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我從那場短暫的星辰之旅轉身離開

在本科快畢業的那一年，我有點想去讀一個碩士。那個時候，我正在中國大陸一家科普公司工作，負責策劃科普講座。那些日子裡，我像一個小陀螺，每天周旋於各種選題之間，給各個大學的教授發消息，問他們能不能來講課。其實是特別幸福的事情，因為我從小就熱愛科學，喜歡看各種科普讀物，能做這種工作，我覺得還挺幸福的。

有一次，有一個教授就跟我說，我應該去讀研究生，去學一學科學知識，了解一下做研究是什麼樣的，也許以後就能更好地完成科普工作。我跟他說，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事情，我會考慮去做的，不過以後我可能並不想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

我當時想，如果能讀一個碩士，對於我，那應該是極好的事情。因為我是真的對學術有興趣，我想去接受系統的訓練，這對新聞寫作也有幫助。不過我知道，在我畢業之後，我很可能不會真的繼續那個領域的工作，我大概率不會成為一個科研工作者或者一個科普工作者。我就去那裡玩三年，三年之期結束後，我就重新回到我的主業，繼續做記者。

當然，在我決定去讀碩士的時候，我的記者工作也遭遇了巨大的阻礙。那一年，我被封禁了兩個微信公眾號、一個直播帳號和兩個微博帳號，還「被喝茶」好幾次，讓我不堪其擾，我總是覺得特別沮喪，活在一種或許明天就被抓的巨大壓力之中。我就想著，那我緩一緩、玩一玩，就挺好的，當然，如果有機會能有別的吃飯的機會，也不錯。

於是，在朋友和同事的慫恿之下，2021年12月，我去參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試，考得不錯，初試和複試都是第一名。我選到了一個特別支持我的導師，她以前也曾經是一名記者。在我說想要做天文學史方面的研究時，她覺得很不錯，也很支持我做自己喜歡的選題。

我覺得人要是可以有機會，哪怕只是短暫的，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學自己喜歡的專業，總歸是特別幸福的。我總是覺得這一切都特別珍貴，因為我知道三年後我就會從這個領域和這個專業告別，所以我特別珍惜。

我總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我如飢似渴地學習，特別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研究和論文。每天都花大量時間寫論文、查資料，聯繫到很多在國外從事相關研究的人，詢問他們我能怎麼把文章完成得更好。

我相信，那段時光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

我有幸遇到了和我一樣熱愛這個專業的學長、學姐和同班同學。我當時的研究是關於一位瑞典天文學家的，他對東亞古代關於新星和超新星的觀測數據進行了現代化，製作出了最早的古代新星表，並且嘗試用這些紀錄研究超新星的演化以及這些天體的分佈特徵。通過這些數據，他甚至發現了銀河系和仙女座的新星有不同的分佈特徵，推測銀河系之外可能存在其他的星系。他也是最早提出河外星系存在的天文學家之一。

整個研究像是一場小小的歷險，我從許多用不同語言寫成的資料出發——有英語的，有德語、法語的，但最多的是瑞典語——我新學習的語言。我開始抽絲剝繭，盡可能地還原歷史上發生的事情，也去修正一些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直到現在，每次和別人聊起我曾經的研究，我還是會覺得心裡有滿滿的熱情。

我帶著我的研究去了很多地方。我和同事去德國作報告，我們一起吹著海風的時候，感受到很多發自內心的幸福。在丹麥，我和新認識的朋友講我碩士三年的歷險記。我講我去北京查檔案的那個秋天，楓葉鋪滿小巷，陽光落在紅牆上；我講我住在小島上的時候，冬天總是多雨，總能看見一層霧氣，孩子們坐在玻璃屋頂下的秋千上，雨水打在頂棚，嘀嗒，嘀嗒。

我也和他們講，在第一次新聞課上，老師的粉筆蹭過黑板，發出沙沙的聲響，她手把手教我們如何寫一篇報導。幾個月後，我們在布滿殘骸的現場摁下快門，雨落在地上化成黑色的水，流過腳邊。回程的路上，經過水庫，夕陽落在水面上，我看見風力發電機的巨大影子。抬頭，天已經變得很藍。

在我記憶裡消退的人與事、消退的景象，終於完全清晰起來。而多年之後，我開始寫歷史，也寫故事。我寫科學家的故事，開始知道他們之間的愛與恨，看到欣喜、狂熱與痴迷，我看天文學家寫的天文學家故事，覺得一切都那麼有趣。

我想到那個場景——我不止一次夢見過我研究的那位瑞典天文學家，他回到瑞典的時候，和同事講起他在威爾遜山天文台的回憶。他的故事中，充滿了清醒著與沉睡著的夜班助手，天文學家的壁爐照亮了客廳，老鼠啃食著觀察員的葡萄。從那裡傳來的，不只是星系與恆星的古老光芒，還有伽利略與赫歇爾的陪伴。

我懷念那段碩士時光。在那段日子裡，我因為我做的研究而感到幸福。在 2024 年的秋天，在丹麥，那是我最後一次回顧那些年做過的研究。我認真地回答每一個問題，我想認認真真地和這一切告別。

不過每次我試圖講述那些故事的時候，強烈的愛就快要從我心裡溢出來。對人類的愛，對人類造物的愛，構成了我的身軀，我的魂靈，組成了我的眼睛。它讓我看到人，看到作為故事組成部分的人，看到他們如何書寫、如何表達、如何創造。我愛著他們中的每一個——好的、壞的、有缺點的、優秀的。我關心他們。然後，我告別了他們。

後來，我拒絕了錄取我的一個科學史專業的博士機會。我知道這個機會意味著對我過往所有研究所有努力的認可。我感覺特別幸福，因為我的努力從未浪費，它是有回音的。我也想過，也許未來某一天，我還會重新回到歷史研究、或者科普工作。不過，不會是現在。我覺得現在，相比科技史，更需要有人從事新聞工作。

所以可以說，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

我來到瑞典，重新開始讀新聞、重新做新聞。我又開始到處聯繫採訪對象，在 Zoom 上一聊幾個小時。我靠著之前積累下來的錢與打工賺下來的錢，重新開始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我讀過田間寫的文章，文章中說這是一個沒有人想當記者的年代。報考傳媒系所人數持續下滑，畢業後進入媒體業的人也越來越少。低薪、高壓、長工時，學用落差、成就低落，這些都是問題。我也知道，我想寫的是我自己想報導的東西，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某個公司希望我寫的內容。我想自由寫作，這就不一定有金錢回報。不過我還可以靠其他的方式賺錢——目前，我其實正認真的在思考當一名公交車司機，在閒暇的時間裡繼續好好寫我的新聞的可能性。

這些就是這些年裡，關於放棄和犧牲，我所能講的所有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