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瑞典大選故事：我眼中的瑞典政治人物（國會篇 下）

本期出場人物：Ebba Busch（Kristdemokrat 基督教民主黨），Daniel Helldén & Amanda Lind（Miljöpartiet de Gröna 環境黨或綠黨），Ulf Kristersson（Moderaterna 溫和黨）

本期看點：在瑞典大選中核電為什麼不僅僅是個簡單的能源問題，什麼是关于可靠的現代社會的构想？右翼陣營之間是如何“和諧”共處的，Ulf在Tidö中到底起了什麼作用。特別看點：首相用公款建造的新雞舍和沒有成行的養蜂計劃（政府辦公廳已涉足養雞業）。

今天寫到這一篇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之前說的“按照了解程度來排序”的寫作表述可能並不盡然。當我開始構思最後一節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對他們所有人的故事其實都有許多了解，只是對每個人的了解分為不同角度。因此，在我嘗試講這些故事的時候，我是有自己的出發點的。或許讓大家看看我在關心的是什麼，我更了解一些什麼，也並非壞事。

本期推薦音樂：https://open.spotify.com/track/762B4bOcXF7I2Y8UlKTyTy?si=c38cf611b96b47aa Chiquitita by ABBA

引子“現代夢想”：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想要一個怎麼樣的現代社會？”發展的方向是什麼，應該選擇什麼樣的能源，什麼樣的交通和出行方式，然後——為什麼？

我對核電問題的關心和關注，或許也來自這樣的思考，一個跨域巨大時間尺度的大問題總是能最快佔據人類的大腦。我在思考“人與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強大能源之間的關係”，光是這個念頭就讓我感覺極具張力。

我關心一些特別大的問題，比如三哩島的核事故是如何催生出的瑞典環境黨，我也關心一些與瑞典相關的大問題，比如“我們南部城市電價現在這麼高，到底和S+MP過去的能源政策讓瑞典過早關閉核電有多大關係”。S成員的身分也會讓我想到，S現在說的Tidö執政四年，新的電力建設停滯不前，電價倒是高居不下，這個的診斷到底對不對。以及“核電復興”的符號到底是不是被過度迷戀了。

是的，圍繞像核電的符號，我們構成了太多幻想，我一直覺得，迷戀巨型工業的人和對事故長存警惕可能數量上不相上下。而另一部分人可能考慮的是跟現實的問題，尤其身邊就有核電廠的人。在這一點上我想我或許有一些發言權。

我曾住在Kalmar，奧斯卡港的O3距離我的住所不到一小時車程，如今我住在Skåne，今年，Skåne政府已經收到了一個在 Kävlinge、舊 Barsebäck 核電站附近建設兩座大型反應堆，發電量約2,500 MW 的國家支持申請。作為國家政策的核電和作為市鎮建設方面的核電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如果在我所在的市鎮要建一部電廠，那我關注的問題會變成“你們的反應堆放在哪裡，誰能找到工作，要怎麼處理土地和廢料，地方政府有沒有否決權，海岸的景觀怎麼辦，有多大風險，鄰居丹麥怎麼看——以及，誰付錢？”。

意識形態正是這樣掉進地方政治的真實空間的。

我的碩士論文中相當大的一大部分內容都關於瑞典核電問題的公共傳播與討論。我的一位教授曾問我過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Luna，你覺得核電在瑞典意味著什麼？”我記得我那個時候的回答是：“或許更像一個符號，關於我們對瑞典未來的想像。我們想要恢復什麼樣的瑞典，我們想要建設什麼樣的瑞典。”所以，你看，圍繞這個問題，被爭奪的從來都是關於國家和歷史，知識是怎麼書寫的和怎樣解釋未來。並不是反應堆要怎麼建設，我們展示技術，但我們關心的，至少不僅僅是技術。

這是我引子中“未來夢想”一詞的出處，我腦海中一瞬間閃出了阿童木之歌，阿童木象徵著一種“原子夢想”，從另一個角度講，而對這種技術的警惕，同樣可能來自對這種對現代性的警惕。

除了支持與不支持核電之外，支持者之所以支持原因也很值一看，如果從結果上看，工會-工業性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中右翼可能都支持核電。中右翼的思路可能是“核電可以意味著一種國家能力，象徵穩定，工業，家庭安全，能源自主和重新建設。從某種以上也可以恢復一種國家自豪感”，工會-工業性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路則可能主要來自“大型工業需要大量的穩定電力，工業就業是工人階級的利益所在，綠色鋼鐵和電氣化不能靠去工業化完成，核電可以是福利國家工業基礎的一部分。”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案例來自法國的案例，Fabien Roussel 是法國共產黨 PCF 的全國領導人，政治上毫無疑問屬於左翼：他主張提高最低工資和32小時工作周、60歲退休、更強公共服務和財富再分配。同時，他也把核電方案發展到“建設20座EPR”。他的觀念是國家擁有強大的能源企業，建設大規模核電，再工業化，提高高技能工會工作，提供廉價的公共電力與減碳。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左翼核工業主義敘事。與其把一個國家的基礎能源交給進口天然氣和私人市場，不如由公共部門自己建大核電站。

左翼與左翼之間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思路，環保主義左翼與工業主義左翼的思路可能完全不同，但我同樣知道非常支持核電的環保主義左翼人士。SVT關於核電紀錄片中的，來自Ung Vänster的Ia Aanstoot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觀念是“氣候變化是最緊迫的問題，而核電是其中的必要工具。現代技術與人的生活質量緊密相關，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現代生活，我們需要把這個現代生活脱碳”。而早期把MP（環境黨）穿起來的反核運動包含這樣一種思路“大型的，集中的，由專家和政治菁英替普通人決定的系統，它是不是在正在失去對人的控制？”

介紹這些，是因為我想說，如果離開核電議題，我們可能很難討論瑞典的政治，也很難詳細的展開對接下來的四位人物的討論。這裡的張力同樣有趣。因為，一旦我們開始討論核電問題，那傳統的左右翼政治陣營是可以立刻失效的，不同政治陣營的人可能因此重新排序。

對於MP來說，核電意味著昂貴的技術鎖定，錯誤的時間尺度，集中風險以及對可再生轉型的擠出，對C來說，它意味著國家是否應該用納稅人的錢替一種技術承擔市場風險，對於S來說，我們需要長期支持福利和長期可靠的能源，無論是水電、風電還是核電。支持核電的Ia 可以有 Ung Vänster/氣候運動背景，Ebba 是 KD 黨魁，工業工會里的 S 也可以親核，傳統市場自由派 C 可能接受核電本身卻反對國家補貼。你看，所以到了核電問題，大家的立場可以千差萬別，因此簡單的“左—右”軸會立刻開始失效。在核電與國家干預的軸線上， C 和 KD 會落在幾乎相反的位置，而 S 會處在一個特別奇怪的中間點。

不如就讓我從這個問題展開今天的故事吧。

僅祝閱讀愉快。

第六位，人物關鍵詞：行動

Ebba Busch（Kristdemokrat 基督教民主党）

Ebba 1987 年出生，在 Uppsala 外面的 Gunsta 長大。她的政治生涯發展的非常常快，2010 年只有 23 歲就成為了 Uppsala kommunalråd（市參議員），2015 年 28 歲成為 KD 黨魁，當時是極年輕的全國黨魁之一。

讓她從政的動機是來自於她的外祖母，2015年在Ebba在 SVT 回答觀眾問題時說，外祖母Gunhild 在養老服務中有非常糟糕的經歷，沒有被傾聽，也沒有被當作一個擁有尊嚴和自主性的成年人來對待。Ebba 說，這件事促使她進入家鄉的地方政治。這個問題很KD，社會主義的問題是“養老機構投入不足，那國家理應投入更多”。自由主義的問題是“消費者應該有更多選擇。”，KD或者說Ebba的思路是：“老人還是一個完整的人，那為什麼這個制度沒有把她當成一個有意志，有尊嚴的人來對待，這個問題其實觸及到了基督教民主中的一個非常核心的詞，personalism（人格主義）：每個人不是國家機器里的一個編號，也不只是孤立的個人，而是擁有不可侵犯的人格價值、生活關係和責任的人。KD 官方原則文本就是這麼定義自己的：拒絕把人理解成孤立個體，也拒絕把人變成集體機器里的齒輪。

她執著於老人照護，這與她的故事是密不可分的。Ebba 後來講過，母親長期 burnout、生病在家的時期，對她影響很深，她是在這時候開始承擔家庭的責任的，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媽媽找回來。到後來，她意識到家庭不能倒，老人不能掉下去，醫院不能失靈，電力不能突然不可靠。社會面對危險的時候不能總是說“這個很複雜，我們還在研究——”。社會需要行動。或許是這樣的經歷，讓她一直抓著責任，可靠性，什麼能夠真正的運轉，很像她談論能源時候的語言。

Ebba在小學一年級到九年級都念“生命之道”（Livets Ord）的學校，之後才轉到烏普薩拉的 Katedralskolan 念 IB 課程。大學在烏普薩拉大學讀和平與衝突研究，但沒有拿到學位。 “生命之道”這個名字對瑞典人來說是有故事的。它是 1983 年由 Ulf Ekman 在烏普薩拉創辦的靈恩派大型教會，主打成功神學（framgångsteologi），是在 1980–90 年代是瑞典媒體上最具爭議的宗教組織之一，被批評為近乎邪教式的控制。（有意思的後續是：Ekman 本人 2014 年宣布改宗天主教，也等於否定了自己創立的那一套。）

她在那所學校念了九年。 這件事她本人很少主動談，反對者偶爾拿來說事，但在瑞典主流媒體上其實處理得相當克制。因為指涉一個人的童年宗教環境，在瑞典是敏感的。不過對理解她在這裡很有幫助，我小小的分享一些吧：KD的歷史根源來自自由教會運動，而她是黨史上第一個真正在那個世界裡長大的黨魁。不過成年以後的Ebba已經長期屬於 Svenska kyrkan（瑞典教會）。她現在很反感政治對手不斷暗示她有什麼由 Livets Ord 決定的隱藏議程。

這裡有兩個東西應該分開談，首先，Ebba確實是真的有基督教信仰的人，這不是單純的競選品牌。其次，Ebba不是會把教義直接轉換成政策的人。2015年她競選黨魁時，黨內一些更傳統的價值保守派反而對她不滿，因為她明確接受瑞典現行墮胎制度，也支持同性伴侶和單身人士擁有收養資格。這讓她顯得格外有意思。她確實是有強宗教背景的人，但不是一個傳統宗教保守主義政治家。她相信基督教的人格價值家庭責任和社群主義，這裡有一些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傾向，但也有非常現代的右翼政治風格。

2006年到2009年，Ebba在烏普薩拉學的專業是和平與衝突研究，之後短暫的做過PR顧問，再之後進入了Uppsala的地方政治。她沒有核工程，物理，能源或者工業政策背景，她進入全國能源政治是一個後來發生的政治發展。

正如之前所說的，在我看來，核電可以是瑞典將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符號，我眼中的Ebba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作為這個符號的象徵出現的。

我最一開始了解Ebba就是因為核電問題。2025年，我在做關於SVT的一檔電視節目Spelet om kärnkraften（核電博弈）的話語分析的時候，第一次看見了Ebba。Ebba是一位非常High-agency（高能動性）的人，她可能是我目前知道的人裡面最有行動力的一位。這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品質。“既然我認為我應該做，那我就應該去推動，現在，立刻馬上。”

這在紀錄片裡特別明顯，有個場景我印象特別深刻，第一集三分鐘左右，Ebba帶著安全帽，穿一件紅色大衣，鏟土，巨大的展板，上面寫的是“Building the future of nuclear power”。非常儀式性的畫面，紀錄片剛開始就讓她說：“瑞典是一個巨大的核電國家。”緊接著，旁白講到“能源大臣把鏟子指向一個新的核電時代。”我覺得這是很妙的剪輯。面對“實現政府目標可能需要工業奇蹟”的質疑，Ebba沒有講成本模型，建設和審批的程序，而是反問了一句“那你覺得瑞典是靠什麼建立起來的，工業上的奇蹟嗎？”。很快，她引用了1970-80年代“不到十五年建立起十四座反應堆”的歷史。她不會退到說“那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她會給一個很直接的反問“如果當年的瑞典可以，那今天呢？今天為什麼不行。“類似的東西就貫穿在她的政治生涯裡。

這在政治敘事裡很典型。“歷史證明我們可以，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自信去走向未來的復興。”这句话把問題從“今天我們能不能做到”一下變成了“今天的瑞典還有沒有過去那種做大事的能力和意志。這期紀錄片的名字叫Den stora vändningen（大轉向），核電在這裡是瑞典現代性工業的恢復工程的一部分。

2015年，在Ebba剛接手KD的時候，政治學者Jenny Madestam 就形容她，說她有一種“溫暖、有魅力、能穿透電視屏幕”的人格，同時非常 slagkraftig（有影響力）有衝擊力、打得出去。十多年後，我們看到SVT、Novus 對她的描述已經更多出現 stridbar（好鬥的）、vågar ta konflikt（敢於鬥爭的）、polariserar（極化的） 這些詞。有一致性，也更強硬。

KD原本不是一個今天這種程度的“核電黨”，Ebba是自己先把核電往前推的，面對 M，她公開說 “vägrar underordna mig”（我拒絕服從/屈居其下），而到了今年，她又公開批評整個 Tidö 陣營需要反省，甚至說未來四年不能繼續把大規模減稅作為重點。“這是我的判斷。我先把旗插這裡，然後看看能不能把黨帶過來。”這也是她為什麼能重塑 KD的原因。

一個特別有趣的案例是，2018年，在Ebba支持更多核電的時候，連KD自己的能源發言人都不知道。那時，在 Expressen/DI 黨魁辯論中，Ebba突然表示：瑞典不應該提前關閉反應堆，而且應該考慮建設更多新的核電站。然後 SVT 去問 KD 當時負責能源政策的國會議員，對方表示說這個主張沒有和他協調過。這一點太重要了，因為核電後來成為KD招牌，不完全是“Ebba繼承了KD傳統能源政策”。核電後來成為KD招牌，不完全是“Ebba繼承了KD傳統能源政策”。她本人就是推動KD核電身分形成的重要人物之一。

早在18年的九月，她就開始抨擊MP的反核政策，她提到重工業脱碳和交通電氣化就帶來更多的電力需求，新核電應該是氣候政策的一部分。不過到了2022年，核電才在Ebba那裡和國家福利敘事綁到一起，我們注意到，她在KD大會演講里有一套非常典型的話：“過去瑞典是通過建設核電和工業基礎設施，給福利社會提供便宜穩定的電；今天電價高漲，普通家庭受到影響，那麼瑞典需要重新“投資走出問題”。核電問題一下子落到了她最早的政治世界：“普通家庭能不能過正常的生活。”因此，在我看來，她成為能源與工商大臣，某種意義上特別適合她已經塑造出來的政治人物形象，她現在也同時還是瑞典的副首相。

一旦了解了上面的背景，我們就不難知道。她在表達“十四座反應堆”的時候，她的意思其實是“瑞典是一個有能力把事情做成的國家。”她的核電政策其實有點接近“welfare-state industrialism”福利國家工業化的概念。她在能源問題上的觀點是“這是國家的基礎能力，我們要把投資條件造出來。”Tidö政府後來也是這樣做的，他們在這兩年裡動用了比較大的國家信用和制度力量去創造這個條件，比如修改核電站選址和反應堆數量限制措施。

KD強調輔助性/權力下放的原則，家庭能決定的，municipality不要管，municipality能解決的，國家不要管，國家能解決的，EU不要介入。但倘若基層單位真的無法解決，上一級應該有責任上的支持。不是國家越小越好，而是責任應該在最低，最接近人的層次承擔。

當然，Ebba的一些性格特質可以在她的公共活動中展現的很清晰，Ebba在競爭中表現的非常愉快，發生衝突之後她不會明顯不舒服，不會努力迴避，處理政治衝突是她的工作模式，Nooshi的硬會體現在“這是紅線”，Ebba則是，那好，那我們打一打這一仗，我們來看看。她相信自己能把事情搞定，她說，這個承諾我們會兌現。這當然既不謹慎，也不太像財政官僚會講的話。她有信念感，她相信某個局面可以被政治意志改變。她喜歡強調建設核電，改變醫療，加強軍隊，改變犯罪制度，移民制度和重建國家能力。

高行動力的人往往是建設者。

支持者看到她的勇敢果斷，清晰和有領導力，批評者看到她的過度自信，喜歡製造衝突，有時候說話會陷於證據。她過去的房產糾紛以及隨後承認嚴重誹謗的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SVT 當時的分析認為，她做了一件絕大多數全國級政治家都會極力避免的事情，把一場私人法律糾紛一路打成全國政治事件。她的風險容忍能力非常高，她知道某個判斷可能會出大事，她願意承擔這個責任，她確實有領導氣質，但也會偶爾撞牆，她的真實看起來像一種刻意表演，有種受過媒體訓練的感覺，但越是看起來像刻意表演的人，可能越接近真實。你不能因為覺得她特別會構造清晰的衝突線，很會在媒體面前表達就覺得她不真誠

我個人是喜歡Ebba的性格的，雖然我和她立場不同。她的性格決定了喜歡她的人會非常喜歡，而討厭她的人會非常討厭。而瑞典人對Ebba的信任是超過對KD的支持的，她是KD的王牌，很多人可能不想投KD，但仍然認為Ebba是個有能力的政治家。

我剛剛又看了一遍核電博弈的第二集，研究者說“綜合研究顯示即使不用新的核電也可以滿足需求”，Ebba則質疑說“這是不是所謂的綜合研究”，她不會盲目相信模型。她說，你們問問企業主，問問瑞典普通人，看看你們的電費，你們這個系統運行的真的好嗎？

於是，我想到了她最早講的那個關於外祖母的故事，這裡真的有一種非常微妙的呼應。我一直覺得她在說的是：你不要告訴我系統理論上怎麼運行，你們去問問真的生活在那個系統裡面的人吧！制度說提供了care，她會問那我的祖母有沒有被真正的尊重，模型所能源系統可以工作，她問企業和居民覺得它工作了嗎？她似乎特別喜歡我們應該把東西建設出來的政治。養老院，醫院能力，道路，國防，電網，和反應堆和工業，都是如此。她不是核物理學家，也不是一個從小就熱愛反應堆的人，她知道的是，核電或許可以把她相信的家庭安全，福利國家，治理能力和企業，氣候和代際責任裝進同一個政治故事裡。

我保留了一張Ebba拿著鏟子的截圖，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可以去SVT搜索 Spelet om kärnkraften，在第一集的3-5分鐘左右。因為版權原因，我就不放上來了。我感覺還挺像她的政治隱喻的，在別人討論一塊地適合不適合挖的時候，Ebba早已經拿起了她的鏟子。

第七位，人物關鍵詞：純粹

Amanda Lind（Miljöpartiet de gröna 環境黨/綠黨）

先介紹一些MP的背景吧。

綠黨從創黨當天就不認為自己屬於左與右之間的任何一道。他們說自己“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在前面”。原因是他們認為左右軸線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但生態危機是新的軸線。

早期的MP對領袖政治很不舒服，1981年-84年之間，他們甚至都沒有今天意義上的 språkrör，而是由政治委員會輪值召集人上場；1984 年才第一次選出兩位 språkrör。背後的想法是，政黨的政策是 members collectively 制定的，而språkrör 是替大家說話的人，不是 leader。språkrör是發聲管或者傳聲筒的意思，其他政黨的partiledare則是黨魁的意思。

2023年，MP 差一點把這套制度改掉，那一年，黨內重新討論過要不要只留一個 leader/språkrör，最後代表投票的結果是142: 112，兩個 språkrör的制度就這麼保留到了今天， 說到Daniel 本人，他的上位也有點戲劇化。他和另一候選人 Magnus P Wåhlin 最後的票數差距是131 : 130。他只贏多了一票。當時黨內一直在爭議：MP 是不是應該重新把幾乎所有政治傳播集中在氣候和環境。Daniel 的答案比較接近 yes。Märta Stenevi 則認為 MP 也必須同時談 inequality、crime、welfare 等更廣泛問題。

Daniel 當時甚至說過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想法，大意是：språkrör 每一次談別的議題，都是一次沒有談我們核心環境議題的機會。於是兩派發生非常明顯的策略衝突。Stenevi 之後在一段非常混亂的黨內時期離任，2024 年 Amanda Lind 被選來接替她。她的優勢恰好是黨內支持面很廣，而且政治經驗極深。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對特別有意思的組合，在綠黨裡面，Daniel負責將環境綠色問題更深化，Amanda則更注重把環境問題放在文化福利，民主和社區之中討論。

MP本身是從核電公投留下的不滿中誕生出來的政黨。1979年，在美國發生了三哩島核事故後，瑞典在1980年舉行核電公投，三個選項名義上都承諾某種形式的最終淘汰核能，只是速度和制度安排不同。然而，很多真正的反核運動人士認為，結果被既有政黨“吸收”掉了，因此，核電並沒有按照他們期待的方式迅速退出。

MP 自己今天都非常直接地把這一刻稱為建黨的 wake-up call。1980 年公投後不久，前自由黨政治人物 Per Gahrton 提出成立新黨，1980 年 9 月 30 日，18 個人齊齊擠在他位於 Nacka 的公寓裡討論這件事，1981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1:37，在Örebro 的會議正式決定成立了Miljöpartiet。1988 年，它第一次進入國會。一條有趣的冷知識是，早期的MP決定用 蒲公英（maskros）當象徵。在1980 年的籌備大會上，組織者想在講台上放一張蒲公英圖片，跑去學校生物教室地下室，怎麼都找不到，只找到一張tussilago（款冬）的照片，於是 MP 的前身第一次正式開會時，台上放的是一朵假的蒲公英。其實只看花頭，尤其從正上方看，它和蒲公英倒也是有一點親戚相的。但莖差的蠻遠。

我覺得倒也挺符合他們的風格，款冬常被稱作立春之花，這種植物屬於雪剛融就會急著從路邊泥裡探頭，先長出花來，葉子之後再慢吞吞的長，有點像1981年的MP，在組織還沒徹底建好的時候，就已經開了花。

綠黨的兩位språkrör還有一個有點可愛的巧合，Daniel 出生在 Luleå；Amanda 也是在 Luleå 長大的。

下面是我眼中的Amanda：

Amanda的人生敘事完全不是痛苦敘事。這是我最早注意到的關於她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她會世界語，我剛好也會。在我看來，她有一種許多人都會羨慕的生活，生命裡還保留著一種“沒有發生”的平靜感。我找不到關於經典政治人物的起源故事作為自我講述的根基。她有一種驚人的智慧感，總是非常專業，也仍然保留了非常天真的孩子氣，這二者並不衝突。在我看來她是特別純粹的人。

Amanda對自己的描述是這樣的：有一個安全的家庭，許多弟弟妹妹，教會生活，居住在森林附近，伴隨著一點對世界不公的焦躁，最終慢慢找到了一個可以做事情的政治組織。我想，她發自內心的感覺世界對她特別好，所以她會從這裡開始思考，那麼，其他人，其他地方的人以及未來的人，為什麼不可以也有一個值得生活的世界呢？

她是幸運的，她是在一個她覺得很安全很有共同體感覺的世界裡長大的。

1980年，Amanda出生在Uppsala，當時她的父母還在讀書，三歲的時候，她全家搬到了Luleå，她認為自己是Lulebo，她的爸爸後來成為牧師，媽媽成為藥劑師，家裡有三個比她小的弟弟妹妹，一個沒有和他們一起生活的哥哥。因此，她在家裡一直扮演大姊的角色。她喜歡組織事情，照顧弟弟妹妹，尤其在一所有人都包括起來，家裡一直有很多人，很熱鬧，她喜歡這樣的感覺。

她把自己的童年形容成“非常安全”，孩童時期的Amanda有非常穩定的家庭生活，許多戶外活動和運動，教會，吹長笛，唱詩班，全家一起去Västerbotten 的山區。2000年起，她參加了教會支持的全球債務減免活動，後來她覺得沒那麼滿足，於是想知道為什麼貧困，環境，動物和全球不平等會彼此相連，她知道一切有關，想找到一個能同時處理這些事情的框架。

我甚至能想像出她小時候的樣子來，幾乎是最乖巧的小孩，一直守規矩，喜歡讀書，也喜歡fantasy，喜歡玩RPG和LARP，扮演森林動物，高中時候迷戀Tolkin，為了LARP去Stockholm買羊毛布做服裝。特別愛上學，喜歡自然科學學科，高中畢業後她去了Lidingö 的 Teologiska högskolan 念 human rights，之後選了去Umeå University讀心理學，到了成為心理學家的時候，她也已經加入MP整整十年。

她有過一些非常美好的夏天，2005年，Amanda 當時在 Umeå 念心理學，她中途休學了一段時間，跑到 Härnösand 的 Murberget/Västernorrlands museum做夏季工作，當戶外博物館的 guide / stugvärd，她自己縫了一個 tältkåta，整個夏天就住在裡面。住在帳篷裡，靠近自然，用明火做飯，她愛上了Härnösand，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後來的丈夫 Björn Ola Lind，兩個人第一次遇見的地方是他自己蓋的柴燒桑拿。

她住到了Härnösand，通過通勤和遠程Umeå把書讀完，在讀書期間生下了兩個小朋友，最終在2009年畢業，拿到了執業心理學家的資格，之後，她從事了兩年的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療工作。

她喜歡Härnösand，在小的municipality裡面，人與人有處在同一個共同脈絡裡的感覺，而且普通人比較容易真的影響地方。她對她的工作印象蠻好，雖然總體工作量很大，但她在較小的單位，有經驗豐富的團隊，工作環境很不錯，直到很久之後，她都說自己一直保留著有一天回去當心理醫生的想法。

而且，雖然她1999 年就加入 MP，2002 年已經開始當地方議員，可是前面很長一段時間政治都是她生活的一部分，直到2011年左右，她才正式進入全職的地方政治，2014 年成為 Härnösand kommunalråd（市政委員）；2016 年成為 MP 全國黨秘書；2019 年才突然跳到中央政府，成為文化與民主部長，正是那一年，她作為瑞典的文化與民主部長，直接用Esperanto 給芬蘭 Lahti 的第 104 屆 Universala Kongreso（世界世界語大會）錄了一段完整致詞。最後她說：人與人之間的相遇和交談，是有活力民主發展的基礎；感謝 Esperanto 運動促進跨越語言和國界的交流。

最後的一句是：Ni estu unu homaro sur ĉi unu terglobo.

「願我們在這唯一的地球上，成為一個人類共同體。」

Amanda曾經是世界語樂團 La Perdita Generacio的表演成員之一, 這個樂團的主唱，Tomas Frejarö 她在 Härnösand 當地方 MP språkrör 時，她的另一位搭檔，她的伴侶則負責給樂團吹奏didgeridoo。

另一件在她擔任文化與民主部長時期發生的事情是，瑞典筆會決定把當年的圖霍爾斯基獎（Tucholskypriset）頒給桂民海。這個獎不是瑞典政府決定的，但按照安排，當時身兼文化與民主大臣的 Amanda Lind 要出席並頒獎。桂民海本人當時仍被中國拘押，因此典禮現場為他留了一張空椅子。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公開向瑞典政府施壓，而且話說得相當重：如果瑞典政府高級官員參加典禮，中國將採取“反制措施”，他後來又明確表示，Amanda 如果出席，就會被禁止進入中國。Amanda 的反應非常平靜，她說，對我這個文化與民主大臣來說，今天在這裡頒這個獎是理所當然的，然後去了。她的理由也非常 institution-oriented：瑞典有言論自由，瑞典筆會必須有權利不受外國政府干預地決定自己把獎頒給誰。她同時明確表示瑞典政府的立場不變：桂民海應當獲釋。

首相 Stefan Löfven 公開支持她，表示瑞典不會屈服於這類威脅，外交大臣 Ann Linde 也正式批評中國的做法，認為外國政府試圖告訴瑞典政府官員應該怎麼行動是非常嚴重的事。之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把 Amanda 的出席稱為“嚴重錯誤”；同年 12 月，一個原定赴瑞典的中國貿易代表團行程也被取消和推遲，報導與外交消息來源把它和這場衝突聯繫在一起。

因此，我覺得有兩種人可能會比較失望，首先，期望MP更尖銳的人可能會有點失望，因為她是一個低衝突需求的人，但期望她妥協的人也要失望了，她有自己的原則，對於她來說，許多問題根本就不會進入談判。對她來說，裡說當然的事情，絕對不會成為意外。

這裡我想插播一句題外話：關於origin myth這一段，我和家人今天聊到了Amanda和Magdalena，我的結論是，當然，你也可以說Magdalena同樣沒有這樣的基於某個個人創傷事件帶來的origin myth。但是，社會民主黨本身就可以為她提供一個比個人生命是更大的origin myth。即使是一個教育家庭和職業都很穩定的社會民主黨人，進入Socialdemokraterna 之後也完全可能繼承一套一百多年的道德歷史，比如知道我們聚會的房間背後可能有一百年的歷史，知道今天的過去可能來自工人運動，普選權，人民之家，福利國家，Rehn–Meidne，Palme，國際主義，也經歷過1986年的巨大斷裂，S的origin myth 是 national construction memory，你甚至可以沒有私人創傷，但可以有一段政治上的共同認知，共同童年和共同失落。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MP也有政黨層面的origin myth，只是並非這樣的一種。MP的origin myth是一種movement memory，來吧，我們起來反抗一個有問題的制度吧！

插頁，補充知識——134天：

要講Daniel和他的重要故事，就離不開一個背景，即2018年的瑞典大選。介紹這個選舉對我們之後了解Ulf的生涯也很有幫助，所以我索性在這裡講一講。如果你覺得這裡的內容太多也可以跳過這段背景去看後面的內容。

2018年的9月9日的大選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場選舉，因為這場選舉是瑞典戰後經濟“陣營體系”正式死亡的日子。那一屆，紅綠陣營獲得144席，聯盟陣營獲得143席，瑞典民主黨獲得62席，過半需要175席。兩邊都遠遠不夠，相差只有一席，唯一能讓任何一邊過半的是所有人都宣稱不會合作的黨。

那一年，社民黨創下了 1908 年以來最差成績，SD 從 12.9% 躍升到 17.5%，基民黨從 4.57% 拉到 6.32%（這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Ebba Busch 那次逆轉），綠黨掉到了4.41%，離出局只差 0.41 個百分點。

然後是漫長的組閣，共計134天。瑞典有一個很有趣的憲政設計叫“消極議會制”（negativ parlamentarism）首相人選不需要多數贊成，只需要沒有多數反對。棄權等於默許。這個設計本來是為了讓少數政府容易組成，到了這一年，反而讓所有人都可以不表態、拖下去。

9 月 25 日：依照 2011 年生效的新規定，選後必須對現任首相進行一次強制信任投票。Löfven 被投下台（204 票反對），成為看守政府首相。這是這條規定啟用以來第一次真的發生。接下來由議長 Andreas Norlén 主持四輪組閣試探。 那個月，這位議長是全國最有名的人，一個原本幾乎沒人認識的職位，突然變成了唯一還在運轉的機構。11 月 14 日：Kristersson 被否決（195 票反對）。因為中間黨和自由黨都不接受一個依賴 SD 的政府。之後，Löfven 也被否決。同月，更關鍵的是，溫和黨和基民黨的預算案在 SD 支持下通過了，於是看守政府必須執行反對黨的預算。這件事在瑞典憲政上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步也徹底炸掉了由溫和黨、中間黨、自由黨、基民黨組成的聯盟，他們之前在2006 和 2010 年連續兩次勝選，也是除了S之外的任何一個瑞典首相都沒做到過的，也是瑞典右翼史上的一次成功的組織創新。四個黨派彼此的分歧越來越大，C和L選民代表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與M和KD選民基礎的治安，移民管制和國族認同衝突越來越大，而SD正在擴張。之前，共同綱領只需要處理稅收，就業和學校，那移民和SD的問題可以一直往後推，他們處理了十幾年，一直推到2018年，裂痕徹底變成裂縫，這裡，研究這段歷史的那本書《134 天》（134 dagar: Om regeringsbildningen efter valet 2018）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所有的答案不只在 SD 的快速成長，也在聯盟內部，它過去獨特的成功，此時成了它的墜落原因。M 和 KD 願意接受 SD 的支持，C 和 L 不願意，四黨聯盟從此瓦解。

聯盟是為了一個兩大陣營，沒有第三方的世界設計的完美工具，它太好用了，右翼四個黨派都把賭注壓在了這個形式上，直到第三方強大到無法忽視的時候，他們沒有任何預備，一個用了四十年的東西，從來不需要提案。

2019 年 1 月 11 日：一月協議簽署，73 條，社民黨和綠黨組政府，中間黨和自由黨承諾在首相投票中棄權。1 月 18 日：Löfven 以 115 票贊成、153 票反對、77 票棄權當選，贊成票要遠遠少於反對票，但因為棄權夠多，他通過了。連左翼黨也決定棄權，儘管他們被完全排除在協議之外，1 月 21 日新政府就職，距離投票日 134 天。舊紀錄是 1979 年的 25 天。聯盟隨後在全國層級被正式宣告解散。

這件事情其實一直影響到了今天，我們之前講到的 Nooshi 拿去拉倒了 Löfven的租金市場化條款，來自這個一月協議的第44條，源頭就在這 134 天。 社民黨為了活下來吞下的東西，兩年後就成了殺死它的工具。而且後來Nooshi在2021 年那把刀的刀柄，正是 2018 年那場僵局做出來的。當一個政黨為了組閣而向“不同方向的第三方”滑坡時，它同時在向另一個方向的第三方製造了倒閣理由。在這個故事裡，中間黨拿到的每一分，都是左翼黨手上多出來的一顆子彈，我們看右翼陣營的重組也是一樣，2018 年“M和KD 願意靠 SD，但是C和L 不願意”到了2022 年變成“M/KD/L 都願意”。再到後面，到了2026 年 4 月變成了“SD 直接入閣”。一旦開了口子，事情就會一直滑坡，而滑坡的起點可以說就來自2018 年 12 月那份預算。

相似的歷史總是會不斷的上演，如果今年9月，社民黨贏了的話，我們將同時面對的情況也是類似的。首先，左翼黨明確要求入閣，訴求大概會是推翻市場化政策，其次，中間黨明確拒絕與左翼黨同桌。這次所有人都讀過一次之前的劇本了，但在面對一模一樣的問題的時候，不代表不能演不同的戲，而且這次的算法可能和2018年一樣殘酷。

但地方政治開始各玩各的也正是開始於這個時候，在全國陣營邏輯癱瘓的134 天裡，斯德哥爾摩的綠藍聯盟就是在這種真空中談成的，2018 年 9 月大選後，斯德哥爾摩市的算術和全國一樣壞，原本的“紅綠粉”執政聯盟失去多數，而瑞典民主黨成了聯盟陣營和紅綠陣營之間的關鍵少數（vågmästare）。Helldén 當時是綠黨在斯德哥爾摩市議會的黨團領袖。他的第一個方案不是綠藍，而是“中間集團”即：社民黨 + 中間黨 + 自由黨 + 綠黨。綠黨自己的說法是：在嘗試組成新的中間集團被證明行不通之後，才開始和資產階級政黨接觸。

這一段的時間線倒是很快，他們從10 月 1 日星期一開始談判，星期五就宣布成立，10 月 15 日市議會投票通過。溫和黨、自由黨、中間黨、基民黨加上綠黨，在 101 席中拿下 54 席。Anna König Jerlmyr（M）出任財政市政委員（相當於市長），S的 Karin Wanngård 轉為反對派領袖。他們給出的理由，關鍵詞是「極端政黨」。自由黨團長 Lotta Edholm 當時的說法是：我們打破了首都的陣營政治，形成強勢多數，“我們強大的中間”意味著把所有極端政黨排除在影響力之外。König Jerlmyr 的版本則是責任與穩定，提供長期而可預期的改革條件。這個聯盟同時排除了瑞典民主黨和左翼黨。 對綠黨來說，這是一個可以向黨員交代的說法。我們不是投靠右派，我們是在築牆擋住極右。

但少有人指出綠黨付出的代價，委員會席次的分配極不成比例，溫和黨拿下 14 個區政委員會裡的 10 個主席職位，自由黨拿下兩個，綠黨只拿到一個（Skarpnäck地區），中間黨一個，基民黨掛零。然而，綠黨在上一屆是主持五個區政委員會的。當記者追問為什麼分配這麼不成比例，König Jerlmyr 的回答是：這是談判的一部分，我們不對外評論。 Daniel Helldén 的說法就比較坦白了，他說區政委員會只是整盤棋的一部分，還要連同其他中央委員會和市屬公司一起看，“這就是一塊拼圖”，而他們現在拿到了 Skarpnäck（斯德哥爾摩東南的一個行政大區），他們判斷的是少數執政很難把自己的政策推過去。做決定的是市議會黨團（fullmäktigegrupp），不是黨員大會和黨代表會。十幾個人，一個晚上。這是後來黨內怨氣的來源之一，很多黨員覺得自己是在報紙上讀到這件事的。

這是一場交易，交易的實質是綠黨放棄了在基層社區的大部分權力，換取保住交通市政委員這一個位子。也就是保住 Daniel。2018 年選後，溫和黨在競選期間明確強調綠黨的交通政策有多具破壞性，結果談判時卻把交通事務讓給了綠黨。智庫Timbro 那篇評論的怒氣正是衝著這件事來的：不管斯德哥爾摩人投給誰，他們拿到的都是綠黨的交通政策。

但是綠黨Daniel確實做到了他想做的事情，綠黨優先的是議題，不是陣營，五個區的主席換一個交通職位是因為交通是最先改變城市的地方，單一議題最大化的思路是典型的綠黨行為。這是有代價的，後來綠藍陣營賣體育館給私人從業者，引進私立學校的決定，是綠黨黨員很不喜歡的事情，但作為其中的一份子，大家要共同承擔。後來有趣的事情是，2022 年選舉後，斯德哥爾摩換回了紅綠執政，Wanngård 回任了市長，而綠黨繼續管交通。這一次，紅綠聯盟上台後投入 20 億克朗給步行、自行車和公車基礎設施，比上一屆多了五億。

同一套交通政策，在藍色執政下推了四年，在紅色執政下繼續推。這也正是Timbro上的批評如此多的原因。斯德哥爾摩人不管投給誰，交通政策都不會變。

插頁結束，下面，我們來繼續講MP的Daniel的故事。

第八位，人物關鍵詞：固執

Daniel Helldén（Miljöpartiet de gröna 瑞典綠黨）

Daniel和Amanda還不太一樣。

前面已經可以看到他的整個政治哲學基礎了，他相信“有權力才能改變東西”。 所以你看，他在 2018 年做的計算就是：綠黨的席次永遠不夠多，所以唯一能真正改變城市的方法，是找到願意讓你管一個領域的多數，不管那個多數是什麼顏色。他用五個區政委員會主席換一個交通職位，其實就是這個邏輯的極致表現。

Daniel給很多瑞典人的印象是在斯德哥爾摩到處修自行車道，“歧視”汽車的人，很多人覺得“自行車道”就是他在成為交通部長之後完成的主要工作。

之前我有提過一次，反對核電只是MP的一個切面，真正把MP串起來的是一種更大的不信任，即：大型的，集中的，由專家和政治菁英決定的系統，是不是在越發遠離具體的人的控制。

Amanda和Daniel代表的是剛好是這一點的兩個方面，Amanda對制度的推動來自對具體的人的關心和熱情，Daniel對制度的推動來自他對系統的理解，他有一點知識分子的固執。在行動導向和衝突耐受的方面，Daniel和Ebba倒是是有相似之處的。他執著於盡快把事情做出來，想做的事情又真的能完成。

1965 年出生在 Luleå在Luleå，後來在 Örebro 和 Lidingö 長大。他不是政治職業一路升上去的，而是個真正的 akademiker：他在 Stockholm University 做政治學，2005 年拿到博士，之後當大學講師。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民主受到挑戰：榆樹之戰與政治建制”。研究的是1971 年 Stockholm 的國王花園老榆樹事件，市府要砍掉一批老榆樹來蓋地鐵出入口，市民自發聚集，有人爬上樹、有人徹夜守著，最後政府退讓，樹保住了。這件事被視為瑞典現代環保運動和公民抗爭的起源神話。當然，這件事本身幾乎就是一個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的範例樣本。而Daniel的研究聚焦於“政治建制是如何理解這樣的反抗的？”當年的政治菁英基本認為制度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在 “我們沒有把決策解釋清楚”。

這個框架我覺得特別熟悉，在科學史領域，這叫缺陷模型，公眾的抵抗被認為是單純的信息缺乏造成的，一個假設是如果信息傳遞的足夠多，那公眾就會認可某個觀點。專家治理引發公共抵抗，建制派把這個視為溝通失敗。

結果，在短短二三十年後，這個當年研究了“城市規劃，抗爭與民主”的人自己跑去掌管了斯德哥爾摩的交通系統。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把新建住宅的停車位降低到零，大福調增停車費，第二把是取消老城區的所有停車位，第三把是把市中心大片區域劃為“環境區三級”（當然實際上是只准純電動車進入的）。 Caroline Drabe 說，大城市確實有交通問題要處理，但這種做法不可接受。反對者說這是民主失靈，支持者說這證明了他的政策在專業層面站得住腳，連右翼執政時也找不到人取代，兩邊都有各自的說法，或許都有道理。

民調比較複雜，斯德哥爾摩市民最普遍的期望是擴建公共交通和增加自行車道，關於步行與自行車道的可及性和維護，滿意的人明顯多於不滿的人，到了停車位完全相反，不滿的人明顯多於滿意的人，四分之一的人希望自家附近有更多停車位。換而言之，在有限的城市空間裡，停車位和自行車道是零和的，Daniel選了其一，但斯德哥爾摩人兩個都想要。

然後他確實挺結果導向，說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他鐵了心要改這個基礎設施。當然，綠黨也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倡議型的政黨。有趣的巧合是，著名建築師 David Helldén 是他祖父的堂兄，David Helldén 是戰後 Stockholm 城市重新發展的的重要建築師之一，他設計了Hötorget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現代建築，以及Malmö Stadsteater（馬爾默城市劇院）。而在城市交通方面，在1946年，他參與了 1946 年 Norrmalm 的整體城市建設方案，包括建設新的道路、Tegelbacken 的汽車隧道、Sveavägen 附近的新廣場、Hötorget 的高層建築，今天的 Sergels torg同樣是David Helldén 設計的，它採用了兩個高度層級，下層留給行人、上層留給汽車交通。於是，在Helldén的家庭中出現了一個有一點有趣的地方：一個家族成員參與了 20 世紀現代主義的物質建構，幾十年後，另一個家族成員成為了最著名的減少汽車空間的政治人物之一。

在Daniel 和 2026 MP 的辯論中其實可以看得到MP現在關於反對核電的敘述的一個歷史轉變：他們關心核電到底幾年才能出電，這需要多少國家保證，如果國家資金鎖死在核能後，會不會減少別的電力來源？當然，工業 2030 年需要電，反應堆2040年才可能來，那有沒有用？而廢料處理也是一個關鍵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到底誰擁有能源？

Malmö和Skåne的MP總是會談到一个叫energigemenskaper（能源社群）的概念，居民、公寓、村莊、小企業可以共同生產、儲存、交易能源，而不是所有權永遠集中在少數大型設施裡面。2026 年 Amanda 和 Daniel 又推出 Folkel，讓公寓和租屋的居民也可以使用和參與太陽能，改善充電和電價制度。這就是MP的民主理論。

2026 年Amanda和Daniel都從EU 懷疑論者變成了EU支持者，這也是他們自己列出的政治立場轉變，因為他們發現在跨境環境和氣候問題只有超國界政府才比較容易處理。

1971年，在Almstriden，民眾集體反抗了技術官僚式的城市規劃，到了1980年，kärnkraftsomröstningen（瑞典就核能问题举行的全民公投）很多環境運動人士覺得既有政治體制把反核訴求給吸收和稀釋了。到1981年，Miljöpartiet希望建立一個刻意反對領袖、權力集中和強調地方參與的新的政黨。四十年之後，其中的一位發言人剛好是一個拿 Almstriden 寫過博士論文的人。而另一位發言人是一位心理學家，擔任過文化民主與媒體部長，有很多有趣愛好的地方政治人物。

綠黨的兩條鏈子剛好合併成了一組完整的DNA，一邊是材料系統，生態極限和基礎建設。另一邊是文化參與，公民社會與人類。

第九位，人物關鍵詞：隱忍

Ulf Kristersson（Moderaterna 溫和黨）

沒有人比Ulf更懂什麼是代價。

我眼中的Ulf是非常碎片的，我讀過太多關於他太多的新聞。一開始，我想把他放進這篇文章的第三個位置，Magdalena之後的那個位置，我甚至寫了一段，然後我發現我還得了解更多才能繼續寫下去。

Ulf是所有人裡面最難寫的一位。他太複雜了，太多故事了，甚至圍繞在他附近的人也都各有各的故事，但一下子我又想不起來他具體有什麼故事。後來想了想，我覺得他的人生可能是瑞典幾位黨魁裡面最適合用“政治生涯”來理解的人。而不是某個單一的人格。

Ulf年輕的時候輸的挺慘，等又等了很久，被自己的陣營拒絕過，現在，他成了把右翼的幾個互相看不順眼的人綁在一起的人，成功撐過了整個任期，這在近些年來的瑞典是很罕見的。今年四月，四個黨派宣布下屆會組成一個包含SD的多數政府。“門外設計”要被廢除了。

代價是——他的黨已經不再是右翼最大的黨了。

他不是像Jimmie一樣的運動型領袖，大概也不像Magdalena那樣覺得國家制度本身有什麼情感上的重量。他相信規則和秩序多一些，如果這些東西安排的正確，那一個複雜的社會是可以運轉起來的。

要討論一個黨派的regeringsduglighet（執政能力／政府能力）的時候，我們應當把是否喜歡它的政策和能力分開去討論。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目前在瑞典國會的八個政黨裡面，S和M是非常明顯的兩個“能承接政府的政黨”。

S是經驗型政黨，有一套完整的累積知識，關於怎麼做預算，怎麼和財政部談，如何推動政策，如何讓少數政府達成議會多數，即便是當年Magdalena上台比較突然的時候，國家仍然是一個S比較熟悉的制度世界。她自己的七年部長經驗也讓她知道怎麼在危機中把國家機器開起來。

M是管理型政黨，在1980年以來，目前是唯一真正能長期競爭首相職位的非社會主義政黨。Bildt、Reinfeldt、Kristersson，形成的一條很清楚的線就是，如果S不管理國家的話，那我們需要組織另一個可行的政府。從Reinfeldt 時代的 Alliansen到現在的Tidö，正如我前面說的，如果規則責任和激勵政策正確，那一個複雜的社會是可以運轉起來的，這也有點像Moderaterna 的治理直覺。

排除意識形態，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相同點。比如最後需要有人負責把國家開起來，小一點的黨派會說我們要求政府做到XXX。S和M的政治家需要考慮的是，如果我是政府，誰來做什麼，預算法案怎麼辦。市政能執行嗎？歐盟法和三年後的問題怎麼辦。我相信Magdalena和Ulf對政治是什麼的理解很可能有相似程度的接近。執政黨派需要問具體怎麼辦，MP在2014–2021 進政府以後其實有這樣的痛苦，movement identity說A，但是維持政府需要B，做一個相反的決定需要付出很大的身分成本。但在S和M方面，對這種事情的耐受度其實很高。這是治理能力。

這就是瑞典現有政府的深層結構，有兩個能夠組成完整政府的能力的政黨，剩下六個可以改變這些政黨如何治理。當然，這並不是永遠如此，SD 最明顯正在試圖跨過那條界線。但目前為止這個描述仍然接近現實。

讓我們回到Ulf，Ulf，1963 年出生於 Lund，但五歲左右就在 Eskilstuna 附近的 Torshälla 長大。不算是政治世家出身，他在年輕時很認真做競技體操，後來到 Uppsala 讀了經濟學。

1983 年，Ulf在Enköping的S1通信部隊服役。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四十年后，他雙胞胎女儿中的Ellen也在Enköping的LedR（这是当年Ulf服役的那一支信号部队的传承线）做無線電鏈路士兵。

這裡確實給Ulf的政治觀念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家庭版本。他認為自由不是免除義務，而是建立在能承擔責任的人之上。他要求別人的孩子服義務役，他自己的兩個孩子也去了。

早在學生時期，Ulf就組織了Moderata Skolungdom。1988 年，25 歲的他成了 MUF（Moderata ungdomsförbundet）主席。後來，他做過瑞典右翼智庫Timbro 的市場主管、做過企業傳播顧問、Strängnäs kommunalråd、Stockholm 社會事務市政委員、Reinfeldt 政府的社會保險大臣，到了2017 年才終於當上 Moderaterna 黨魁。他從MUF主席到M的黨魁，用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這其中最大的傷口發生在1992年的呂克塞爾之戰（Slaget i Lycksele）。

1992 年 MUF 黨代會，Ulf 想連任主席，遇到的挑戰者是Fredrik Reinfeldt，最後，Reinfeldt 58票，Kristersson 55票，那天非常激烈，之前已經累積很久的派系衝突，個人恩怨和領導風格衝突，在 1992 年那次大會一次爆掉了。MUF 幾乎被劈成兩半，以至於SVT 後來直接說，那場會議是長期自由派—保守派內鬥的高潮，而且最後已經發展成了很個人的衝突。Reinfeldt 多年後自己說，那次鬥爭讓他“心和靈魂都很痛”，並且下定決心，以後不要再把自己和身邊的人捲進這種事情。

那些參與者的回憶，現在看起來其實很好玩。Ulf 被描述成一個特別會媒體操作，有 idea-politics也明確想“改變社會”的人，Reinfeldt 則更像一個組織型政治家，他要跑遍各 district，一個一個建立基層支持。他們後來的人生居然把兩種能力都發展出來了，Ulf 今天反而成了非常強的聯盟工程師，而Reinfeldt 後來則成了那個把 Moderaterna 從思想上重新包裝成 Nya Moderaterna 的人。

當時的回顧報導直接形容現場和之前的拉票過程充滿指責、威脅、拉攏、利益交換式的勸說，以及非常激烈的代表爭奪。Aftonbladet 後來用了很戲劇化的說法，說當時“政治最髒的招數幾乎都出現了”。這種描述本身帶有新聞修辭，但至少可以確認的是，參與者普遍把它記成一次非常激烈的鬥爭。結果出來以後也很能說明氣氛。Reinfeldt 贏了，支持者歡呼、辦慶功會。Ulf 沒留下來。他大意說：“我想你們能理解，我今晚想用別的方式度過。”之後，他乘坐第一班飛機離開 Lycksele。Reinfeldt 後來把這場勝利叫做“Pyrrhusseger”（慘勝，該表達源自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據說他在公元前 279 年阿斯庫盧姆戰役中戰勝羅馬人後曾說過：“再來一次這樣的勝利，我就完了。”來源：wiki）。他說，如果當年輸了，他大概就不會繼續留在政治裡，但又認為這場勝利耗掉的精力太多，“不值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counterfactual，如果 1992 年那三票反過來，瑞典可能根本沒有 Reinfeldt 首相。而如果沒有 Reinfeldt，未必有同樣形式的 Nya Moderaterna，未必有 2006 年那個 Alliansen，而Ulf 自己後來的政治道路也可能完全不一樣。

18年後，Reinfeldt 把 Ulf 招進自己的政府，他需要新的socialförsäkringsminister，最後選的是Ulf Kristersson，Ulf 接了。Ulf 後來自己承認兩人有一段時間關係確實很奇怪，但最後過去了。而 Reinfeldt 則說，他在 Lycksele 之後認為自己作為贏家有責任把被撕裂的 MUF 重新縫起來，其中就包括和 Ulf 和解。

這是Ulf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經歷大的政治失敗，輸給了自己陣營的人，那年，他也才29歲。你如果二十九歲經歷一次這樣的事情，沒有退出政治，那其實很容易學到一件事：政治不是“我有最好的 argument 我就會贏”。你需要知道每個人在哪裡、要什麼、可以跟誰能合作，以及最後的——票到底夠不夠。

青年時期的Ulf要比現在激進很多。今天他一直講trygghet（安全）、ansvar（責任）、ordning（秩序），看起來像個保守派，但是，1990 年代的 Ulf 是非常典型的瑞典市場自由主義青年右翼。他就職於Timbro，寫了相當尖銳的福利國家批判，他1994 年的著作甚至拿瑞典某些福利制度造成的被動依賴和 apartheid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做過極端類比。年輕的時候，他支持學校選擇、反 löntagarfonder（員工基金是20世紀70年代由勞動黨和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一項經濟提案。該提案旨在通過將公司部分利潤存入由工會運動控制的基金，將經濟權力從私營企業主重新分配給員工。 它旨在對公司私有制提出嚴峻挑戰，並解決當時因員工抵制團結工資政策而導致公司利潤過高的問題。源：wiki）、支持推倒柏林圍牆，人們叫他 liberal，激烈一點就叫 nyliberal（新自由派）；現在他主張打擊犯罪、知道誰在國內、降低福利依賴，又被叫 conservative（保守派）。他認為自己沒有從 liberal“變成”conservative。在他看來，問題變了，而自由和責任沒有變。

之前我們已經介紹過“134天”的背景了。那年發生很多事，影響了MP，影響了V和S甚至SD的今天，那年，也讓Ulf變成了今天的Ulf。前情提要：那一年，傳統Alliansen 沒有多數，紅綠也沒有多數，SD 又已經大到不能假裝不存在。從選舉到新政府正式上任的 134 天裡，Ulf 經歷了一件非常羞辱性的政治事件。

他提出：M + KD 少數政府，由 SD 投票支持。 C 和 L 不接受一個依賴 SD 的政府，真的在國會裡投了 Nej。最後：154 支持 Ulf，195 反對。他成了現代制度下第一個被國會正式否決的議長首相提名人。

我覺得如果我是他，我應該會像Stefan Löfven記住Nooshi Dadgostar 一樣記住C和L的決定，C和L在這次投了NO——我知道了。

我會把Tidö 看成 Ulf 對 134 天的一份制度答案，2018 年教給Ulf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再用“我們還是四黨 Alliansen，至於 SD 就先假裝不在房間裡”的觀念來組政府。因為議會數學不允許這麼做。於是，到了 2022 年，他做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沒有先宣布完政府，再祈禱 SD 不搗亂，而是他們四個先去了Tidö slott（蒂多城堡），先把衝突寫成了一份詳細的操作指南。M、KD、L 入閣，SD 不入閣，但是在協議涵蓋的六大領域：醫療、氣候能源、犯罪、移民整合、學校、增長及家庭經濟，SD 的 samordningskansli（協調辦公室）享有和三個政府黨 “fullt och lika inflytande”——完整且平等的影響力。

SD 在門外，手裡還拿了一把內閣辦公室的鑰匙。這套東西最讓我驚訝的地方在於，它到居然運轉了接近整個任期。到了2026年連SVT的政治記者都承認，Tidö 的合作程度比很多人當初預期穩定得多。當然，這裡最大的制度性摩擦始終主要集中在 L 與 SD，最近尤其是在永久居留問題方面。

這是我之所以管Ulf叫koalitionsingenjö（聯盟工程師）的原因。Tidö其實極不和諧，M 想要經濟增長，想要工作線，企業和治安，想要核電，並且想當執政黨，Ulf想當首相。KD 希望有更重比例的 healthcare、保護家庭、價值保守以及地方福利；L 至少還需要維持自己仍然是個 liberal party，獲得EU、教育、個人權利，在移民問題上多少有些底線，SD 最在乎的便便就是移民問題，民族共同體，刑事政策以及證明自己已經成為合法執政黨。

他們的和諧是一種非常詭異的狀態，在中左翼陣營，你可以看到一群人為了原則能放棄什麼，在右翼陣營，你就能看到一群人為了什麼能放棄原則。他們的和諧說明白一些，其實就是妥協，你在這幾個地方得到這個東西，我在另外幾個地方得到那個東西，如果搞出來了爭議，不能每次都讓整個政府爆炸。

今年的永久居留政策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爭議，SD 強烈的想把某些永久居留轉成臨時居留，因為這是它的 paradigmskifte 的核心之一，L的一句絕對不行幾乎已經到了嘴邊。Ulf 怎麼辦？

Ulf開始了它的大聯盟工程，他開始先降溫，然後補充調查，尋找讓雙方可以各自宣布勝利的出口。最後至少目前先把最尖銳的部分被推後處理。這是Ulf的治理風格，在 Tidö ，Ulf的真正功能是“前提管理”。

他能先把這些東西懸置一下，先隱忍，然後，他可能說，你們能不能先吵著，明天早上上班我們一起投budget？他的策略是，讓盟友發現：離開這張桌子的成本比留下來更高。

Ulf有個很愛的概念，大意是：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變得更好，但幾乎沒有事情會自己變好。然後他補：Hoppfullhet, inte naivitet，有希望，但不要天真。我覺得這句幾乎可以拿來概括他的政治人格。跟我前面說的 Palme/S 那種：人可以共同把世界建設得更好，其實很接近，或許只是道德語法不一樣。S 更容易問：看看我們彼此欠什麼？Ulf/M 更容易問：哪些制度能讓自由而負責任的人把生活建起來？

社會民主黨人更相信人天然的團結（solidarity），更相信我們彼此互相幫助。溫和黨可能更相信合作（consociation），在利益驅使下相互制衡的一致。不得不說，在國家治理方面，這一次Ulf帶領M確實達成了明顯的成功。如果 2022 年有人告訴我：M、KD、L 組成了一個少數政府，SD 比幾個政府黨還大，L 和 SD 在很多基礎概念上互相討厭，然後這個協議可以平安運行四年，那我是覺得不太相信的。政府自己的 2026 Tidö bokslut 也顯示，協議裡大量立法與改革確實已經完成或啟動。

Ulf是不像領導的領導，他是承重牆，他自己隱忍，也用明確的利益說服別人隱忍。

他隱忍了好幾次。他是唯一能同時和 Åkesson 與 Pehrson/Mohamsson 說話的人。 KD 一直願意在Tidö，SD 一直想進來，L 一直抗拒。於是整個結構的張力全部集中在 M 這一點上，他就是那個點，這是第一層。其次，他吸收了太多羞辱。這四年來，他被自己的陣營夥伴當眾頂撞過很多次。今年 3 月 ，Busch 當面說他“還沒到手的東西不要拿去送人”，隔天他在《Aktuellt》改口說，還沒有做任何部長職位的決定。Jomshof 公開索要部長職位，他說“我不當真，這只是行銷手法”他都不反擊，他依然在隱忍，這是第二層。他把功勞全部都讓了出去，5月 5 日Tidö決算的記者會，是他、Ebba、Simona 和 Jimmie四個人一起開的，一個政府外的政黨領袖，站在政府的成果發表會上。在瑞典憲政習慣裡是很不尋常的畫面，但它正是提多能撐四年的原因，他讓每個夥伴都能宣稱勝利，此為第三層。

當然，在上面的隱忍之下，Ulf和他的政府確實成了執行導向的政府，Ulf本人也是一個執行能力很強的人，但是執行能力強，清單完成度高，不代表實際效果好。因為執行速度越快，錯誤的時候危害性就越大，致命的也在這裡。選民關心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槍擊減半是真的，但是警方自己也明確說下降來自多年累積的警務方法，合作，數位偵查，資訊共享以及社會情報，政府不能把因果全都拿走，而且這些年爆炸增加也是真的；家庭多五千克朗是真的，失業率在歐盟第三高也是真的，而且，根據Klimatpolitiska rådet的報告，這一屆任期的整體氣候政策不足，雖然氣候目標仍可能達成，但能繼續拖延重大決策的空間已經耗盡。

一個照單交付的是工程項目，一個解決問題的才是政府。在許多事情上，光有信心還不夠。

接下來我要說說Ulf的弱點了，我把這個叫做判斷力（omdöme）問題。

去年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條新聞就是首相的新雞舍。不是什麼大事，又小得非常有象徵性。2023 年，Birgitta Ed 希望在首相官方休養住所 Harpsund 養雞。他倆自己買了雞舍，也自己負責雞的相關成本。但是把雞舍組裝起來的工作，最初是由國家買單的。組裝發票大約 16,700 瑞典克朗。

2026 年，媒體把這件事挖出來之後，首相夫婦表示會自行補回相關費用，報導中的最終款項是兩萬瑞典克朗出頭。倒也不是像Ulf 貪污幾百萬蓋豪宅之類的新聞，但是大家想不明白的事情是“為什麼國家工作人員在替首相夫婦的私人養雞興趣搭雞舍？”之前甚至還討論過“養蜂和蜂蜜標籤”，最後 Statens fastighetsverk （瑞典房地產委員會）終於對國家介入養蜂這件事踩了煞車。

整個事情顯得極為荒謬，金額不大，但是還記得 Moderaterna 自己一直講的嗎？“責任、納稅人的錢、國家不要做不該做的事。”

我自己最大的體驗就是，2022–2026 這一屆右派執政陣營的戲劇新聞密度個人化程度和媒體可見度都非常高。右翼政黨讓我個人不是非常信任的原因之一就出現在這種微妙感上，Jimmie充滿邏輯漏洞的敘述，以及TV4 的 undercover 調查確認 SD 的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操作了至少 23 個沒有公開黨派身分的社交媒體帳號，其中還包括攻擊自己的 Tidö 合作夥伴，他們又曾否認存在這種活動，Ebba的住房醜聞，Simona反覆滑動的原則，以及Ulf這個我特別想做一個Meme的內容，標題我都想好了，乾脆就叫“Regeringskansliet has entered the chicken business.”（政府辦公廳已涉足養雞業）。

雞舍雖然只是一角，但暴露的人格弱點非常有趣。Ulf有時候分不開“這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說得過去”和“這看起來是不是很不妥”這很奇怪，但問題是，在我看來，無法在私人與公共之間設定界線，讓大家看到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能力缺失。

當然，如果讓我仔細翻翻，還能從雞舍找出更多東西來，Sagerska 宮的裝修：一張地毯 27,400 克朗、一支麵包鏟 2,300 克朗、抱枕三萬多克朗。Fållökna 莊園：是他妻子Ed 與前生意夥伴 Göran Thorstenson 在 2023 年 10 月買下的莊園，《Aftonbladet》揭露有志工在幫忙整修，之後被邀請到首相官邸。還有Landerholm 事件：他少年時代的密友 Henrik Landerholm 被任命為新設的國家安全顧問，掌管一個規模相當於中型部會的新機構。這個任命本身就有爭議，之後，這個人是先把機密文件忘在會議場所，緊接著把手機忘在匈牙利大使館，之後把筆記本忘在 Sveriges Radio，公私旅行費用也多次受到質疑。而 Landerholm 後來因為多次個人疏失被迫辭職（我之前還在Thread上吐槽過）。還有Teach for Sweden：今年春天Ulf因為參與了一項增加該基金會補助的政府決定而受批評，因為他的姨子（svägerska）在該基金會董事會裡。他和 Ed 有三個從中國收養的女兒，而他本人 2003–2005 年剛好是瑞典收養中心主席，近年國家調查揭露的跨國收養弊端讓這件事變得敏感。

當然，我還記得S的前黨魁 Håkan Juholt 還替他們辯護過，說他有很多可以批評 Kristersson 的地方，但絕不是“他們在哈普孫德有個小雞舍”這件事。

所以我真的特別想問問Ulf，你看，你們創立一個國家安全顧問制度，第一個任命的人又恰好是自己的老朋友，結果安全管理本身出了這麼多事情。你的秩序責任和Competence到底在哪呢？

他的妻子Birgitta Ed也是能單獨做一集的題目，她的履歷目前可以簡單介紹為：公關公司、歐元公投競選、Timbro（自由市場智庫）、Öhman 基金，2018 年開始在斯德哥爾摩神學院讀神學，2023 年在斯特蘭奈斯大教堂被按立為瑞典教會的神父，她也曾透過自己的公關公司 Springtime 參與 2009–2010 年上海世博會的瑞典館，後來共同創辦了顧問公司 Six Year Plan（這個家庭和中國的連結比表面上多）。

不過現在，Birgitta Ed也不是很太平，核心是她參與的 Fållöknastiftelsen（法洛克納基金會靜修中心）媒體開始調查報導其志工安排，其中曾以“好的 network”等方式描述參與的好處，因此引發了利益衝突／不當關係等疑問，Strängnäs stift 的 domkapitel （主教座堂教務委員會）收到 29 件舉報，正在審查相關情況是否與她的prästlöften（牧師誓言）相容，重新評估她是否適任神父。可能的處分從書面告誡、三年觀察期，到最嚴重的“褫奪神職”（avkragning）。另外據《DN》報導，她在斯特蘭奈斯教區的神父兼業務發展職位沒有經過公開招聘，職缺從未刊登，她是唯一申請者。

而且就在今天下午（8月26日），Birgitta 的書面回應被公開了。她說那些被稱為“志工”的人實際主要是朋友，偶爾幫忙；這種無償參與在 retreat centre、教會和 civil society 很普通，沒有人期待回報。她明確否認違反牧師誓言、違法或以生活方式損害牧師聲譽。另外，Länsstyrelsen 現在也另外在檢視基金會，包括捐款用途和她的報酬問題。

但是想想看，就像我之前說的，Ulf的整個政治品牌是什麼？是“秩序”和“小心使用納稅人的錢”，他的醜聞又恰恰誕生在理想與現實摩擦的地方，這是政治醜聞的通則。你不能一邊說：你看，福利領取者要承擔責任；移民要承擔責任；犯罪者要承擔責任；國家要嚴格管理納稅人的錢；然後自己周圍還一直出現“Technically this may be allowed”的故事，所以無論是 hönshus（雞舍）、Harpsund 的私人用途、Landerholm和Birgitta 的事情，即便每一件事情單獨看都不能簡單叫“腐敗”，累積在一起卻會產生omdöme-frågan（判斷力問題）。

這是Ulf選戰中最大的一條麻煩。對於在Harpsund 的私人活動爭議，Ulf的反應是，在這本來就是首相和家庭可以生活的住所，歷任首相都是如此，所以這並沒有什麼奇怪。你看，他甚至會進入argument mode，想證明你們的假定錯的，而不是想先處理“我的觀感是壞的”，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和他處理聯盟時候的方式簡直一模一樣。

所以Ulf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很難評價，我覺得他也算是一個基本耐心的實用主義者。確實很會治理程序，但對目前我覺得他的生活作風問題可能讓我懷疑他的制度操作能力。支持他的人會覺得：現實改變了，所以負責任的政治家也必須改變方法。反對他的人會認為只要能當首相，他以前說過的紅線都可以重新解釋。從我的角度上看，這一切都可能是真的。

他對聯盟包容，他對自己的生活也比較包容，他未必有很大的自我，他執行力可以很強，但有缺乏判斷力的威脅。他確實搞出來了一個能讓 176 個彼此不完全信任的人仍然一起投票的制度，交出了Tidö這個答案，至於大家同不同意他的答案，還要在選舉之後再談。

餘論1: 可靠現代社會

在我看來，Moderaterna想建設的也是一個可靠現代社會。國家不必什麼都做，但它承諾做的東西必須真的做得到。政治不應該承諾解決所有問題，但那些只有政治才能解決的問題，政治就必須解決。這是M表達的東西。

你看，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是和S的想法沒有那麼大的區別？事到如今，兩邊現在都在講：工作、責任、秩序、有效福利、強國防、能正常運轉的公共機構、社會信任。S 2025 年的新黨綱甚至直接寫：工作既是權利也是義務，能工作的人有責任為共同體作出貢獻。M 則說：個人應有自主決定生活的自由，但也必須承擔自己、親近的人以及社會的責任；國家則必須完成只有政治才能完成的任務。

差異出現在，可靠性來自什麼地方，我想，S的答案可能更接近：共同制度可以降低人的脆弱，所以人才可以自由。如果醫療、教育、失業保險、養老、勞工權利都高度取決於你的市場位置，法律上再自由，一個低收入的人和一個富人的實際自由仍然差很多。所以S 的思路是：先降低權力和資源上的不平等，才能產生比較真實的自由。

M 的答案則更接近：可靠制度保護個體，讓個人有能力承擔自己的人生。它願意問：哪些事情應由共同體承擔？還有哪些事情應該仍然由成年人自己負責？所以 M 官方非常明確地說，福利應該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可靠運作，而一個人的基本 welfare foundation 是 anställningsbar och självförsörjande——有就業能力並能自我供養。

S在乎的是，你不應該因為人生中的偶然，而跌出共同體。失業、疾病、出生背景、家庭財富、年老都不應該讓一個人失去完整參與社會的能力。共同體要負責降低 life chances 的差距。M構想的是如果你履行自己的責任，制度也必須履行它對你的承諾。你工作，守法，照顧家庭，繳稅，努力生活，那國家應該保障你的安全，提供好學校，提供醫療機會，不讓犯罪者或者制度失靈破壞你的生活，不把你的收入無限拿走。這裡有一種“我做好我的部分，你也做好你的部分”的感覺。

但S其實也有這樣的敘述：“要成為共同體的一部分，每個人應根據自己的能力為社會作出貢獻。”反過來，M 也接受了大量社會民主制度的內容，沒有人再說取消全民健康保險，廢掉公共養老，大規模取消失業保險，國家不應負責教育或者福利國家本身是一個錯誤。連M正式的意識形態指南都寫著，共同福利承諾。最終，S還是贏得了福利國家應該存在這場歷史爭論。M贏得了福利國家必須和市場經濟工作參與和個人責任相容的一部分。

所以現在的瑞典社會真的特別分裂嗎？我不會這麼認為。因為S和M都是同一個高度制度化的瑞典政治文明內部的兩種答案，而不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社會模型。而在社會上，可能有一部分非常極端的觀點對立，但有70%以上的選民，可能都落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區間。

我之前說過一句非常S的話，我說：“人的命運可以有差異，但是一個文明社會不應該讓這些差異無限擴大到決定人的尊嚴。”，如果讓我寫M的話，我會寫：“人的選擇和努力可以產生不同結果，但一個可靠的社會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有真正改善自己生活的能力，保護守規則、承擔責任的人不被意外拖垮。”

有能力執政的政黨有一個特點是，他們共享一種比政策更深的前提，那就是，現代社會是可以、也應該被建造成可靠的，政治的工作是讓它真的運轉。

餘論2: 個人邊界管理作為專業性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左翼陣營目前最主要的幾個領導人物本人確實異常低戲劇感，也更符合專業形象。

Magdalena Andersson，Nooshi Dadgostar和Amanda Lind有完全不同的個性，但有一個相同點，就是個人邊界管理都做得很好。Magdalena 幾乎是教科書式的disciplined institutional politician。她有非常棒的控制能力，你不會看到她突然因為私人情緒在 Facebook 上公開一個人的犯罪記錄，或者跑出來做一個“這其實 technically 是合法的” 但一眼看就會變新聞的私人安排。Nooshi 其實非常強硬，但她的新聞通常高度集中在政策、階級、政府談判、黨的權力等等，她個人生活幾乎沒有成為政治新聞的素材。Amanda 更不用說。她雖然人生本身非常有趣，比如她講Esperanto、她的dreadlocks髮型、她住很長一段時間的帳篷，但這些有趣的東西都變不成道德方面的問題。你知道這些人有趣，有值得關注的地方，但也沒太多問題。

我們剛才聊過 S/M 的治理能力，S還有一個很大的組織優勢，它非常會把政治家做成制度人。S 是一個非常老的組織，有一整套的管理體系，kommun/region/ riksdag/ Regeringskansliet / LO / ABF / party organisation，當一個人真正爬到 Magdalena 那個高度前，就已經被這部機器 socialized 了很多很多年。他們知道哪些事情不能說，哪些邊界要小心，哪件小事情可能會變成 Aftonbladet 頭版，遇到爭議先不要自由發揮。從防範醜聞的角度來看，這種boring 的特點，反而是一項很好的政治技能。

依我看，目前 Tidö 裡有三種比較容易產生 drama 的東西同時存在，Ebba 式的對抗政治，L 式身分危機，SD的打破常規的民粹主義傳播，最上面還要放一個Ulf，主要工作是：好的各位，明天我們還是要一起投 budget！因此，Tidö 的醜聞生態天生就會比較肥沃，尤其是當Ulf自己維持一個政治文化差異極大的聯盟的時候，他們對“什麼算正常政治”完全有不同的標準。

在我看來我不會說右翼的人比較不道德，這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但是左翼陣營確實比右翼陣營的戲劇化程度更低。換成S來講，S之前有過一個彩票醜聞（lottery governance scandal）聽起來像行政報告。聽起來和“首相夫人要求在 Harpsund 養雞，政府官員開始討論雞舍”可能完全不同。

而這是我從個人角度認為兩個陣營的區別最大的一點。當這些各有特點的人聚集在一個政府裡面討論的時候，我想，我感受到了瑞典政治的魅力所在。當你了解所有人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所有人的問題，但你也會發現他們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