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底线：当公共暴力越过非暴力民众
摘要
本文写作直接缘起于伊朗近期因抗议而引发的严重暴力事件，但其目标并非针对某一国家、政权或具体政治体制作出道德指控。
文章试图讨论的是一个更为根本、也更具普遍性的制度问题：一个自称合法的现代制度，其不可被跨越的最低伦理底线究竟是什么？
通过分析公共暴力、非暴力民众与制度合法性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本文有意避开具体情境细节，转而提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判断原则。无论发生于何种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或地缘政治环境中，只要非暴力公共表达遭到致命暴力回应，同一类制度性与伦理性问题便已出现。
因此，本文并非一篇关于伊朗的评论，而是一篇关于制度底线本身的讨论。
引言｜这不是一场“冲突”，而是一次越界
当一方手持实弹、另一方坚持非暴力表达时，将其称为“冲突”本身就是一次语言上的失真。它掩盖了事实结构：这不是力量对等的对抗，而是公共暴力是否被正当使用的问题。
真正需要被审视的，不是某一次行动是否“必要”，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制度是否仍然承认自身存在的伦理底线。
当制度选择用实弹回应非暴力民众时，问题不再是治理技巧，而是合法性的根基是否被跨越。
一、第一条底线｜暴力并不属于统治者
军队、警察、武器、制服、营房、粮食、预算、薪资——没有任何一项是凭空出现的。它们全部来自社会公共生产，来自具体的劳动者。
因此，所谓“国家暴力”从来不是某个个人或集团的私有物，而是一种被授权的公共能力。
统治者只是结构中的暂居者，并不拥有暴力本身。他们所能行使的，只是社会在特定条件下授予的有限调配权。一旦这种公共能力被当作私人权力使用，便构成了僭越。
把公共暴力当作私有权力使用，本身就是对制度授权的背叛。
二、第二条底线｜非暴力民众不构成正当暴力对象
非暴力抗议并非秩序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制度合法性的压力测试。
一个仍具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应当能够通过语言、法律、程序与民众进行回应与博弈。而当制度选择跳过这一切，直接以实弹面对非暴力人群时，所传达的信息只有一个：
它已无法在理性与程序层面为自身辩护。
用子弹回应非暴力，不是力量的体现，而是承认自身叙事破产的瞬间。
三、第三条底线｜生命不可逆，暴力不可“试错”
生命只有一次。这不是道德修辞，而是不可更改的存在论事实。
枪械不存在“意识形态正确性”，子弹不具备政治判断力。走火、误判、恐慌性连锁反应，都是任何实弹部署中无法消除的结构性风险。
因此，对非暴力民众持实弹，本身就意味着将“可能误杀”视为可接受成本。
任何把生命当作治理试错代价的制度，都已经放弃了对人的敬畏。
四、认知殖民｜真正的暴力发生在开枪之前
在子弹出膛之前，制度往往已经完成了一次更隐蔽、也更关键的操作：
将“抗议者”重命名为“威胁”；
将“表达不满”叙事为“动乱”；
将公共暴力包装为“必要秩序”。
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殖民过程——通过篡改现实定义，为暴力制造合法性外壳。
但一条原则无法被绕开：
当制度需要先扭曲现实，才能合理化暴力时，暴力本身已经失去正当性。
结论｜制度若无底线，秩序即为假名
制度存在的前提不是恐惧，而是被承认；不是控制，而是公共信任。
这种承认的最低条件，正是对生命的敬畏。
一旦制度跨越了对非暴力民众使用致命暴力的底线，表面秩序或许仍能维持，但其合法性已经开始结构性流失。
枪口可以制造沉默，
但永远无法制造正当性。
附录｜历史注脚：戈尔巴乔夫与制度底线
历史并非完全缺乏参照。在制度性危机甚至结构性崩溃面前，仍有少数统治者选择不对非暴力民众动用致命暴力。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案例。
当时的苏联并不缺乏强制能力。军队、武装与镇压资源皆在，因此未大规模使用致命暴力，并非出于无力，而是一种克制性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并未保住既有权力结构，甚至加速了其终结。
但这一事实恰恰说明：是否跨越制度底线，从来不是“别无选择”，而是明确的政治与伦理抉择。守住底线可能失去权力，但越过底线则必然失去正当性。
制度可以在枪口之下延续一段时间，
却无法在越界之后继续被正当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