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出發：我想談談社會民主主義、移民處境與公平的邊界

一、 漫漫冬夜裡的沉默與秩序

瑞典的冬天，是漫長的，寒冷的，也沒有太多聲音的。

我還記得，一月的清晨，在下小雪。我走進小鎮的車站時，天還沒亮，窗戶上都是霧氣，我抬起手在窗戶上畫了一些東西。走出車站，地面覆著薄薄的雪，腳步聲踩在冰上有一種乾脆的破裂感。站前，資訊屏幕亮著燈，公車正點進站，沒有人說話，甚至連打招呼也省了。一切都準時，安排妥當——像極了我在瑞典生活這麼久以來，這個社會給我帶來的整體印象：秩序、效率、沒有多餘的聲音。

我偶爾會思考，瑞典的秩序體現在什麼地方。在生活的細節裡，似乎也能瞥見點點滴滴。在這裡，出生的孩子不需要為醫療發愁，學生可以領補助上大學，失業者自動獲得求職津貼和再教育機會。就算是在偏遠小鎮裡也有圖書館和打印機，公立診所可以線上諮詢排隊。制度的地熱管線鋪在生活的細節裡，它來確保不會有人在寒夜裡失去生命。

瑞典的制度是沈默的。它不敘述它的公平，也不展示慈悲。它不靠道德來說服人做好事，而是用一套深信不疑的社會契約來支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假定你信任政府、也信任他人會如你一般納稅與遵守規則。這份信任是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的地基，也是它最脆弱的部分。

這讓我不禁開始思考：什麼樣的社會，才能讓公平變成一種不需要高聲呼喊的日常？什麼樣的人，會被這種制度的沉默忽略？

當我們談論公平時，我們談的到底是什麼？是機會平等？是資源平均？還是不用擔心叫救護車後要支付的高額費用。我也想談談制度之外的人——像我一般的人们：移民、難民、不會講瑞典語的人、工作不穩定的人們——或許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瞥見一些這套看似完美的系統的裂縫。

二、生活在社會民主主義之中

瑞典的「公平」不是口號運動，它更像是一種悄無聲息的日常，藏在系統自動執行的邏輯裡——稅單與話費單自動寄出、育嬰假由父母自行分配、學生的助學金隨著入學通知信一併送達，你不需要費力去爭取，屬於你的權利會按時到達。

瑞典長年積累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帶來了這套結構性的保障。再分配由政府主導，勞工與企業透過談判取得共識，市場在規範下運作，人民在高度信任中履行公民義務。在這裡，社會不是一個競技場，而是一種需要維護的公共設施，冬天需要除雪，夏天需要修剪草皮。

當代學者如 Gøsta Esping-Andersen 曾將瑞典歸類為「斯堪地納維亞型福利國」，其特點是去商品化程度高——也就是說，生病、年老、生孩子，這些人生事件不必靠市場來解決，而是由國家兌現保障。這種制度不懼怕人民依賴它，反而把依賴視為正常的人類狀態：人生會脆弱，制度的任務就是在人生出現困難的時候為脫離軌道的人提供必要支持。

它的一個核心邏輯是「普遍主義」——人的權利不因收入、身份、出身而有別，反而因為全民皆有份，制度才得以維持信任與持續性。當然，這並不意味社會沒有階層差異，瑞典的收入差距仍存在，住房市場不平等正在加劇，但最低生活線之上的保障，依然堅固得足以遮風擋雨。

然而，這套看似穩健的系統，也有它的盲點與隱性門檻。它運作良好，是因為它假定每個人都懂得如何使用它，如何填表、如何申請、如何表達「我有需要」。它也假定人們有足夠語言能力、有文化知識來信任政府、有餘裕處理冗長的官僚流程。對於剛剛到達這裡的人來說，這個社會好像不夠熱情，你不用擔心這種制度對你造成傷害，但這種制度不會主動出手事無巨細的講解一切，它更像是一部運轉良好的機器，遺憾的是不是每個人都一開始就拿到使用說明書。

三、我對移民與制度的觀察

我曾在瑞典語課和語言咖啡活動中遇到過很多人。

我遇到過一位來自敘利亞的前工程師。他不怎麼說話，課間也總是一個人坐在角落。他說他在大馬士革有自己的設計公司，來這裡以後，只想找一份與機械有關的工作。但他已經投出了三百多份履歷，從來沒有收到回覆。「他們可能一看到我的名字就不想看了吧。」他說這句話時的聲音很輕，之後，我聽到一聲嘆息，讓我感到一種難過。我意識到，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起跑線上，這是社會的不平等，而非制度的問題。

作為這裡的一個新移民，我個人很明顯的感受是，瑞典的制度並不壞，它充滿善意，在這裡我能獲得免費的語言教育機會，學生可以靠排隊獲得價格低廉的學生住房。在畢業之後，我會擁有職業輔導，住房補貼。如果有需要的話我會獲得心理支援與幫助。問題在於，這些制度是非常程序化的。它們假定使用者能主動、能流利溝通、可以準確識別自己的需求。通過主動提出需要幫助，從而獲得幫助。但是在文化和語言的壁壘之下，這一切對許多人來說充滿困難——在朋友就讀的瑞典語起始課程班級裡，有許多人甚至在自己的國家是文盲，他們的生活之路是完全從零開始的。

我曾在公車站遇到一位索馬里裔年輕母親，帶著孩子徘徊不前。她叫住我，希望我能幫她看一封信。她的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我使用翻譯軟體與她溝通，她也難以打出自己國家的語言。最終，我請來一位來自索馬里的同學幫忙，我們才搞清楚信的內容：那是一封來自醫院的通知，提醒她去接種HPV疫苗。當她明白這點後，露出一種幾乎釋放般的輕鬆，頻頻道謝。但我在這之後陷入了思考，這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住在瑞典的人受到了瑞典制度的照顧，但是接受這種照顧也是有難度的。她沒有因為外來者的身分而失去免費接種疫苗的服務，但是這對她仍然是一個困難的事情，因為她連醫院的信都難以閱讀。

瑞典的另一種沉默也在這個經歷中浮現出來，這個社會會表達它的善意，你會被分配資源，但不一定被分配敘事位置。當制度把一個人納入照料系統的時候，可能無法想像來自這個人的真實需求可能比它所能提供的多。這正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邊界之一：它對「積極參與者」無比慷慨，卻對「剛抵達者」缺乏語言支持。它當然不是冷酷的排外政策，而是一種制度性的沉默——好像在你尚未完全被接納時，它就假定你已經是其中的一員。

這種錯位，帶給許多移民深深的孤獨。我能想像這位母親之後還會遇到許多困難，但我也願意相信，在這個充滿善意的社會裡，在語言學習、教育提升與社區互助的累積下，她與她的孩子，終將能站穩腳步。

四、公平的邊界

「制度對所有人都一樣，來到這裡，你就和這裡的人一樣了」這句話，我在瑞典的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聽到過一次，他們很溫柔的對待我，詢問我的病情，告訴我不要擔心，然後講出了這句話，這讓當時經濟拮据的我感到一陣心安。

這句話一種象徵著社會成熟與文明的自我肯定。但這樣的說法，也許正說明了問題的所在。

公平在瑞典是深植人心的價值，它不依附於統治者的慈悲，而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一部分。這意味著——至少在理論上——沒有人因為貧窮、性別或膚色而被拒於醫療、教育或法律之外。但當你真正與邊緣的人群相處久了，就會發現：「一樣」不等於「足夠」。

瑞典是少數仍然堅持普遍福利制度的國家之一——這種制度不區分受益人的身份，只要你生活於此，就應享有基本權利。它的哲學起點是人，而非國籍。然而，當現實中的「他者」數量增多、文化差異加劇時，這套普遍主義開始遭遇挑戰。它不像排外政權那樣明目張膽地築牆，而是透過語言、流程、默契和信任，劃出一種不容易被命名的邊界。

這種邊界不是用來驅逐的，而是用來維護秩序與信任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是「我們共享某些義務與利益」，但這個「我們」其實並不自明。因為「我們」得先成為我們。制度不會拒絕無法參與、無法理解、無法被信任的人們。它沒有提出拒絕，也難以真正接納，因為它執行起來是有難度的。

我曾漫步在馬爾默的 Rosengård 區，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廣場上跳舞、聊天、推嬰兒車，孩子們用不同語言玩耍，一位戴著頭巾的母親用手機直播社區聚會的盛況。那是一個充滿活力、帶著某種野生秩序的社區，但許多瑞典人卻將這個地區認為是「問題地區」。他們不一定歧視，但他們會害怕秩序無法維持，擔心社會信任被稀釋。他們不說拒絕，但默默畫出距離。

我們能對所有的人提供幫助嗎？這句話其實是在問：「我們是誰，我們是同一個我們嗎？」

制度的語言是中性的，但信任的邏輯卻是情感的、歷史的、有文化記憶的。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無法輕鬆使用制度——哪怕制度對他們並無惡意——那麼公平的邊界就開始顯現。那是一條並非敵意劃出的邊界，但它真實地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街區與街區之間、新聞敘事與日常經驗之間。

當然，瑞典仍比多數地方更公平，也更努力維持這份公平。但公平若無法觸及最脆弱的人群，它也有可能成為一種幻覺——或僅僅是一種對自己的安慰。

五、我們能否一起走得更遠

我還是常常想起那位在語言課上坐在角落的敘利亞工程師，想起公交站那位徬徨的母親，想起Rosengård區的孩子們在傍晚奔跑的身影。我想，他們應該不會出現在政策文件裡，也不會被邀請參與「如何改善制度」的公共討論。但正是他們的存在，讓我對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有了更加複雜而真實的理解。

我從未認為瑞典是天堂，我也不認為這個世界上有天堂，在來到這個國家之前，我就做過許多關於這個國家的研究，我知道這個國家的問題和困難，我也知道我來到這裡之後可能會面對一些什麼，但我知道，無論我面對的將會是什麼，比起我之前面對的，都會好上太多。這個國家在我困難的時候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對此，我永遠心懷感激。我相信，它願意接納一個在之前的社會裡不被接納的人。

瑞典也是一個值得觀察與思考的地方。它提醒我：一個社會的高度，不只是它對權利的保障，更是它如何對待那些還不懂得如何主張權利的人。

作為一個外來者，我知道我比大多數人幸運太多，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受過良好教育，我能使用英語寫作和交流，也能用瑞典語表達自己的需求，我面對的困難會少很多。瑞典的制度在我看來是拖住我的安全網，但網絡上佈滿了各種規則節點，等待著我主動學習和穿越，從學校到移民局，從社會語言到自我認同，我時時刻刻在學習：如何讓自己不只是「居住在」這裡，而是「融入」這裡，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我還相信，公平其實不應該只屬於那些會說正確語言、懂得操作制度、能夠通過考試的人；公平也應屬於那些需要時間、需要幫助、甚至還無法說清楚自己需求的人。我會思考，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是不是不應在於擁有多少制度條文，而在於能否重新定義：誰是我們？我們能包容多少差異？我們是否願意等那些走得慢的人一起上路？

從瑞典出發，我試圖重新想像「我們」這個詞的可能性：一種更寬、更慢、更有耐心的「我們」。也許這種「我們」還很遙遠，也許它會在語言障礙、文化衝突與信任斷裂中不斷受挫，但只要還有人願意提出這樣的問題，只要我們還能彼此對話，它就不會徹底消失。

我不確定答案，但我希望，我們能一起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