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西方哲学史8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勒内·笛卡尔

勒内·笛卡尔与1596年出生于法国图兰行省一个叫拉埃的小镇。由于行政单位的重新划分，此地如今归属于安德尔-卢瓦尔省，这个小镇也改称为笛卡尔镇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笛卡尔的母亲在他约一岁时因肺结核而去世，父亲是当地的法官兼议员，其家族在当地颇具名望。父亲因忙于工作而时常不在家，于是将小笛卡尔交给他的外祖母照看。儿时的笛卡尔体弱多病，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父亲得知他的爱好，便将其在十岁时送入拉夫赖学院就读。

彼时这所学院刚刚建成，但不久就会成为法国最好的学院，甚至在整个欧洲都首屈一指。学院受法王亨利四世支持，由耶稣会的教士创办并管理。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下属教会，隶属其中的教士有许多都秉持着传播福音的信念游历世界、大兴教育事业，甚至与中国都有不少渊源。更重要的是，耶稣会的教士们认为当时新兴的自然科学恰好能够彰显基督教的优越性，有利于对外传教，因此不仅不拒斥之，反而在教学过程中大力推广之。再加上当时该学院的风气相当自由开放，这样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笛卡尔日后创新性思想的形成。当然，从中世纪就一直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也是学院教学内容中的重要部分。后来笛卡尔回顾拉夫赖学院的学习生涯，毫不掩饰自己对当时所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物理学体系的不满。另外，拉夫赖学院还十分重视体育教育。在校期间经历过诸如骑术、击剑等课程的历练后，笛卡尔这位文弱书生的眉宇间已然多了几分侠客气质，这也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孙卫民，《笛卡尔：近代哲学之父》）

毕业后，笛卡尔有过几年的迷茫时期。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他在父亲的建议下又去学习了一年的法律并拿到文凭，但后来他鲜少提到这段经历。1618年，他终于拿定了主意决定以当自愿军的方式游离欧洲各国，广结良缘、开拓眼界，读世界这本大书。同年十一月，笛卡尔在荷兰当兵期间因为城墙上张贴的一道悬赏数学难题而结识了比自己大八岁的以撒·贝克曼。贝克曼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都颇具造诣，二人相见恨晚，在相处中发展出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笛卡尔往日的学术热情也逐渐被唤醒，慢慢明确了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生方向。笛卡尔在荷兰的一年间与贝克曼共同研究音律学和声学，二人合作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次年，由于没有战事，百无聊赖的笛卡尔又前往德国寻求刺激。当时此地的天主教和清教徒冲突日益激烈，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当笛卡尔抵达时，激烈的局势已受外交调停而缓和。笛卡尔在荷兰服役时就没有上过战场，来到德国后再次错过了战事。但这一次，他选择了安顿下来，在郊区租了一间温暖的小屋，并于其中开始了他著名的炉边沉思，日后他深入研究的哲学问题此时已渐渐成型。1621年退伍后，笛卡尔又花了几年时间游历欧洲，最终于1625年返回法国巴黎，靠母亲留下的遗产生活。他在这段时期结识了许多学术上的好友，包括马兰·梅森。此人本就对学术研究深感兴趣，是为博学家，还组织起了法国一众知识分子的交流网络，维持着彼此间的通信。笛卡尔在巴黎时期也曾出席过一些学术会议，其独到的论点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最后笛卡尔还是选择了离开法国，去荷兰长居，并依靠梅森与法国学界保持通信。对此他解释道，名声增大为他带来了许多社交应酬和不明人士的骚扰，因此想离开繁华的巴黎寻一清净去处（孙卫民）。但后人一般认为他的选择也有出于对言论自由的考量，毕竟彼时荷兰对思想的宽容程度比受天主教意识形态支配的法国要高许多。

在荷兰期间，笛卡尔专注学术研究，并于1637年和1641年分别发表了《谈谈方法》和《第一哲学沉思录》。这些著作瞬间打响了笛卡尔的名声。后来他又因出席名流沙龙而结识了红颜知己——当时流亡荷兰的波西米亚公主伊丽莎白（其母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长女，母亲的亲弟弟就是在清教徒革命中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二人保持通信直至笛卡尔去世。1649年，在法国驻瑞典大使，也是笛卡尔的好友，夏努的热心劝说下，笛卡尔前往瑞典为有些男孩子气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讲授哲学。1650年初，刚刚开始授课没多久的笛卡尔在天寒地冻的瑞典感染了肺炎，不久便离世，终年五十四岁。

唯理派的起点与“普遍怀疑”

从大的方面说，笛卡尔和培根所面对的哲学任务是一致的，都是要推翻腐朽的经院哲学，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二人的哲学都表达了一种“不破不立”的态度。在“破”的方面，培根用漂亮且有力的文学性语言揭露了经院哲学蛊惑人心的过程。而笛卡尔抓准了普遍数学的原则，将所有在理性上不清楚明白的知识全部以怀疑的方式破除掉。

于是，我们从中便可窥见经验派与唯理派二者在发展历程中的反向运动。经验主义发展到后期，休谟作为最彻底的经验论者，走向了认为事物本身不可知的怀疑主义。而最初的唯理论者笛卡尔的哲学出发点，恰恰就是怀疑一切知识。经验论的终点恰好是唯理论的起点。

这本质上是由两派对理性和感觉经验的看法差异所致。对培根来说，理性相较于感觉经验是次要的。他曾用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应当迫使大自然说出关于自身的真理。理性就像审问官，设计出一场场实验用以审问大自然的真理。例如我们看到的太阳只有一枚硬币大小，这种视觉上的近大远小当然是具有欺骗性的。但通过计算我们会发现，其实太阳比地球还要大许多。这一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表面的经验（硬币大小的太阳）被理性透视为了深层的经验（比地球大许多的太阳），也就是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培根的眼点依旧是我们所经验的自然，理性只是向我们更好地揭示了自然本身而已。

但笛卡尔认为，把理性运用于这些琐碎的经验现象上，完全是大材小用了。一方面经验现象千千万万，我们不可能全部搜罗完毕。另一方面，与后来的休谟类似，笛卡尔认为没有任何经验能够经受住彻底的怀疑，整个外部世界都可能是虚假的。哪怕我们如今知道了众多个别的经验知识，但若无法保证外在世界的真实性，这些知识与幻想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是活在梦里呢？所以，笛卡尔与培根等一众经验论者的分歧便显现出来了：经验主义者交付给理性的任务是整理各种经验材料；而笛卡尔则交付给理性一项看似更为艰巨的任务，即重建一个确定无疑的知识体系，足以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不是活在一场梦里。

那么这项浩大的重建工程该如何完成呢？我们可以将笛卡尔“先破后立”的工作路线总结如下：首先对一切知识进行普遍怀疑。怀疑作为提纯知识的手段，但凡存在一丝不确定性的知识都被筛选掉了，于是只剩下在逻辑上不容置疑、在理性上不证自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像经验那样是从外部偶然地收集起来的，而是必然符合理性的（从经验中收集起来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理性。后来我们知道，必然符合理性的观念只能来自上帝赋予）。而这样一种通过怀疑所深挖出的终极结论，便可作为最初的公理，以此为起点推导出整个知识体系，甚至为外部世界的存在提供保障。这样笛卡尔的工作便完成了。后世的唯理论者也基本遵循了笛卡尔工作后半段的原则，以数学推导的形式演绎出他们各自的形而上知识体系。

从“普遍怀疑”到确定无疑的“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普遍的怀疑，凡是不清楚明白的知识全应置于怀疑之中。这里所说的“清楚明白”，是指知识应具有能够为我们的理性所直接理解、无需证明的形式。在西方的近代时期，哲学家们所考虑的知识无非两种，一是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自然科学知识，二是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得出的数学知识。笛卡尔认为感觉经验显然是没有达到如此清楚明白的水平，那么数学知识能够达到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考察数学知识的源头，即人人都认可的数学公理。笛卡尔认为数学公理虽在逻辑上清楚明白了，但还不够彻底，因为连我们的逻辑都可能是虚假的。完全可能存在一个恶魔，每当我们思考数学公理时，就将错误的结论置入我们的思维，我们怎么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不是被恶魔植入的错误观点呢？因此必须再往下深挖，找到一个真正不可怀疑的最基本的公理。

最终笛卡尔所找到的这则公理就是：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是唯一不可怀疑的事情，笛卡尔给出的理由可总结如下：

设命题P为“我在怀疑”，命题Q为“我怀疑我在怀疑”；则命题Q可表示为“我怀疑P”。又因为Q的存在必须以P成立为前提；所以当“我怀疑P”时，P成立。

这里笛卡尔的证明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点就在于“Q的存在必须以P成立为前提”。如果完全从句法形式上考虑，我们并不能发现Q和P之间存在着“Q的存在必须以P成立为前提”这样一层关系。换句话说，在命题Q中，怀疑的对象可以是A、B、C等事物，当然也可以是P。我当然可以怀疑“我在怀疑”，这种说法在形式上是不矛盾的。

那我们从什么意义上才能够说“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是正确的呢？恰恰是从感觉经验的意义上。因为当我们怀疑时，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这个怀疑活动本身正在发生。一旦我们声称“我怀疑我在怀疑”，立刻便会发现这一命题中我所怀疑的对象已经为我的感受所确证了。真实的情况就是我感受到了“我在怀疑”，千真万确。可见，笛卡尔否认了一切事物以及一切知识的存在，却唯独不愿否认自己内心对“自己正在怀疑着什么”的感受。而这一不加质疑的感受，恰恰成为了他的哲学的起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才发现，唯理论的起点居然是人的内在感受，而内在感受也是一种经验，因此不还是走了经验主义的老路吗！

没错，从这个角度说，笛卡尔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他表面上不信任经验，对一切加以怀疑，但其实对自己坚信的内在感觉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之，并误将其看作是先验的知识。但我们也要清楚，彻底抛弃一切经验是何其困难。将笛卡尔与经验主义者区分开，更多是因为他们对待经验与理性的态度存在差异。至于哲学家们能将各自的态度贯彻到何种程度，我们是无法强求的。

回到笛卡尔的论点上。笛卡尔确定了“我在怀疑”的不可怀疑性，以此推而广之，认为所有思维活动都是不可怀疑的。而所有思维活动背后都一定有一个承担者、组织者或支撑者，这个承担着思维活动的主体就是“我”。由于之前外部世界已经被彻底怀疑掉了，所有物质不复存在，因此这个无比确定的“我”只能是一个异于物质的精神实体。于是我们就得出了笛卡尔最经典的结论：我思故我在。意思是说，通过思维活动我们找到了自我确定无疑的存在，而这个自我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思维着的实体而已。

走出自我，走向世界

有了第一条确定无疑的公理，笛卡尔的哲学体系终于有了落脚点。接下来就是“立”的部分了。光有一个自我肯定是不够的，笛卡尔要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推导出自我以外的大千世界。就像数学证明一样，只要保证前提 “我思故我在”是正确的，世界作为推论的结果也就必然是正确的。那么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就重新获得了牢固的确定性。

笛卡尔的推导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是绝对公正的公证员，凭其信誉便可担保整个知识体系的确定性。此前已说过，这种做法其实是为许多近代哲学家所不耻的。笛卡尔一生都是天主教徒，在这一论述上确实展现出了些许保守气质。但他本意并非彰显上帝的权威，相反，上帝必须为“我”服务、替“我”公证，请神是为了帮助这个孤独的“我”走出狭隘的内心世界，迈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因此从请神的动机上说，他与之后的贝克莱其实不尽相同。

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基本上走了安瑟伦的老路：

首先，我们知道人是会怀疑的。而会怀疑的个体一定是不完美的。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自己不完美恰恰是因为我们对绝对的完美已经有所领悟。这个所谓“绝对的完美”，一定不只在我们的领悟中存在，而且必然也在现实中存在，否则它就不完美了。因此完美必然存在，即上帝存在。

上帝作为绝对完美的存在，一定不会允许恶魔欺骗我们的思维和感官，因此数学公理和外部世界也就在上帝的保证下得以重建了。这个世界虽不再只是梦一场了，但笛卡尔依旧认为外部世界还是不如自我那般清楚明白。毕竟通过上面的证明可知，外部世界只是一个推论，是第二性的；而自我的存在是通过理性直接确证的公理，是第一性的。当然，以我们的眼光看，无论外在世界还是内在自我实则都是一种经验，只不过前者是外在经验，后者是内在经验罢了。因此笛卡尔实际上所表达的意思是：内在经验比外在经验更加真实可靠。但他没有自觉到这一点，于是将自我视作先验的知识（而非内在经验）。

“天赋观念”来自最伟大的老师

上帝的存在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清楚明白的观念究竟来自何处？笛卡尔最初推断出“我思故我在”过程只是一个自我探究的过程，即我们发现原来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一个不可怀疑的自我观念。但此观念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此观念是如何进入我们的心灵的？首先由于它先于经验因此必然不可能来自经验。其次，它也明显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捏造的。那么还有别的来源吗？有。通过之前的一系列推理我们已然能够肯定上帝的存在，因而上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此观念来源的第三个候选。由于前两个候选都被排除了，因此自我观念只可能来自上帝。笛卡尔将这种来自上帝的观念称为“天赋观念”。由于上帝一定不会欺骗我们，所以天赋观念就从来源上获得了可靠性。请注意，此处的“可靠性”与笛卡尔最初通过反思所发现的“我思故我在”的“自明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打个比方，我们可以发问：为什么“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是确定无疑的公理？对此有两种回答：1.我依靠直觉一眼就看出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了，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2.因为老师告诉我“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而且这位老师永远不会犯错。同理，我们也可以问笛卡尔：为什么“我思故我在”是确定无疑的公理？他最初给出的回答是1的回答，等到推知上帝的存在之后，便又会给出2的回答。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永不犯错的老师，就该好好向她请教一番，看看她能够向我们传授哪些确定的知识或天赋观念。接下来笛卡尔的工作便是不断发掘这些自明的天赋观念，以这些观念为前提条件推导出（在他看来）确定无疑的形而上体系—— “古典二元论”的体系。

古典二元论

通过上述论述已可知：第一个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就是精神实体，也就是自我。而第二个天赋观念是“完美”，也就是我们在推导上帝的过程中所借助的那个概念（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观念就是“上帝”观念）。当我们通过上帝保证了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后，随之而来的另一天赋观念是“广延”。我们立刻领悟到广延就是物质最本质的特征。换言之，一旦我们感知到外部世界，马上便会发现这些纷繁复杂的物质与我们最初认知到的“自我”有着极大的差别：自我是不占据空间、无形无相的，而各种物质则明显有着一定的形状、占据着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自我具备许多物质所不具备的性质，例如能思想、有意识、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等。如此一来，精神与物质便完全被区分开来，它们彻底异质，永远不可交互，因此是不依赖对方而独立自在的。在此意义上，笛卡尔便说精神与物质是构成世界的两大“实体”。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二者又都并非绝对的实体，因为它们都必须依赖上帝实体而在。因而确切地说只有上帝是唯一的实体。

于是我们就勾勒出了古典二元论的大致轮廓。世界被笛卡尔分割为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一边是有思想而无广延的精神，另一边是有广延而无思想的物质。当然在其上还有一个统御二界的上帝，但笛卡尔在此并未特意强调上帝的地位。等到二元论发展到后期，精神和物质的矛盾愈发显现，唯理论的哲学家们才不得不再次搬出上帝来协调二者。

这样划界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让自然科学有了界线分明的领地。笛卡尔认为，由于物质世界无法进行能动的思维活动，因而只能体现为一个惰性的机械系统。笛卡尔的自然科学观就是机械主义的，这也使他与经院学术的那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然观撇清了关系。他将“心灵”、“目的性”等形而上的概念完全排除到物质世界以外，认为机械运动就是自然物运动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点上笛卡尔与霍布斯非常相似。但霍布斯的机械主义更加彻底，甚至将人也看做一台机器——将人类的种种内在活动，如感知和欲求等，也解释为物质机械运动的结果。这种做法明显逾越了笛卡尔所划定的界线，因为一旦涉及到人的种种活动，精神实体就会起作用，而精神是无法通过物质解释的，毕竟二者两相异质、彼此独立、永不交互。

于是新的问题便随之而来。笛卡尔无法否认，人是精神与物质实体的结合，我们既拥有心灵，又拥有肉体。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心灵与身体时刻发生着协同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做到身随心动；当外物作用在身体上时，内心也会产生相应的感觉。按照笛卡尔的定义，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两相独立的实体怎么可能发生交互呢？笛卡尔对此的解释是，人的大脑有一处叫作松果腺的特殊区域，精神能够在此与作为物质的身体发生交感从而相互作用。但对于交感的具体形式他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以常识来说，要与物质发生作用就必须具有广延。可精神明明不具广延，又如何能在此处与物质发生作用呢？除非笛卡尔将精神本身物质化，让它失去独特性，成为和物质本质上一样的东西。后来笛卡尔又在回复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件中称，心灵作用于身体的方式就像重力作用于物体一样。这种比喻依旧不能说明问题，更何况日后的自然科学发现引力依旧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跟精神这种形而上的实体并无关系。

对“身心交互”问题的解答

笛卡尔遗留的身心交互问题持续困扰着哲学家们。伽桑迪是与笛卡尔同时期的法国哲学家，曾通过梅森的学术网络与笛卡尔有交集。他对笛卡尔的身心交感说提出了批评，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伽桑迪遵循了古希腊时期原子论者的理论，认为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一般物质是比较粗糙的，而精神只不过比一般物质更加精细一些，本质上与物质无异。因此二者完全可能发生交互。由此可见，伽桑迪其实走向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取消了笛卡尔的二元论。而另一位后世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则保留了二元论，但取消了身心交互的真实性。他对此问题的解释可称作“偶因说”。在人类身上，精神看似与物质发生着交互作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只知道自己起心动念，然后身体就跟着做出相应的动作，于是便武断地认为是心灵影响了身体的运动。但真实的情况是，这种交互并不存在。身心之所以呈现出协调性完全是因为上帝在背后的时时调控。上帝能知晓我们的念头，并按这些念头操纵我们的身体做出正确的反映，这样才保证了精神与物质的协调一致。但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且依赖上帝的神通，不仅要求其每时每刻保持在场，还得每时每刻主动出手干预。而且这反倒可能让上帝显得缺乏智慧，好像他在创世之时根本没有预料到之后的种种突发状况，才需自己屡屡亲自出手救急。

之前已提过，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可总结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能否符合的认识论问题。这一问题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就体现为了“身心交互”的问题。笛卡尔、伽桑迪和马勒伯朗士对此都给出了偏向经验主义的解释。他们将物质与精神的交互作用看作经验世界中的现象。而接下来的这位哲学家，则给出了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解释。他认为精神和物质并非在后天的经验中相互作用，而是达成了一种先于经验的内在和谐。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方式，是比笛卡尔更加完善且形式化的推理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