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1968：「第十四章：镀金笼子」

顾惟言的迁徙，是在一个深夜里，秘密进行的。

一辆蒙着厚厚帆布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驶离了办公楼的后门，穿过沉睡的校园，最终停在了一处僻静的、被高墙合围的独立院落前。这里曾是学校一位副校长的住所，如今，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满院的荒草和寂静。

这里，就是李建国为他精心挑选的“镀金笼子”。

院落的门，换上了沉重的铁门和全新的暗锁。院墙的顶端，甚至加装了无人看守也会起作用的铁丝网。而负责看守和为他递送三餐的，也换成了一个李建国从部队里调来的、沉默寡言的退伍军人。这个人，只听从李建国一个人的命令。

院落里的二层小楼，内部的陈设却与外部的森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底楼的客厅，被改造成了一间宽敞明亮的书房。一张巨大的、由一整块实木制成的书桌，摆在正对窗户的位置。桌上，是他梦寐以求的、充足的稿纸和文具。墙边，立着一个书柜，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他之前要求的三本工具书，甚至还有几本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被查抄的“禁书”。

二楼，则是一间带独立卫生间的卧室，床铺柔软，被褥干净，甚至还有一个可以洗上热水澡的简陋淋浴设备。

当顾惟言站在这间“豪华”到不真实的囚笼里时，他没有感到丝毫的欣喜。他只感到了一种更深、更彻底的、被剥夺感。在“牛棚”和阁楼里，他失去的是人身的自由；而在这里，李建国试图用物质上的舒适，来收买和麻痹他的、精神上的自由。

他成了一个被豢养起来的、珍贵的“思想宠物”。

李建国的第一次“咨询”，在他搬进来的第三天晚上，如期而至。

他不再带着卫东。这是一场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更高层级的密谈。他带来了一个真实、且棘手的难题。

“我们学校最大的两个红卫兵派系，‘东方红’和‘井冈山’，最近为了争夺校广播站的控制权，冲突不断升级，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小规模的武斗。”李建国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将问题抛了出来，“我作为革委会主任，不能明显偏袒任何一方，否则会激化矛盾。但也不能放任不管，否则会显得我软弱无能，无法控制局面。顾教授，”他看着顾惟言，“用你的那套‘理论’，给我分析一下，这件事的‘最优解’，是什么？”

顾惟言沉默了片刻。他知道，真正的“魔鬼交易”，从这一刻，才算正式开始。

他缓缓地开口：“李主任，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安康》的两个核心原则：‘个体主权’和‘互不侵犯’。我们先不谈那两个派系，我们只谈构成派系的、最基本的‘个体’。”

“一个学生，加入‘东方红’或者‘井冈山’，是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

“当然。”李建国回答。

“好。”顾惟言点了点头，“那么，根据‘自愿联合’的原则，他们有权组成团体，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根据‘互不侵犯’原则，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力‘首先发起’物理强制，去干涉另一方的和平活动，更没有权力去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资源——比如，校广播站。”

“道理是这样，但他们现在已经打起来了。说这些没用。”李建国有些不耐烦。

“有用。”顾惟言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确立一个绝对的、无可辩驳的‘裁决制高点’。您，作为革委会的代表，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调和他们的‘观点分歧’，而是要去裁决他们的‘行为过界’。”

他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拿起一支笔，在一张纸上画着。

“您的第一步，应该是发布一个公开声明。声明的核心，不是支持谁，反对谁，而是重申一条所有人都无法反对的‘总规则’：‘和平表达观点，是每个革命同志的权利；但首先使用暴力，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是对全体师生利益的侵犯，必须受到追究。’——这个声明，能立刻将您从一个左右为难的‘调停者’，变成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正义的‘仲裁者’。”

李建国的眼睛，亮了。

“第二步，”顾惟言继续说道，“利用‘理性自利’原则，分化他们。在声明中，要明确区分‘派系’和‘派系中的个体’。要指出，革委会追究的，是那些‘首先动手’的暴力分子的‘个体责任’，而不是整个派系的‘连带责任’。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参与武斗、只是观点激进的学生，出于‘自保’这个最理性的考量，会立刻与派系里的暴力分子，进行切割。这等于从内部，瓦解了他们的暴力动员能力。”

“最后一步，提供一个‘非零和’的解决方案。您可以宣布，校广播站作为公共资源，将由革委会暂时接管，并成立一个由各派系代表（必须是没有参与过暴力行为的代表）组成的、透明的‘节目审查委员会’，共同决定广播内容。这样，就将一场‘你死我活’的资源争夺战，变成了一场‘合作共赢’的制度建设。”

当顾惟言说完最后一句时，整个书房，陷入了长久的寂静。

李建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顾惟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撼，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恐惧。

他发现，顾惟言给他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整套的、他闻所未闻的、关于“权力运作”的“技术手册”。这套技术，不动声色地，就完成了确立合法性、分化对手、重构规则这三个最高明的政治手腕。而且，整个过程，都包裹在“公平”、“正义”、“为了大家好”这种无可指摘的外衣之下。

这比他所熟知的任何“帝王术”和“权谋”，都要高级，都要……可怕。

他以为自己是在利用顾惟言。但这一刻，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刚刚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无知的凡人。

而就在顾惟言的“镀金笼子”里，正在进行着这场高层级的权力教学时，被遗忘在废墟之上的卫东，也开始了他自己的、笨拙却坚决的“求道之旅”。

他需要找到顾惟言。

这是一个近乎于不可能的任务。顾惟言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牛棚”消失了。卫东知道，他一定是被李建国藏了起来。

于是他找到了张强。在“东方红”战斗队总部里，卫东摊开了一张校园地图。

“东哥，到底要干啥？”张强忍不住问，他看着卫东阴沉的脸，心里有些发毛。

卫东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强子，你没发现吗？我们被边缘化了。”

张强脸色一滞：“好像……是，那帮‘井冈山’的，最近又开始抬头了，在外面说我们是没牙的老虎……”

“这就对了。”卫东打断了他，他指了指自己，又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那我呢？我，卫东，作为大家眼中‘解决了刘建生事件’的英雄，为什么会被李主任‘休息’？你见过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一回头就被关进大牢的吗？”

这句反问，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张强的心上。

是啊，这说不通。所有人都觉得是东哥立了大功，可转眼间，东哥就被踢出了权力核心。这功劳和待遇，完全是矛盾的。张强这段时间只顾着为卫东不平，却从未想通过这背后诡异的逻辑。

卫东看着张强脸上浮现出的困惑，知道他已经开始思考了。他这才把谜底，一点点地揭开。

“因为，那个功劳，根本就不是我的。”卫东的声音里，充满了苦涩和不甘，“我只是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幌子。真正解决问题的，另有高人。”

“什么？谁？”

卫东的眼神变得无比锐利，他说出了一句让张强意想不到的话：“这种解决问题的‘路数’，我见过。”

张强更懵了：“在哪见过？”

“批斗会上。” 卫东一字一句地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批斗顾惟言的时候，我念过的那份从他材料里抄出来的、奇奇怪怪的文件？什么‘个体主权’、‘系统成本’那套东西？”

张强依稀有点印象，那份文件当时让所有人都听得云里雾里。

卫东的语气变得无比笃定：“李主任解决刘建生问题的那个方法，和那份文件里的逻辑，一模一样！ 都是在讲，不要管什么狗屁‘动机’，要去计算一个系统付出的‘代价’！我当时在地下室旁听，听得清清楚楚。那一瞬间，我就全明白了。”

“高人只有一个。就是顾惟言。”

“我猜，”卫东继续说，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判断力，“李建国把顾惟言藏了起来，把那份我们当初批判的‘毒草’，当成了他自己的秘密武器。”

这番基于“独家证据”的、环环相扣的推理，彻底征服了张强。他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被蒙蔽的危机感。

“东哥，我明白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干？”

卫东深吸一口气，眼神重新变得专注：“第一步，找到他被关在哪里。”

动用“东方红”战斗队的情报网，去寻找一个被革委会刻意隐藏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他们人多，耳目众，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开始秘密地排查。排查那些突然被划为“禁区”的地方，排查那些突然加强了警卫的院落，排查那些给“特殊人物”单独配送饭菜的食堂师傅……

一个星期后，目标，被锁定在了校园西北角，那栋被高墙围起来的、前副校长的独立院落。

“东哥，肯定就是那儿！”张强兴奋地说，“我找人打听了，那个院子，现在归李主任直接管辖，连革委会的副主任都不能随便进。而且，每天只有一个专人，去小食堂取饭送进去。伙食标准高得吓人，每顿都有肉有蛋！”

卫东的心，沉了下去。地点找到了。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保，也让他感到了绝望。他根本不可能进去。

他该怎么办？

他将自己关在总部，痛苦地复盘着所有线索。

硬闯是不可能的，虽然地点找到了，但门被锁死了。

卫东的脑中，反复回响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一个被李建国视为理应与世隔绝的囚徒，是如何能知晓并介了“刘建生事件”的？

他开始在纸上疯狂地罗列可能性，又一条条地划掉。

是李建国主动告诉他的？

不可能。李建国是在事情已经闹大、难以收场之后才被迫出手。他绝不会主动把这种“麻烦事”拿去咨询一个囚犯，除非有外力迫使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是顾惟言自己听说的？

更不可能。他被关的地方，既看不到大字报，也接触不到学生。难道指望看守跟他聊学校的政治八卦吗？

卫东划掉了所有的常规可能性，纸上只剩下了一片空白。他烦躁地把笔扔在桌上，忽然，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中了他。

所有的常规路径都被堵死了，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一种近乎于天方夜谭的、却也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能性。

信息，不是顾惟言自己获取的。而是有人，从外面，主动传递给了他。

在那座看似滴水不漏的堡垒上，必然存在着一条不为人知的、秘密的裂缝——有一个“信使”。

他不知道这个“信使”是谁，但他知道，要找到这个“信使”，就必须找到整个事件的“源头*。

卫东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开始在纸上分析。谁，会为了救刘建生，而去冒着反革命的风险，进行一次几乎不可能的秘密串联？刘建生的同学？有可能，但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决心。

很快，卫东的笔尖，重重地圈在了一个名字上——王建功，那个被救的老工人。

没错，就是他。只有他，欠着刘建生一条命。只有“救命之恩”这种最原始、最强大的情感，才有可能驱使一个人，去干出这种不要命的事情。

“信使”本人可能很难找，但信使的“委托人”，却已经昭然若揭。

卫东站起身，对门外的张强说：“走，去‘请’一个人。那个在总供暖锅炉房被救出来的老工人，王建功。”

半小时后，在“东方红”战斗队总部——那间被他们占据、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的废弃教室里，腿脚不便的老工人王建功，正一脸惊恐地坐在椅子上。他的面前，是面色凝重的卫东，而张强则像一尊铁塔，双臂抱在胸前，站在门边，堵住了唯一的出口。

“老人家，您别怕。”卫东给他倒了杯热水，尽管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但在这种环境下，任何话语都带上了审讯的意味，“我们请您来，是想请教一件事。”

“我……我一个糟老头子……什么都不知道……”王建功的声音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卫东叹了口气，他知道寻常的问话没有用。他必须用他刚刚学会的、那种直击核心的逻辑。

“老人家，您是前进钢铁厂退下来的八级工，是技术专家。”卫东缓缓说道，“您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最信的应该是事实和道理，而不是口号。所以，我也跟您讲道理。”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无比锐利：“刘建生救了您的命，这是事实。您为了报答这份救命之恩，想尽办法救他，这是人之常情，也是道理。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会想到去求一个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顾教授？您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足以让您自己都万劫不复的险棋。”

王建功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他没想到卫东会问得这么深，这么直接。

“我……我不认识什么教授……”

“您认识。”卫东的语气无比笃定，“一个像您这样严谨的老专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绝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了解的人身上。您一定有您的理由。您今天不告诉我，我也会去查。但那只会给更多人带来麻烦。”

这句话，终于击溃了王建功的心理防线。他抬起头，浑浊的老眼里，第一次有了光。

“因为在运动开始前，我认识他。”王建功缓缓说道，“有一年，厂里一台苏联来的锅炉出了大问题，请了好多专家都解决不了，最后是顾教授来了。他没说一句空话，钻到油腻的机器下面，跟我们一起待了两天两夜，画的图纸比锅炉厂的总工都明白。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他是个真正有本事的好人。”

“后来，运动来了，好人都被打倒了。刘建生救了我，他们却要反过来整死他。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组织’，他们只会让我‘划清界限’。我走投无路了，才想起顾教授。我想，那些喊口号的人救不了好人，也许，一个落难的好人，才能救另一个好人。”

“那您又是怎么联系上他的？”卫东追问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王建功的脸色再次变得惨白，他沉默了许久，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吐露了秘密：“我……我求了我的外甥……王国栋……他就在学校当看守……”

卫东的心狂跳起来。他没有再为难王建功，在再三保证绝不牵连他之后，让张强客客气气地把他送了回去。

“东哥，接下来怎么办？”张强问。

“查。”卫东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动用我们所有的人，给我查一个叫‘王国栋’的看守！我要知道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现在负责看守哪个地方！”

张强的效率高得惊人，仅仅半天之后，他就带回了决定性的消息。

“东哥，查到了！”张强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这个王国栋，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现在，就是那个副校长小院的、唯一的专职看守！”

卫东的拳头，猛地攥紧了。所有的线索，终于闭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环。

他没有轻举妄动。他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去跟踪和观察这个王国栋。他发现，王国栋的生活，像钟表一样规律，除了在那个神秘小院站岗和送饭，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直到第三天晚上，卫东发现，王国栋在离开校园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着自行车，去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职工家属院。他在一栋筒子楼下，将一个装满了水果和罐头的网兜，交给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工人。

那个老工人，正是他刚刚“拜访”过的、被刘建生从总供暖锅炉房大火中救出的王建功。

当天深夜，卫东在那条王国栋下班必经的、没有路灯的小胡同里，拦住了他。

王国栋的反应，像一头被惊扰的豹子，身体瞬间紧绷，一只手，已经摸向了腰间。

“别紧张。”卫东压低了声音，“王国栋同志。我不是来抓你的。”

王国栋的脸上，满是警惕和疑惑。

“我叫卫东。”卫东看着他的眼睛，用一种无比真诚的语气说道，“我找过你的表叔王建功了。 我知道，当初为了刘建生的事，是你冒着巨大的风险，向顾教授传递了消息。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追查这件事。而是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

王国栋的瞳孔猛地收缩，但随即，他的眼神变得冰冷而坚硬，完全否认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你让开，否则我就要喊人了。”

他的反应，完全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军人应有的范畴之内。

卫东并没有意外。他知道，策反这样一个人，绝不容易。他没有再逼近，只是用一种同样平静，却充满了力量的声音说道：“你表叔都告诉我了。他说，他求你，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落难的好人，才能救另一个好人。你答应他，也是因为你相信这一点。对吗？”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王国栋。他的身体没有那么紧绷了。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什么派系斗争，也不是为了打倒谁。”卫东的语气里，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恳切，“我也是一个‘落难’的人。我的思想，我的信仰，都碎了。唯一能告诉我答案的人，就是顾教授。我不是想把他救出去，我只是想……向他求道。我只想知道，一个人，到底该怎样活着，才不算白活。”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卷起的纸，捧在手心，像是在捧着自己最后的希望。

“请你，把这个，交给顾教授。告诉他，有一个学生，在门外，渴望能听到他的课。哪怕，只是一个旁听生。”

胡同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只有远处传来的、夜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王国栋沉默地看着卫东，看着他那双在黑暗中，因为充满了痛苦和渴望而显得异常明亮的眼睛。他从这双眼睛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阴谋和算计。他看到的，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在混乱的世道里，试图坚守某种“正确”的、孤独的同类。

许久，他一言不发，迈步上前，从卫东手中拿走了那卷纸条。

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甚至没有再看卫东一眼，只是将纸条揣进兜里，转身，骑上自行车，迅速消失在了胡同尽头的黑暗中。

卫东独自站在原地，直到那阵自行车链条的摩擦声彻底远去。他不知道王国栋最终是否会把纸条送进去。他已经押上了自己全部的筹码。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