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流言》

像我这样喜欢张爱玲的散文远胜她的小说的人，想必是有的，只是不大发出声音，一说出来就有些唱反调似的。厚此薄彼主要是因为文字趣味的区别：她的小说，尤其《传奇》里的，有太重的《红楼梦》味道——不怎么喜欢《红楼梦》的人，想来也不少，只是细讲起来更没意思，就更没什么人讲——说张爱玲的小说，虽然骨子是现代的，但旧小说的味道还是耽误事；而散文的文字自然、有趣、现代得多。

上次读《流言》是大学时在医院里，那时似乎有什么传染病，所有发烧的人都要关进去。禁闭行囊里放了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几遍。当时和张爱玲写这些文章时的年纪相当，也是心高气傲的时候，但完全服气；哪怕对人生对文学的理解很不一致，也不妨碍对高手的赞美。顺带觉得校医院病房也是不错的住处，比男生宿舍干净得多。前一阵出门又带了这本书，读出一点新意思，大概是二十岁时读不出来的。

这次重读，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张爱玲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些文章超越了写作的时代，当作书写当下生活的作品都不突兀。试想其中原因，一是作者旁观的位置，足够中立、疏远，哪怕是写自己。与之相关的是语言的技术，与各种明确的修辞倾向都隔一点，比较明确的来源倒是英国散文（也肯定与她之前几年只使用英文作书面语有关），但非常中国化了。而且非常俭省，远不似后来一些“张派”作者过剩的修辞。她的散文像静物画，少数像风俗画，极少煽情，靠的是文字本身的清脆质感和转了个弯的烟火气。另外，主题的选取看似零零碎碎，但都与现代性的核心部分有关，因此同时在不同时代具有现时性——“现代性”虽然早已成了黑洞式的学术杂货铺，固然自有其核心，时代也是变中有常的——这是一种眼光，也是一种生活技术。常人难以企及的家境和经历确实是基础，但更关键的是少年纯粹的直觉。如今，距离这些文章面世已经快一百年，张派传人也不知道追认了多少，富足而雅好文艺的更多，能有张爱玲本人眼中、手下这般俊俏功夫的，也还没有。

她写这些杂志文章，与新文艺追求的思想性、艺术性是两条路。《流言》是通俗的、商业的。这类文章本身把自己放得低，不担负什么道义和真理，话锋所及贪图的是爽快机智，话题虽然是现实的，但是旁观的——不尝试改变什么，只是换个眼光把原样的东西多看出些趣味。这当然是对现状还算满意的人比较能欣赏的。忧国忧民的读者自然可以把它当作遮掩，也是一种读法。戏台上热热闹闹唱一出，和自己有关又无关，人少了这种模模糊糊的时候也不大行。

而且作者本身也有些遮遮掩掩，她的真实生活、感受往往是藏住的。露在外面的，是体面的部分，是技艺高超的部分；如果这部分是读者也乐意看到的，那么读到的就不只是闲适的中产趣味，还有组织这种趣味的文字技术，还有它背后观看、理解、编织某种现实生活的技术。近二三十年来大陆读者对张爱玲的热情，伴随的是社会“制造小资/中产”的大势。如今热潮似乎过了顶点，要补的课也补了七七八八，回头再看张爱玲本身，可以更冷静平实地评价。

这类文章格外讲究分寸，要显出起码的身份，又不能倨傲到让同为市民阶层的读者反感。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也有炫耀，比如看似不经意地带一笔普通人绝不能有的经验，或稳稳当当罗列庞杂的知识，此类编织和堆砌年纪大些也就不耐烦了；比之一般的少年心气，难为的是她打磨得那样好，轻巧灵动，一点点惹人反感的显摆倒成了小趣味，是合适的。

更多时候，她与读者总是隔着一段世故的距离，借用在大疫年间学到的词，这段距离是安全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不要交浅言深，话里没有太强烈的情感、意见，有也尽量压低了、俏皮着说。毕竟这类城市文学，是要让人在城市里获得乐趣，而非教训。张爱玲说：“喜欢被教训的人，又可以在这里找到教训。”休闲的文学消费，像轻喜剧，也像某一家好吃的蛋糕，给生活一角精神的甜味。不过蛋糕偶尔吃吃就够了，人人喜欢快乐，但每时每刻都要快乐，若真能实现，其实是恐怖的；就像西洋美术中表现极乐（ecstasy），总是以痛苦、惊愕或泪水。这与一般人喜欢的是两回事了。张爱玲的高明之处是写得不腻，总有几笔像杨枝甘露里的柚子，带来一点不期然的清爽的回味。

文学的分内事之一就是让人快乐。像是赵孟頫行书的牵丝映带，意义之外，单纯悦目的美。这单纯的美，似乎可以对照出一点微茫的文学本体论，就像骑车的少年突然来个大撒把、安东尼持球原地转了个圈，有什么意义么，几乎没有，但这让人快乐。文字有文字本身的乐趣，也可以有凡俗生活的乐趣。所谓俗文学，自然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哪怕有道德训诫也像是敷衍了事——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它专注满足的是不太安于现状的凡夫俗子的需要，让我们不太羞怯地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俗人。

现世安稳，多么难得。很长时间，中国人总是被催促着、比较着，难以理直气壮地过日子，憋着一口气似的。如今我们似乎有了更多余裕，看到中国人的生活虽然不够完美，也没那么差劲。做一个中国人，不必总是严阵以待；不做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凡俗的日常、驳杂的真实中也有可爱的、亲切的、让人留恋的情味和乐趣。张爱玲早就看到了，在五四一代之后，在亲身的中西比较中，在战争的孤岛上，她唱的是剑走偏锋、不合时宜的反调。今天这反调也还是反调——声量大的人夸耀的是光鲜、壮大的中国，贬损的是愚昧、野蛮的中国；哪怕最吹捧她的名媛式的读者也多是“洋不可奈”、“目下无尘”的。但她那么明确地在尘土里、戏词中、小市民的街头智慧里肯定着她的中国中国中国。是好是坏，让忧国忧民的大人们去伤脑筋吧。生长于斯的小民，看到有人去写、去琢磨、去肯定他们每日的生活，不做教育，只是同情。原来做一个现代（充分现代）的中国人，也可以正当地有这些小小的感情，也还是有这些一致的“人的成分”。

现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突然遭遇它的人眼中常常是断裂，陌生，转瞬即逝，惊诧的惶然。但其中又有恒常的东西，在浮华的表象下让人认出它来。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在气息匀停之后有心思看看沉浸已深、感受无碍的现代生活究竟是个什么。张爱玲则直接看见了，写下了，而且是以极为现代的方式。于是我们恍然看到，现代，不变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眼光，一种语气。书写现代人的城市生活的文学也不算少，与张爱玲大概同时的穆时英，刘呐鸥之类，虽也是近通俗的，但显然过时了，他们近的是更暂时的俗，只是乍看着更“现代性”——穷人乍富似的，生怕读者看不见他们罗列的时髦的新玩意新名词。我一度非常喜欢看，但有一半是当作都市考古材料。

二三十年前追捧张爱玲的人，大多是随着都市成长起来的，难免有些不尴不尬的生疏，像催熟的寡淡蔬果。我们这一代以来，算是生长于斯了，不知不觉熏陶渐染，理解起她来也没有那么急切，不至于当成品位课本。我们的生活体验确乎是“第二轮”的，但这种倒置又是“第一轮”的。但当先后、新旧、中西揉成一团之后，也分辨不清我们的情感结构究竟的成分配比了，而且这些来源似乎是联通的：最新也最旧，最旧也最新。而无论新旧，人生总能有些趣味，不只是苦熬；至少在有些时候，可以不是。苦中作乐一向是中国人的特长，张爱玲在《流言》里其实写了不少生平的惨痛经历，其中一些是骇人的；但最让我低徊的是她写她梦见又到香港去了，第二天几次给别人讲，都哭了。那真是乱世，真刀真枪，破坏是实打实的，“惘惘的威胁”是孤岛给的短暂喘息，其实威胁不是惘惘的。而时代确实是仓促的，大概像香港战火中短暂迸发的绘画才能，张爱玲意识到了她这段写作能量的仓促。加之杂志编辑的催促——也是时代的催促——于是有时像钢笔写到这管墨水最后几个字那样，她用力写着，多写几个字。所以能看到飞白式的句子和篇目，写得不完美，但也有一种趣味。只是我宁愿不太懂这些趣味。这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文集读到后面越来越不忍，因为起初从容的灵光都转急了，心事一下子重了，多了很多疲惫，而且是很沮丧的：我们的时代只剩下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