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脱钩的系统性风险：全球经济的新“逆全球化循环”

一、贸易放缓只是表象，技术脱钩才是根源

2025年以来，全球贸易摩擦表面趋缓，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徘徊在3%左右的低速区间，远低于2000–2019年间平均3.7%–4%的“常态水平”。这表明，影响全球增长的根本问题已不再是关税或贸易壁垒本身，而是更深层次的技术脱钩。

贸易摩擦仍可通过谈判、关税调整等政策工具缓解，但技术脱钩具有更强的制度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它不只是市场竞争的延伸，而是大国安全与战略博弈的结果。当核心技术、标准体系与供应链被政治化后，全球经济的“协作逻辑”被替换为“防御逻辑”，支撑全球化增长的制度基础由此开始撕裂。

二、从脱钩到摩擦：逆全球化的自我强化循环

技术脱钩与贸易摩擦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互为因果、循环强化的系统性过程。当技术被人为割裂，产业链被迫重构，随之而来的是成本上升、补贴竞争与市场扭曲；这些经济后果又反过来刺激各国以“公平竞争”为由实施关税、反补贴与投资限制，最终形成“技术脱钩—产业分化—贸易摩擦—政治敌意”的自我强化循环。

这一循环的危险在于：它脱离了经济理性，而被安全逻辑主导。一旦技术信任体系被摧毁，即使贸易谈判恢复，也只能在碎片化的市场中进行有限合作。

三、增长断层：技术割裂的非线性后果

技术脱钩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放缓，而是增长结构的断层。IMF与OECD的模型显示，如果全球高科技产业彻底分裂为“美系”与“中系”两套体系，全球潜在增长率将下降0.8–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停留在2.5%–3.0%之间的停滞区间，难以回到疫情前的高增长阶段。

这种断层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 研发重复化：各国为实现“去依赖”而重复建设相似技术体系，造成创新资源浪费；

2. 创新孤岛化：数据、算法与标准体系的分裂，使科研合作和技术扩散效率急剧下降；

3. 投资恐惧化：企业在不确定的地缘与政策环境中收缩跨国投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恶化。

最终，技术脱钩成为压制全球创新与生产率提升的关键结构性风险因素，使世界经济陷入制度性低速区间。

四、制度信任的侵蚀：从协作经济到防御经济

技术脱钩的本质，是制度信任的崩塌。

全球化时代的增长依赖于跨国分工与知识共享的信任体系；而当政治与安全逻辑渗透至技术底层，这一信任体系被系统性侵蚀。技术不再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成为权力竞争的疆域。

全球经济因此进入一种“防御型增长”状态——国家通过补贴与保护维持产业生存，却失去了创新活力与协作效率。长期来看，这种“以安全为名的制度防御”正在掏空增长的根基，使经济表面维稳、实质衰减。

五、延伸结论：技术脱钩与制度信任的双重坍塌

1、技术脱钩的深层危机，在于它同时摧毁了国际信任与国家内部的制度信任。

当国家以“安全”为名切断技术合作的链路，实质上是在否定全球化秩序的基本假设——“规则优于力量，合作优于防御”。这种逻辑一旦被制度化，就不仅削弱国际信任，更在国内层面引发治理结构的退化。

2、当安全被置于规则之上，国家便不再受制于制度约束，而转向以权力判断取代程序正义。

这正是独裁与专制的起点：在“安全”名义下，任何决策都可以绕开法律与理性，以“防范风险”之名压制不同意见、封闭外部信息。表面上是对外防御，实质上是内部控制；表面是政治稳定，实质是制度自我收缩。

以英伟达芯片风波为例，中方以安全为理由展开调查，表面上是技术防范，实质却揭示了政治逻辑对技术逻辑的压制。当国家治理建立在“不信任技术、不信任市场”的前提上，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权力意志的延伸。信任被摧毁，规则被架空，制度便失去了自我校正的能力——安全成为万能的借口，权力成为唯一的解释。

这种逻辑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欧盟、日本同样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推行技术审查与供应链封锁。全球制度环境由“开放合作”转向“封闭防御”，安全逻辑在各国政治体系中取代了制度理性。结果是一个共同的趋势：国家治理从法治化转向权力化，从协作型经济走向防御型政治。

3、全球化的终结，并非始于关税，而是始于信任的崩塌与权力逻辑的回归。

当安全凌驾于规则，信任便失去存在的空间，制度从保护自由变为巩固权力。经济体系失去协调机制，政治体系则失去自我约束。此时的世界，表面稳定，实则处于深层的制度衰败期。

这正是“全球秩序的边缘时刻”的真实含义——旧有的信任体系与法治逻辑正在被安全逻辑取代，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人类社会若继续沿此轨迹前行，将面临一个充满防御、怀疑与专断的时代。

唯有重建规则的尊严与信任的基础，世界才可能从防御的恶性循环中重新回到理性的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