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線｜新聞過後，制度在哪裡？

剛從中國大陸回來，就看到台灣警察赴陸旅遊遭盤查，引發一連串討論。

這趟旅程，我接觸到一位公安體系的基層員警。聊天聊到彼此出國旅遊的經驗時，他難得露出有點羨慕的表情，說他們不能隨便出國，必須事先報備，還要經過相應的審批程序。

回來後，我特地查了一下，發現不只是現職人員，部分退休人員如果要出境，也仍然需要履行一定的報備與審批程序。

兩岸制度不同，本來就沒有必要比較誰比較好、誰比較不好。但這段對話，卻讓我想到台灣最近的一則新聞。

近日兩名赴中國大陸旅遊遭盤查的警察返台後表示，自己過去並不覺得去大陸有危險，但經歷這次事件後，呼籲凡是在特定機敏機關任職的公務員，最好不要前往中國，以免遭到中共滲透。

隨後，陸委會說明，兩人並非外界以為的基層員警，而是一名現職交通分隊小隊長，以及一名退休保二總隊警務員。

注：「保二總隊」為內政部警政署轄下的保安警察單位，主要任務為維護國營事業機構如台電、中油、台水以及全台科學園區的安全。最近幾年為強化防衛韌性，保二正進行擴編轉型，籌組具備反恐與無人機運用能力的特勤隊伍以保護關鍵基礎設施。

看到這裡，我想到的反而不是「該不該去中國」，而是另一個問題。

如果他們的職務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機敏性，那麼此次赴陸，是否符合現行規定？是否完成應有的報備、申請或審查程序？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代表他們並不是制度外的例外，而是制度內允許的情況。如此一來，真正值得討論的，就不是這兩位警察，而是現行制度是否仍符合今天的國安需求。

近年來，每逢公務人員赴陸事件發生，社會討論往往都停留在個案：誰去了、去了哪裡、被問了什麼、回來說了什麼。接著，是一輪新的政治攻防，再伴隨一些新的行政要求。下一次發生類似事件，又重新開始。

久而久之，我們似乎習慣讓每一次新聞事件，都重新定義一次制度。

然而，成熟的公共治理，不應建立在個案之上。

如果政府認為兩岸情勢改變，特定公務人員赴陸的風險確實提高，那麼最負責任的做法，應該是全面檢視制度，而不是每次等事件發生後，再由輿論倒推政策。

事實上，台灣目前對公務人員赴中國大陸已有一定程度的管理制度，不同職務依規定可能涉及申請許可、事前報備或返台申報等程序。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這套制度背後，到底依循的是什麼治理邏輯？

它管理的是「目的地」，還是「職務風險」？

今天的資訊環境下，情報蒐集、科技滲透與利益交換，早已跨越國界。真正決定風險高低的，不是一名公務人員飛往哪一個國家，而是他掌握了多少機敏資訊、肩負了什麼職務責任。

如果一位涉及國防、外交、情治、警政、關鍵基礎設施或其他國家安全工作的公務人員，需要接受較嚴格的出境管理，那麼這套制度就應該建立在職務敏感度之上，而不是僅以目的地作為唯一判斷標準。

換句話說，如果風險來自職務，就建立職務風險管理；如果風險來自特定地區，就應坦誠說明其法律依據、管理範圍與適用對象。

兩種治理思維都可以存在，但不宜混用，更不能在個案發生之後才重新定義。

另一個值得改革的，是程序本身。

哪些職務需要申報？哪些需要專案審查？哪些屬於高度機敏？退休之後是否仍受一定期間的限制？若申請遭到駁回，是否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與行政救濟？

這些都應該公開、透明、制度化，而不是留給主管因人、因時、因輿論氛圍而做不同判斷。

同樣地，如果政府要求特定職務承擔更高的國安責任，也應提供相對應的制度保障，包括保密教育、海外風險提醒、返國協助、資安訓練與法律支援。管理不應只是限制，更應是一種責任對價。

國家安全當然重要。但成熟的民主治理，不應建立在一次次事件帶來的焦慮之上，而應建立在一套冷靜、透明、可以被理解，也能被遵循的制度之上。

新聞可以提醒我們風險，卻不能代替制度；個案可以促使我們檢討，卻不應成為制定規則的唯一依據。

真正需要升級的，或許不只是赴陸管理，而是台灣面對國家安全議題時的治理能力。

因為一個成熟的制度，不是事件發生之後，大家才知道規則；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前，每一個人都已經知道規則。

（都說民主法治國家，什麼是民主，什麼才是法治，請深以長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