不锈钢水车,一个监室一个监室地发水,车上有根橡胶皮的管子,“师傅”把阀门打开,就可以出水了。在押人员拿着桶接水,往往是按照自己每个监室喝的人数和量,看接的量差不多够了,就喊一声“好嘞,师傅,够了够了”。在过渡监室时候人少,这个活大家轮流干,但是到了后面的正式的所谓“生活监室”,就是一人专门负责了,这个人往往是牢头狱霸的亲信。在过渡监室时,我们喝水都是自己拿个发的旧塑料饭盆,自己在水桶里舀水喝,水桶是有个大的盖子的。第二天,我原以为吃的东西会稍微变动一下,但没有任何区别,师傅拉着饭车,是那种依然是左右两个大轮子,但是车身上是平的放着两个很大的不锈钢桶,一铁勺下去,捞一勺颜色古怪的东西,在押人员则是将手拿着饭盆伸出监室门下面的第二个方形孔洞,接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师傅没看准,还会被烫一手。还不能得罪师傅,啥也不能说,由于监室众多,师傅也很忙,也许是因为不耐烦,只要你将饭盆伸出去晚了,就会导致师傅骂骂咧咧和后面的人的抱怨,没办法,看守所就是这样的!发水和发饭都是两个师傅,估计是为了看着对方吧!在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发水的那个水管的事情了。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水车没换,但是他们把水管给换了,结果新的管子出来的水一股子橡胶味,问师傅这个事怎么办,人家居然回复求医的时候,多要点拉肚子的药就好了,后来由于实在是拉肚子的人太多了,最后终于是把管子给更换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共看守所!我不敢说南方的看守所在押人员喝的水如何如何,但是在北方的这个北京大兴看守所,那实在是见仁见智,我后面到了生活监室,经常听人说,看守所的水都是阴阳水,啥是阴阳水呢?就是一半烧开的水,一半自来水,兑出来的水!由于北方地区水质很硬(矿物含量高),我被共惨党关了两年,导致我最后出来头发比进去前稀疏了不少,由此可见喝的水质量如何!在中共的看守所,喝水居然也是一种奢侈!

看守所还有一个很“特色”的环节—求医,每天十二点吃饭前,差不多10点30的样子,还有一次是下午2点30的样子,会有医务人员推着小的推车过来发药。 所谓的“求医”其实相当的简陋,所谓的医务人员也都是外面招的社会工,根本没有医师资格证,他们往往是拉着一个推车,不锈钢的推车下面是几个黄色的小桶,同来装医疗废物的,然后上面是一个金属的敞口的大铁盒子,里面放着一些药品,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药物,什么三黄片,达克宁,皮炎平啥的,都是一些个最简单的药物,也非常地廉价。在这里就不得不说我在大兴看守所的一次经历了,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还在发烧,非常地严重,每次都是求医的时候说了自己的症状,然后工作人员就拿一把杂七杂八至少有三种的药物来给我吃,对了,在看守所,吃药必须左手拿着一个水瓶,右手拿药,然后一口扔进嘴里,之后大口地喝水,最后伸手向下,张嘴吐舌头,才算完,主要是为了防止在押人员私自藏药,藏到一定的量在吞药自杀。如果你不伸手伸舌头,那么,发药的时候每个药车旁边都跟着所谓的“管教”警察,他们就会大声地呵斥你,让你不得不这么做。我连续吃了一周的药,症状基本没有好转,后来靠着自己的免疫力,勉强恢复了。

对了,多说一句,由于中国看守所糟糕恶劣的环境,在押人员的体质往往都很差,一般在外面的小毛小病,在看守所往往需要1到2倍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吃的药你也可以想见,都是一些垃圾药。就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吃了和没吃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就是得病自己熬着呗,药管够,一把一把吃,有用没用嘛,自己品去!还有大兴看守所一宝“三黄片”,号称是什么都管治,什么都无效,反正便秘吃三黄,上火吃三黄,实在是在押人员的人老朋友了!反正吃了也就是求个心理安慰!三黄片量管够呢!由于糟糕的卫生条件,还有在押人员春夏秋都是穿拖鞋,拖鞋又往往只是批次不同,大致的样子都是蓝色的,所以往往只是在押人员简单做个记号,很容易穿串了,导致看守所里面的人往往都会时不时地互相感染脚气,非常地麻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停地求医要达克宁来预防或者治疗,一般就是拿一张求医的纸,是一张正方形的纸,一撕成四份。然后大家要药膏的排着队问医务人员要药膏,只有三种,红霉素、达克宁、皮炎平。我在看守所的时间基本就是脚气膏不停的,因为很容易就感染了,而且平时通铺上大家赤着脚踩来踩去,非常地不干净,所以脚气在大兴区看守所就没有停过,时不时交叉感染。在过渡监室的这些日子,放风的时间是一抹亮色,也是唯一可以直接晒到太阳的时候,看守所的窗户非常高,屋顶也非常高,可能是是为了防止在押人员上吊自杀吧。窗户是在监室门对面的墙上,非常高,估计也是为了防止越狱。平时在押人员自己是动不了窗户的,只有放风的时候或者大变天的时候,央求管教民警帮忙给关一下或者开一下,窗户是那种拉伸式的。那个杨文涛的年轻男性在押人员,喜欢在放风的时候和他的同伙隔着墙壁闲聊,谈论取保候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偷挖电缆是被人给欺骗误导了,而且事情很小,肯定可以取保出去。由于看守所的生活实在是无聊,所以这种喊话式的聊天很受新人们的欢迎,也是彼此交换信息的一大方式。

但是偶尔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有一次张师傅和隔壁监室的人喊话的时候,碰到了管教警狗的巡查,结果被抓了现行,一顿臭骂,张师傅只好像个孙子一样低三下四地道歉,并且放风结束回监室后还被管教警狗队长找来谈话,要求不再干这样的事,还强迫他写了一篇1000字的检讨书,最后还被龙虾拷了一天。

所谓的龙虾拷,是中共看守所的一种酷刑,就是给人戴上脚镣,在带上手铐,再用一根不算太长的脚链子在脚上的脚镣和手铐的中间连起来,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弯着腰,非常地难受痛苦,就是为了打压犯错的在押人员和镇场子用的,也常见于在看守所坚持信仰,不放弃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实在是惨无人道。为了修理张师傅,他们带了所谓的戒具,其实就是刑具,给张师傅,北京话叫“连上了”一天。张师傅没多说什么,当据他时候说那是他终身难忘的一天,可想而知有多痛苦了! 作者:思考的韭菜(本名乐恺安,曾因政治言行被中共国警方刑囚两年,后在国内遭匪警持续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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