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8月24日 董若翰司铎写给巴黎神学院院长马丁司铎的书信
1850年8月24日 董若翰司铎写给巴黎神学院院长马丁司铎的书信
北京省，保定府，1850年8月24日
亲爱的会兄阁下:
愿我们主的恩宠常与我们同在!
1850年8月2日，我同时收到了你的两封信，一封是5月16日的，另一封是1849年12月17日的。当时我已经在保定府南部地区传教3个多月了，身边有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相伴。我当时距离林安当司铎大约30里格，离开高慕理司铎和卫儒梅司铎(M.Talmier)大约40里格远。1 卫儒梅这位会兄刚来不久，是为了填补全类思司铎(M.Sarrans)去世后留下的空缺。2 孟振生蒙席让我来这里，已经有四五天了。主教大人已经结束了对林安当传教区的牧灵巡视，为了满足我的心愿，他也来到保定府传教区继续牧灵巡视，并施行坚振圣事。但因为年度避静即将到来，他来不及走访完我负责的所有教友村子，所以主教大人就把我叫到身边，帮着他听告解，并准备那些领坚振的人。你能想象到我有多高兴、多快乐吗? 我来到这里已经10个月了，这10个月里，我一直一个人孤军奋战，对抗保定府这个大传教区里的所有邪恶，这里从南到北足足有60多里格。现在，我还非常软弱，也没有经验，但却有我的将军站在身边，他与在一起让我勇气倍增，也让我重新获得了力量。然而，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另外一份新的喜乐在等着我:就在这样的时刻，我收到了你那两封珍贵的来信。我提前一天赶到主教大人那里，在邻近的一个教友村子帮他准备领坚振的人;就是在那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你那两封珍贵的来信，眼里含着泪水，心里满是喜乐。我收到的母院来信越多，就越感受到好天主赐给我的、而且也让我一直保有的、对亲爱的小小修会、以及对长上和会规的爱戴与敬重在不断地加深。啊!这时候，我才真正领悟并体会到这句圣咏的甘甜: “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3 于是，从心底深处，我发出这样的呼喊:“我若不怀念你，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哦!亲爱的小团体。”4
我很荣幸收到您写的两封长信，可是我觉得还是太短，而且你还让我写回信报答您。 不过，您这个要求太正当了，我没理由不满足您的心愿。再说了，我觉得您在这方面也没啥可抱怨我的:我每次给您写信，而且总是有机会就写，每次都写得老长老长的。我给您写过我航行到中国的整个旅途见闻，足足有12页或15页的大纸;不过，估计也跟我在瓦尔帕莱索给您邮寄的那封信一样，没有能送到您的手里。我听说后非常痛心:那两个陪着我的教友， 他们带着我们的信件，在路过山东省(Chan-Toung)的时候被人抢了两次。第一次被抢后， 他们还去当地官府报了案。官府给了他们3000文铜钱，以便让他们能继续赶路;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因为是两个年轻人)走了两天的路后，又被抢了一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件到底丢了没有，但根据别人跟我们讲的情况，估计是凶多吉少。好的，好的。那我就给您写封长信，虽然手头上事情多得很，连一个小时的安生功夫都抽不出来。我就跟您简单说说，从我到北直隶(Pe-Tche-Ly)以来，我一直都在忙些啥，好天主又恩赐了什么特别的降福。
全靠天主的无限恩宠，我刚到托付给我的地方，就能教要理问答、讲道、听告解等等，一个人就开始了传教工作。那时候，安若望蒙席(Mgr.Baldus)给我写信说，要是能这样做的话，中文这语言就会顺着眼睛、耳朵、嘴巴一起进去，说话的困难就能一天天减小， 他说他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在正式去我的传教区之前，我就已经开始了我的传教使命。正像我在上一封信上告诉过您的，在我到北直隶大概10天后，我就开始给一群年轻的中国教友带领为期5天的避静。高慕理司铎当时是他们的神师和指导，现在也还是。从那一刻开始， 直到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就是这10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流动传教士，从一个教友村转到另一个教友村，到处讲道、讲要理、听告解，并在这个南北跨度超过60里格的地区内履行其他传教职责。在这11个月里，我去了35个传教点，听了2750个告解， 其中绝大部分——也就是2256个告解——是满四规告解。5 我给一些外教人授了洗，还接收了众多的人进入慕道班;但教友人数实在太多了，这让我们没办法特别专注于他们的皈依。 愿庄稼的主人多派些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来，6 这样我们也能为拯救可怜的外教人的灵魂而努力了。我想我已经跟您说过我开展的传教活动了，今天就不再赘述了。一般来说，在每个传教点开始传教之前，我都会向传道员或村子里的老教友们了解教友们的灵性需求:是不是有坏表样、是不是有仇恨不和、是不是遵守主日、是不是经常念经祈祷，等等。我一点儿一点儿地做这些事，并且尽可能地小心谨慎。我还会问到其他一些问题:有没有要受洗的孩子或成人，有没有病人或老人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到传教点的祈祷所来，等等。一了解到我亲爱的新教友们的主要需求，我就祈求上主祂能启发我，让我知道该采取什么方法来纠正这些过错。我狠狠地抨击那些支配人心的私欲偏情，同时也顾及到犯过错者的自尊心。我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悔改，就必会死于罪恶。有时，我向他们描述地狱就在脚下张开大口，随时准备把人吞入火海的深渊——如果他们在这期间不回头改过的话，而这次的传教或许就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有时，我又向他们许诺天堂的无以言表的永恒幸福，那里有耶稣、圣母、天使和诸圣同在。但是，要获得这些永恒的赏报，他们应该就在这次传教期间完全悔改，从今以后遵守天主和教会的诫命，等等。就这样，我早晚都会这样告诉我亲爱的新教友们，中午也经常如此;每次讲要理时，我都恳切地、不厌其烦地催促他们，该当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一句话，好天主启发给我的所有方法，我都用上了。
其中一种方法，我认为是促成众多皈依者的关键，那就是从传教一开始就把所有教友、全部传教活动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为此，我准备了一个简陋的小祭台，尽我贫穷的财力所能布置得庄严些;上面放一尊无玷圣母的小塑像。然后，所有教友都跪在天主之母像前，我用简短的劝勉话语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灵魂、祈祷、告解、领圣体，总之就是把开始传教的一切活动，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我告诉他们，不是我来做这些传教活动，而是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罪人的避难所、他们仁慈的母亲。我可以向您保证，10个月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方法效果极好。圣母玛利亚忠信地履行我托赖给她的传教士职责，在整个传教期间为我求得了无数的恩宠。下面我会跟您说说她所行的这些恩宠奇迹。我忘了告诉您，在劝勉之后，我会让大家用中文诵念奉献圣母经;接着唱童贞圣母祷文，每晚还唱《又圣母经》(Salve Regina);全部都用中文，好让所有人既能够唱，又能够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传教就在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下开始，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结束;而结束的那一天， 对我和我亲爱的教友们来说，更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如果赶上瞻礼日，我就和我的传道员一起唱弥撒;这位传道员是我们以前的学生，拉丁文和中文都唱得很好。不过您要知道，我们唱的可不是普通弥撒，而是皇家大礼弥撒(La Messe royale)。
弥撒当中，我会讲一篇 关于恒心坚持的道理;有时候，在一些大的教友村子，我还会举行初领圣体仪式，而且是按法国方式——也就是用全部最隆重的礼仪举行，包括重发领洗誓愿、奉献给童贞圣母等等。 但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那天晚上，我会把所有教友都召集起来，男女老少，除了病人之外，所有人都来到聚会地点。念完几端经之后，我让大约12岁及以下的孩子们都围拢过来; 还不会走路、没有开明悟的孩子，就由母亲抱在怀里;我先让所有孩子们一起划十字圣号 (母亲们则替抱在怀里的幼儿划)，然后我用非常通俗简短的话，告诉他们对于天主、对于父母等应尽的义务，劝他们要好好爱天主，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特别喜爱小孩子;祂在世时常常召呼小孩子到自己身边，抚摸他们，祝福他们;我效法这位仁慈救世主的榜样，也要祝福他们;接着我让他们向我请求降福，他们就用中文求降福;我让他们念悔罪经，然后按照罗马礼书的仪式祝福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如果他们人数不太多，我就给他们每人脖子上戴一个小小的圣母圣牌;但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会把他们奉献给圣母玛利亚，并且教给他们一句简短的经文，要他们天天诵念。在这令人感动的儿童仪式之后，我颁赐给他们宗座遐福，附带全大赦，这是依照多位教宗授予修会的特恩而行的。孟振生蒙席准许我在传教区使用这项特恩。这全大赦对中国教友的心灵产生非常好的效果;传教期间，我常常向他们强调全大赦的好处。最后，我以奉献圣母经结束这些仪式，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下乡传教自始至终都在圣母的护佑下开始、进行和结束。对这个方法，我根据各地情况和环境或多或少有些调整，我觉得它非常好;不过也许您想知道好天主因着我的辛劳赐下了哪些恩宠果实。我将尽量简短地告诉给你。
有一点请您留意，不要感到惊讶:在我们中国的教友中，如同欧洲的一样，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冷淡的也有热心的。原罪带着它一切致命的后果渗透到世界:人们称中国为“天朝”，我却称它为“魔鬼的帝国”，而且也许我能更好地证明第二个说法，而不是第一个。 确实，天主和人类的仇敌在这个帝国里作威作福，连魔鬼自己也曾借着一个被附身女人的口，在孟振生蒙席驱魔时大声向他宣告这一点:“这帝国属于我，这帝国是我的，”它不停地大喊大叫，“所有人都服从我，都侍奉我。”这个撒谎的邪魔在这件事上倒说了实话:因为中国，在灵性方面，确实是撒殚的帝国;傲慢以及三重贪欲的一切恶习，7 在那里明目张胆地横行。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可怜的教友被淹没在这罪过的海洋中，从早到晚都是犯罪的机会;他们眼前全是坏表样;那嫉妒他们命运的邪魔以各种方式试探他们。所以，他们有些人冷淡，配不上他们所拥有的基督徒的美名，这并不奇怪。我见过一些固执的人，生活在外教人中间，也像外教人一样，多少年不办告解，甚至没有教会的任何标记;我自己就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人。我得承认，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劝告、激励、如果不悔改会下地狱的威胁，等等，这些有时能有效果，但也不是总有效果;于是我满怀对圣母的信赖，把他们交托给这位仁慈之母;我给他们脖子上戴一个获得大赦的圣牌，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时不时地用这句话呼求圣母:“罪人之托为我祈求”(Tsouy-yin-tchi-tooey- ouo-ky-theou)，就是，罪人的庇荫者，为我祈祷。
可敬的司铎会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亲眼见过一些非常特别的回头的教友，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回头。有一天，我在一个教友不多的村子传教:村子中一个体面人是个冷淡教友，常年不参加教友们的念经，也不参加传教活动;他已经好几年不办告解了，现在看来也不大愿意办。我派人请他来见我，他拒绝了;我亲自去劝他一次，他固执地拒绝了，并说他不会办告解;第二次我给了他一个圣牌，嘱咐他戴上。他妻子后来告诉我:我刚出门，他就摘下圣牌，跑到外教人那里去了，生怕我再去找他。因为一直没有见到他，又知道他吃饭时会回家，我就去了他家，果然见他正在吃饭;我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向他要圣牌。“我没有。”他回答说。“你把它戴在脖子上了吗?”“没有。神父。”“那它在哪里呢?”“我把它放在床边桌子上了。”“马上拿给我吧。”他颤颤抖抖地拿来了。我重新给他戴在脖子上，立刻，在十几个跟着我到他家的教友面前，这个教友对我说:“好吧，现在我想办告解了。” “你先吃完饭，”我跟他说，“然后再准备。” “不，”他回答我，“我现在就要马上办告解。”他果然立刻办了;告解之后，他高兴得了不得;此后所有念经祈祷和传教活动他都参加，而且很喜欢跟我交谈。您要知道，我来村里都两三天了，他连来过来问候我一下都没有过。
我还有其他几件类似的事，没时间一一告诉您了。在我传教区靠近保定府南部的地方，有1000多名教友;我一个不落地让他们都办了告解:其中有些人已经10年、20年、30 年、40年甚至60年没有办过告解了。我欣慰地告诉给孟振生蒙席，这些顽固的罪人没有一个不办告解的;主教大人为此也满心欢喜。圣母玛利亚既然已经为他们求得回头的恩宠，也愿她再为他们求得恒心到底的恩宠。在我传教区的另一个地方，我对一个有钱人教友的收效很小，他与几年前去世的兄弟的遗孀有一场坏表样的官司。两年来双方争执不休;在一个衙门被判输，他就上诉到另一个衙门;不用说，双方都互相仇恨。我正好到这个有钱人教友的村子传教;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让他们和解，但这件事很难办，因为遗孀和她那方的人住得离这个村子很远。此外，我那个有钱人家的当事人却什么都不肯做:“知县大人把我叫去，”他说，“当着全衙门的人打了我六个嘴巴子，因为这寡妇的家人花银子贿赂了他;这种侮辱我绝不能原谅。”——无论是我们主的榜样，还是和解必然会赢得传教机会，或者他给教友和外教人带来的恶表，乃至最后，如果他不愿意和解就会有地狱的惩罚等待他，这些理由，没有一样能打动他。每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待我很好;他会流泪，请求我宽恕他不听我的话; 我向他要些木头和其他材料来修缮小圣堂，他说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但说到官司的了结、 双方的和解，我却什么也拿不到。两三个月后，我正在孟振生蒙席居住的村子传教，那里有400多教友;这个不幸的人派人来找我，要领受临终傅油。我以为和解的时候到了;凌晨1点我就出发，因为路程有80里(8里格)，我想赶过去为他做弥撒、施行临终圣事。我赶到病人身边，发现他的病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几乎已经脱离危险了。唉!当我看到他差不多还是以前那副样子时，我是多么吃惊啊!这一次，他说，他并不恨他的对手，但就是不想结束这场官司;他怕丢面子。8 劝了他大半天，最后我几乎无功而返;我说“几乎”，是因为我相信好天主让我被叫去，是为了给另外一位教友施行临终圣事，那人已经处在弥留之际，就住在附近。临走前，我劝病人不要对天主的仁慈失望，只要他愿意悔改;但我同时也让他明白，如果至死不肯宽恕，等待他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惩罚。五六天后，有人告诉我，病人把所有教友都叫去，大喊着说魔鬼叫他上吊，说这样一了百了。他让人给他拿圣水来，黑夜白天都处在惊恐中，发出凄厉的惨叫，不停地重复着魔鬼在叫他上吊。有人问他要不要叫我来，看样子他拒绝了;总之，在我最后一次看望他七八天之后，他像被弃绝的人一样死去了。又过了半个月，替寡妇打官司的那个人，在从县衙门回来的路上突然死了。天主的审判真是高深莫测!当我把这些惨死讲给教友们听时，他们都吓坏了。我自己也为此深感悲痛; 但好天主补偿了我所失去的，好几个其他的罪人回头了。其中一个人已经60年没办告解了。 他独自住在一个外教人的村子里，那些人听说我要去看他，便对他百般威胁，说要拆掉他家附近的一个宝塔，还要把他和周围其他教友告到县衙那里去。我们这位可怜的教友就改变了主意，不让传教士到他家来，不过答应等病好了就去办告解(当时他病得很重，恐怕大限就要到了)。我看穿这是魔鬼的诱惑，便坚持要去，让他做好准备，告诉他某日某时我去听他的告解;见他白天害怕，我就选了夜里。晚上11点左右，村里的外教人都睡下了，我就来到我们这个教友家中，事先已经告诉过他了;但其他教友担心我的安全，便派了十几个人跟着我一起去。这可怜的人半夜时分办了告解;他床边有两个外教的人正鼾声如雷，我们整整聊了一个钟头，他们一次都没翻过身。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庆幸又从撒旦手中夺回了一个灵魂。类似的事情我讲也讲不完。我想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足以让您看到，今年好天主在我亲爱的新教友身上，以及他们可怜的传教士的工作上，赐下了多少祝福。
我已经跟您说过，就灵性层面而言，中国堪称“魔鬼的帝国”:穆导沅蒙席在1835或1836年就曾写道，9 中国的魔鬼远比欧洲的可怕。只要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话不假。魔鬼确实可怕，我已向它宣战，至死不休。每次下乡传教，我挨家挨户走访，把圣水洒遍每个角落、每处缝隙，屋里屋外都会洒到，差不多就像在法国某些教区，圣周六本堂神父给教友们祝福房屋那样。我祝福食物、动物等等;此外，每天晚课和讲道结束后，我给所有教友洒圣水，为他们祝福大瓶的圣水，劝他们每天晚上睡觉前在床周边洒圣水;另外，我还让他们不断重复念这段经文:“耶稣，可怜我”(Yesou, ko-heu ouo)， 就是向耶稣请求怜悯;“圣母玛利亚，为我祈求。”(Ching Mo-ly a oei oud Ky-Theou) 就是请圣母玛利亚为我祈祷。这两种办法效果非常好。我让所有小孩子们都要学会后一种做法。他们当中白天念得最多的那个，可以得到一个小圣牌。有时我会遇到一些八九岁、十来岁的小孩子，对我说:“神父，昨天我念了100遍、200遍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另一个又跟我说:“我念了300遍。”“你呢，小家伙，你念了多少遍耶稣和玛利亚的圣名?”“神父，我念了20遍、 30遍......。”不用说，谁念得最多，就能得到那个小圣牌，有时还能额外得到一张小圣像。
您大概能看出我在中国做些什么了:简而言之，从早到晚，我一方面努力拯救自己可怜的灵魂，另一方面尽我所能拯救这些可怜中国人的灵魂。这些大小事情，再加上咱修会规定或惯常的神修功课——靠着天主的恩宠，我从没有漏掉过——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日子和月份像梦一样飞逝。
至于您，我非常可敬的司铎会兄，您也同样整天忙于天国的事情，时时被您的修院大家庭和热心的学生们所环绕;您，一辈子都在我们真福慈父遗体旁与同道们共同度过—— 啊!请祈祷，请为可怜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传教士祈祷，请祈祷，也请让别人代祷:纵然我们从早到晚洒下滴滴汗水，不断宣讲，累死累活地去劝化罪人和不信者，但如果没有祈祷，我们的声音不过是发声的锣或发响的钹;10 我们的劳苦将结不出果实，当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们自以为采撷了美丽的玫瑰，而实际上收获的却只是可怕的荆棘。为获得皈依的恩宠，我们教友们需要祈祷，但外教人更需要。当我穿行在城镇乡村时，常常悲从心中来:一边是数以百万计的不信者，我想到这庞大帝国中还有如此众多的不幸之人;另一边，我看到他们心如顽石，执意拒绝接受信仰，不肯承认错误，不愿走出偶像崇拜的黑暗。除了借用大宗徒的那句话，我找不到别的言辞来表达我的惊骇与悲痛:“天主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 量!”11 正如此前我所说的，有三个难于逾越的绊脚石，堤坝似地拦在中国人的皈依之路上:骄傲、贪婪、色欲。中国人的骄傲到了这般地步:他们蔑视一切非我族类的东西;不经审读，就把孔子或其他圣人著作中没有的学说统统视为邪说。他们既没有读什么书，也写不出什么文章，却自以为比读了一辈子书的人还要高明。他们所谓的儒士读书人，大多数都酸得让人难以忍受。贪婪也是这个帝国十分盛行的恶习，事事都要用银子打点，就连那些高官显贵，比如官大人们，也会为了几个铜钱出卖良心，滥用皇上的信任。第三个绊脚石——色欲，就不必多说了。12 这个恶习向来是外教国家所特有的、标志性的;它在当今中国也如昔日其他外教国家那样盛行。不过，据一位老传教士书信中的观察，中国人还能多少维持些体面;表面上，中国似乎是个讲道德的国度;实际上，它的腐败并不比别的外教民族少。如果我把这三重贪欲统治这个帝国的观察推广到整个中国，那是因为在其他省份的历史中，我看到它们和北直隶省的情形非常相似。
这些就是阻碍外教人皈依的主要绊脚石;然而，好天主在他们中间也有祂的选民。每年我们都很高兴为一些人施洗;但与那些仍然固执不信的人相比，这个数字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如果我们人数增多，而且统治天下万邦的好天主赐予我们和平，我们大有希望让更多的外教人皈依:致命者的血，尤其是我们两位可敬的会士刘方济和董文学的血，13 迟早会结出果实。签署了我们可敬致命者董文学死刑谕旨的老皇帝道光，已经向至高审判者的法庭交账;他的继任人是一位20岁的年轻人，似乎曾让我们对更好的日子抱有希望;但就在一个月前，他竟将三名教友流放，而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身为基督徒。因此，我们在中国总好像进入到狼群中的羊，14 好像注定走向死亡的人;我们不太清楚事态将会如何发展;刚刚发生在帝都京城里的这一事件，并不十分令人安心，“但我并不惧怕这一切，也不视自己的性命比使命更宝贵，只要我能跑完我的路。”15
这封信早就开了头，却仍然在我手中;原因非常简单:一直没有捎走的机会。最可敬的司铎会兄，请不要忘记，捎走信件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一两次:假如我们的信件在途中遗失，您就会有两三年收不到我们的消息了。
我们的年度避静于9月29日开始;共有10位司铎，孟振生蒙席是第11位;其中5位是欧洲人，16 六位是中国人。要是官差大人来抓我们，该是多好的机会啊!在巴黎，想必各位都以为，我们可敬的会士林安当司铎已被祝圣为主教，担任孟振生蒙席的助理主教了;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没有人能劝服他的推辞。高慕理司铎和我，我们给他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柯司铎和程若望司铎，17 两位优秀的中国会士，也劝说了很长时间:一切都没有用。最后，在称呼他林蒙席两三天后，我们不得不又只叫他林司铎了。愿好天主光照我们的长上，并赐给我们一位祂亲自拣选的助理主教!我想我们的同会会士们会给您写信的。林安当司铎特别嘱咐我，要我转告您，请你把这封长信当作是他本人写的;他也会给您写信，但没法写得像我这么长。高慕理司铎和卫儒梅司铎是两位优秀的会士;他们也很高兴地拜读了您给我写的信。我想主教大人会给您写信的;他身体还好，尽管十分辛苦疲劳;我们的中国会士们都非常好，他们全都充满圣味增爵的精神，深爱着修会;他们为您对他们的惦念十分感动，要向您致以敬意，同时恳请您为他们祈祷。田嘉壁司铎在河南北部传教，与直隶省接壤;18 他 曾两次来到林安当司铎的住所，一次是为了他自己避静;这位亲爱的会兄在他的传教区创造了奇迹，他的德行堪称楷模，热爱清贫生活:别人向我讲述的一切，都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使徒，圣味增爵的一个优秀儿女;自从我到了中国这里，我们就一直保持着通信。我们在鞑靼地区的会士们，19 孔蒙席、龚伯察司铎和梁儒望司铎常给我写信，20 我也给他们回信。 主教工作十分繁重;龚伯察司铎身体很好，他是年轻修生的导师，把这个艰难的职务履行得非常好;梁儒望司铎在西湾似乎也很高兴。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书信往来，是让我们保持圣召精神的有力方式，也让我们品尝到这句圣言的甜美:“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美好，多么快乐!”21 我说“共处”(in unum)，并非指身体，因为遥远的距离把我们彼此分开; 而是指精神与心灵上的“共处”(in unum);这样，通过真挚兄弟情谊的情感，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可以彼此亲近——这也正是您告诉我们的缩短距离的方法。
我的信已经很长，然而我仍不得不抱歉地结束;与您交谈是多么令人愉快啊!再见了，最可敬的会兄，再见，您对我的恩情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您的名字固然常常出现在我的信中，但更铭刻在我的心上。再见了，我只希望将来在天上与您重逢，与圣味增爵同在，与我们的致命者和已先我们而去的圣会士们同在;在等待我们于天上团聚的那一天到来之前，让我们在世上彼此合一，让我们活在彼此的合一之中，永远心与心合一、灵与灵合一、情与情合一地围绕在圣味增爵周围，在童贞圣母玛利亚的脚下;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活在我们仁慈救主神圣之爱的心中;让我们彼此激励，追求兄弟们的神圣共融，热爱我们共同的圣召，热爱我们小小的亲爱的修会——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它;这个小小的修会培育了我们，滋养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修会为我们祈祷，我们一切事业的成功都归功于它。是的，我的脑海中将永远记得你，我的口将谈论你，我的心将眷恋你，哦，圣味增爵的小小的亲爱的修会!这就是我自从离开母院以来心中的情感，也是我在刚刚结束的这次避静中尽力重新燃起的情感。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你们也正在巴黎进行避静;我仿佛看见你们全都专注于修德成圣中。你们当然不会忘记在中国的会士们。
再见了，亲爱的神父，请为我们培养充满圣味增爵精神的好传教士。哦!那些怀着这种精神被派往中国的人，他们将喜乐满满，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他们会像那位大宗徒一样，不停地呼喊:我满心喜乐。22
如果您允许，恳请您代我向巴黎母院的所有前辈问安并转达我的敬意。我以神圣的拥抱亲吻我们所有亲爱的神学生、修生和助理修士。愿好天主赐予他们满溢的恩宠和祝福;愿我们至福的慈父圣味增爵为他们求得自己的精神;愿我们的致命者们为他们求得那曾使他们自己燃烧的天主之爱!我恳切地将我可怜的灵魂托付给他们的祈祷，首先是为我，其次是为我们所有亲爱的中国人，无论是教友还是外教人。
在耶稣及无染原罪圣母玛利亚的圣心内，我与你们的祈祷和神圣祭献共融合一，
您最忠诚、最诚挚的会士，
不堪当的传教区司铎 董若翰
(赵建敏 译）
译者注释：
1 Jean-Joseph-Léon-Vincet Talmier,中文名字卫儒梅，法国籍遣使会士，1815年8月30日 生于法国南部的拉沃尔(Lavaur)，1839年12月21日晋铎，1849年6月28日抵达澳门，在北京省份传教，1862年8月10日去世于天津，葬于北京正福寺墓地。
2 Prosper-Louis Sarrans,中文名字全类思，法国籍遣使会士，1815年8月16日生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1839年11月21日发愿，1848年之前在君士坦丁堡传教，1849年 6月28日抵达澳门，在前往北京的路上，于1849年9月8日在江苏无锡去世，葬于无锡的龙山。
3 拉丁文:Ecce quàm bonum et quàm jucundum habitare fraires in unum。《圣咏集》 133:1。
4 拉丁文:Adhoereat lingua mea faucibus meis, si non meminero tuî, ô pusilla societas。参阅《圣咏集》137:6，“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 董若翰将原文中的耶路撒冷替换为了“亲爱的小团体”。
5 原文为“年告解”(annulles),俗称“满四规”，即满全天主教圣教四规之义务:一、凡主日及一总罢工瞻礼之日，该望全弥撒。二、遵守圣教会所定大小斋期。三、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四、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
6 参阅 玛 9:37-38，耶稣“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庄稼固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他的庄稼。”
7 la triple concupiscence 三重贪欲，似乎是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和生活的贪欲。 参见 《若望一书》 2:16，“原来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自于父，而是出于世界。”
8 原文注释: perdre la face,为中国俗语，意为蒙羞。
9 François-Alexis Rameaux,中文名字穆导沅，法国籍遣使会士，1802年5月24日出生于法国东部的布莱特朗(Desnes-Bletzan)，1826年7月22日发愿，1832年3月3日抵达澳门，后在湖北、河南传教，之后任浙江、江西宗座代牧，1845年7月14日于澳门去世，葬于澳门圣保禄教堂。
10 参阅 《格林多前书》13:1，“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声的锣，或发响的钹。”
11 拉丁文:O incomprehensibilia Dei judicia! 参阅 《罗马书》11:33，“啊，天主的富饶、上智和知识，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察!”
12 由上下文看，似乎是指一夫多妻制。
13 François-Régis Clet 中文姓名刘方济，法国籍遣使会士，1748年8月19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1771年3月18日发愿，1773年3月27日晋铎，1791年10月15日抵达澳门，随后在江西、湖北、河南、江南传教。1820年2月18日在武昌府致命。1900年5月27日列真福，2000年10月1日列圣。
14 参阅 《玛窦福音》10:16，“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纯朴如同鸽子。”
15 拉丁文:sed nihil horum vereor, nec facio animam meam pretiosiorem quam me, dummodo consummem cursum meum.” 参考《宗徒大事录》20:24，“可是，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完成了受自主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
16 这5位外籍遣使会士似乎是孟振生、林安当、高慕理、卫儒梅和董若翰。
17 Jean-Chrysostome Kho,柯儒望，国籍遣使会士，1807年5月15日出生于直隶滦州的田家台村，1833年3月1日进入澳门修道院，1836年3月6日发愿，1838年7月29日在马尼拉晋铎， 之后在蒙古、北京传教。1891年9月17日于北京去世，葬于正福寺墓地。
Tching Joannes,程若望司铎?中文姓名不详，国籍遣使会士。
18 Louis Gabriel Delaplace,中文名字田嘉壁，法国籍遣使会士，1820年1月21日出生于法国中北部的欧塞尔(Auxerre)，1843年6月11日晋铎，1844年8月10日发愿，1846年3月13日抵达澳门。随后在河南、江西传教，并任江西宗座代牧。1854年6月12日调任浙江宗座代牧，1870年1月21日调任北京宗座代牧。1884年5月24日去世，葬于北京正福寺墓地。
19 Tartarie 鞑靼地区，即蒙古地区。
20 Mgr Daguin，法文名Florent Daguin, 中文姓孔，名字不详。法国籍遣使会士，1815年1 月4日出生于法国东南部的博若(Beaujeu)，1839年8月31日发愿，1839年12月21日晋铎， 1840年9月21日抵达澳门，随后在蒙古传教。1847年3月2日任蒙古代牧区助理主教，1857年7 月17日任蒙古宗座代牧，1859年5月9日于苦立图村去世并葬于此地。
Jean-Victor Gottlicher，中文名字梁儒望，波兰籍遣使会士，1822年8月1日出生于波兰西南部的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1845年5月6日发愿，1848年6月25日晋铎，1849年6月28日抵达澳门。随后在北京、蒙古传教，1867年1月31日于宣化府去世。
21 拉丁文:Ecce quam bonum et quam jucundum habitare fratres in unum! 参阅 《圣 咏》133:1，“看，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
22 拉丁文:Superabundo gaudio。参阅 《格林多后书》7:4，“我充满了安慰，在我们的各样的苦难中，我格外充满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