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无神论 第17节 宗教：最后的边疆
科技进步的无形之壁垒和玻璃天花板
各民族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技术壁垒。技术在母国文明与异域文明中的繁衍再造，其机理并无二致。倘若存在某种“不育壁垒”（sterile barrier），使得异域文明无法在代际之间复现技术存续的条件，那么同样的壁垒也必然会作用于母国自身的人口。依此本性，凡是本国学子能够习得的技艺，皆可轻易传授给来访的外行。倘若某项技术晦涩或脆弱到连一个意志坚定的局外人都无法继承，那么它在母国本土也绝无可能熬过哪怕一代人的更替。
事实恰与“技术垄断论”相反：随着专业技能日益繁复、愈发难以通晓，为了更好地重构知识生态，先进社会必须彻底敞开大门，不惜一切手段欢迎知识的复制与传播。如我们既往所认知的那种“将知识局域化（垄断）”的做法，已绝无可能实现。这种对知识本身的抽象理解——即教育的本体论与“科学/学问”（Wissenschaft）——同样建立在本书前序章节的基础之上：一切抽象知识皆非受制于本体论或认识论，而是受制于形而上学与宗教。一切入世的宗教，皆会勉励其信众成为知识繁衍的管道。
“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如此，宗教最后的边疆究竟是什么？是人口。这一点无需赘言证明，因为它的明证就如此寻常地行走在我们中间，以至于在时间因果律上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割裂。
西方的另类右翼（alt-right）寡头们迎来了一场尴尬的幻灭。过去，他们鼓励大规模移民，并对美洲原住民男性施行去势化（剥夺其男子气概），诱导部落的公主嫁给白人男性，将美洲原住民与太平洋夏威夷人打入比黑人更低贱的“次黑人”（sub-Negro）社会阶层。如此一来，唯有人尽可夫的白人贱婢，或毫无自尊的黑人女性才会下嫁给美洲原住民或太平洋夏威夷男性（后来白人男性也会尝到这一滋味）。
腐败的症结在于，它总是率先从最复杂、最精密的组织开始侵蚀其效能。最先垮掉的是底特律的企业，继而是底特律的国民警卫队，最后才是无可挽回的底特律黑人聚居区与贫民窟。当维系整个人类精密高等组织的底层力量分崩离析时，推动进步的力量必最先熄灭，他们私人的跨国雇佣军也就此终结。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A. Tainter）在《复杂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指出，当维持高度复杂性的行政与能量成本在复杂社会中产生“边际收益递减”（declining marginal returns in complex societies）时，社会政治与工业体系便会崩溃。由于精密制度需要极高的财政与组织管理成本，一旦资源被挪用或管理失当，它们便会首当其冲地被掏空，导致顶层等级体系碎裂为地方割据单元。21世纪依赖高等控制论、一切“如钟表般精密运转”的先进控制论军队将最先覆灭，紧随其后的是那些依赖全球资源与本土专业技术的跨国企业。
那种完全效忠于寡头、标榜“不分肤色之唯才主义”（color-blind meritocracy）的跨国军队，随着这一幻想的破灭而自然流产。寡头政治纯粹是寄生于契约法与法律体系之上的。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 without state）或没有国家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state），纯属痴人说梦。以技术官僚治国（technocracy），不过是建立在神权政治（theocracy）幻象之上的空中楼阁。这便是所谓的“大重置”（Great Reset）。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那场可悲的兵变便是一例：在利维坦（国家主权）的契约之外，寡头毫无任何神话般的感召力（mythic power）去约束其士兵的忠诚。
一切权力皆源于人口，唯有人口主导的治理（populace governance）才是真正可行的出路。仅靠一小撮快速反应部队维系的军政府（如满清政权或拉丁美洲的军政府），充其量只具备极少数派（super-minority）的统治效能。这便是一则寓言、神话与比喻故事：讲述了寡头们为何停止了对美洲原住民及亚洲岛民的去势化（此处必须囊括加勒比海地区已被种族灭绝的大西洋岛民——即携带 O2 与 N 单倍群的族群，且不限于美属维尔京群岛；所谓“太平洋岛民”的分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实为掩盖种族灭绝的狗哨暗语）。寡头跨国三级议会的藩篱再次把大手伸向土著，祈求寄生在种族国家（ethnostate）以求再次伟大，这断无可能再次复婚。
一支“后民族的”（post-national）、交易性的或世界主义的军队，绝无可能效忠于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或没有国家的治理体系；他们充其量只能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沦为北约装甲营身后的辅助军（仆从军）。马克·哈斯（Mark L. Haas）在《老龄化的和平？人口老龄化世界中美国力量的未来》（"A Geriatric Peace? The Future of U.S. Power in a World of Aging Population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32卷第1期，2007年）中，以及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与尼尔·豪（Neil Howe）在《大国白发：21世纪的人口与地缘政治》（The Graying of the Great Powers: Dem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2008年）中，详尽阐述了发达国家核心人口的严峻萎缩如何剥夺了军队的本土青年兵源，而不断膨胀的财政负担又如何侵蚀了国家投射力量的能力。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的奠基人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Blackwell 出版社，1986年）与《全球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Polity 出版社，1995年）中论证道：现代国家绝非可以随心所欲置换人口的任意性法律公司，而是围绕着一个历史性的“族群核心”（ethnie，即拥有共同神话、记忆与符号的族裔文化核心）建立起来的。史密斯明确批判了精英阶层企图构建“后民族”秩序的妄想，指出全球化或跨国建构缺乏任何共同的历史神话或情感共鸣，在面临存亡危机时，根本无法号召民众做出牺牲。拥有民族的军队会反戈一击重获国家，拥有力量的彩虹八旗会趁机噬主建立少数派殖民政权。
耶尼切里（Janissaries）：皇家辅助禁卫军
杰马勒·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在《两个世界之间：奥斯曼国家的构建》（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以及哈利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在《奥斯曼帝国：古典时代 1300–1600》（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Phoenix 出版社，1973年）中，详述了奥斯曼宫廷在攻陷君士坦丁堡（1453年）后，如何通过系统性地清洗古老的本土突厥贵族（如钱达尔勒家族 Çandarlı family），并将军事与行政垄断权移交给无根的“德夫希尔梅”（devşirme，血税制征召的基督徒少年奴隶）阶层，从而实现中央集权。
巴基·泰詹（Baki Tezcan）在《第二奥斯曼帝国：近代早期世界的政治与社会转型》（The Second Ottoman Empir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记录了这一“后民族”的军事-行政复合体如何倒置了统治等级。自1622年奥斯曼二世（Sultan Osman II）遇弑开始——这位苏丹因企图用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本土人口招募的军队取代耶尼切里禁卫军，遭废黜、在伊斯坦布尔游街示众并被禁卫军勒死——奥斯曼皇位的更迭便彻底受制于军事政变。
每当新苏丹登基，都不得不向耶尼切里禁卫军支付一笔数额惊人的“登基赏赐”（cülus bahşişi）。这制造了一种病态的财政激励，驱使军队频繁发动政变、废黜苏丹（包括穆斯塔法一世、易卜拉欣一世、穆罕默德四世、穆斯塔法二世、艾哈迈德三世以及塞利姆三世），并扶植顺从的傀儡，其唯一目的便是榨取国库的赏金。
弗吉尼亚·阿克桑（Virginia H. Aksan）在《奥斯曼战争 1700–1870：四面楚歌的帝国》（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Routledge 出版社，2007年）中展示了耶尼切里如何从一支精锐常备军蜕变为寄生的城市黑帮辛迪加：他们勒索国家、阻挠一切技术与财政改革，并谋杀任何威胁其集团特权的君主——直至1826年“吉祥事变”（Vaka-i Hayriye）中，苏丹马哈茂德二世（Sultan Mahmud II）最终不得不炮轰其营房，将他们尽数屠戮。
禁卫军继承法的终结，正是民族新军击败彩虹八旗（耶尼切里）重新获得国家的过程；而在吉祥事变百年之后，民族新军终究光复了土耳其。同样的，没有某种秘术诡秘物质决定某种人种不能掌握科学，不能掌握发明的神学。科学和发明这些物质世界的新物品，没有神奇的壁垒保护其不被异教徒掌握。
辟邪：世界的祛魅、自我祛魅与一切神圣之物的祛魅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左传·宣公二年》
一、良史传统与世界的祛魅
对历史的教条式坚守与对教条本身的批判性审视，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将对整个世界、对它自身、以及对一切曾被视为神圣的事物进行彻底的“祛魅”（Disenchantment）。与此相反，所谓的无神论或基督教，其原教旨主义式的修正虽然祛除了一切魔幻之物，却唯独将它们自己、基督的神迹、以及关于“历史终结”的唯一神圣末世论真理排除在外。他们可以批判一切人，却唯独不能批判自己——这正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伪善之处，因为他们本质上仍是“唯一普世真理”的信徒。儒家拥有历史所以不需要魔法，拥有人口所以不需要奇迹，魔法和奇迹属于少数人口的彩虹八旗。抛弃了尊王攘夷的儒家不再能称为圣教。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矣。” 礼记对圣教的自我祛魅
“汉”（Hana，汉文明/华夏）早在孙中山推行所谓的“现代化”（若用真正精准的拉丁词源名之，实为“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之前许久，便已完成祛魅；然而，他们那种“基督教无神论”（Christian Atheism）的国家信条却无法被祛魅，反而依靠统治上层建筑得以维系。这才是儒家真正的终结。在满清入主以及儒家丧失官方教化地位之后，到了孙中山的时代，即便是散落于朝堂之外（“礼失而求诸野”）的儒家礼义——那种以据实直书的良史传统来为世界祛魅的精神——也必须被扼杀。由此，诞生了20世纪最亵渎污秽的妖孽之作：新旧两部《清史》圣（秽）经（指《清史稿》与近代修纂之清史定本）。
孙中山在旧金山的演说中曾言：
“使《圣经》与基督教教育……成为向我国民传递（文明/真理）之媒介。” （原文："make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 the means of conveying to our countrymen"） ——引自奥德丽·威尔斯（Audrey Wells），《孙中山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2001年），第九章〈基督教对孙中山的影响〉，第102–112页。
文化大革命，是在儒家死亡半个世纪之后，汉文明历史上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历经四千年粟米春种秋收的汉家土地上（黄粱熟了五千次，合法烧巫覡第一次），各种宗教派系与狂热教团破天荒第一次展开了内战与猎巫。
神话与巫魅本不在儒家的逻辑之内，它无法在儒家教义中繁衍或倍增，故而会自行消亡；任何企图在汉文明中为“附魅/巫魅”寻找例外的人，都是在企图割裂历史。如果魔法和奇迹不能称为解释世界变化的历史，那自然不会成文。汉家的正史中既无神话与神迹的解释，亦无此类记载，那么一个学子又能从何处习得所谓的“神话巫魅之力”呢？这就是大辟邪：没有秽史，没有魔法和奇迹，没有过去就没有传承，妖言邪说就退出了政治和学术的舞台。
“儒家的理性主义意味着对世界的理性顺应；清教的理性主义则意味着对世界的理性支配。” （原文："Confucian rationalism meant rational adjustment to the world; Puritan rationalism meant rational mastery of the world."）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汉斯·格斯（Hans H. Gerth）英译，1951年，第248页。
韦伯认为，儒家理性主义主要关注在现世之中建立伦理秩序，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是围绕对超验上帝的义务而组织起来的。清教徒为了上帝而对世界祛魅；儒家则是为了汉人的生息繁衍之地而对世界祛魅。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充满奇迹和白金魔法，许诺魔法师（Magi）和末世先知频繁演法的浪漫魔法王国，先推倒棋盘，再在废土上重立魔法天国。
美国国会图书馆记载，袁世凯于1914年恢复了官方的祭孔典礼，包括训令中央与地方官署举行年度祭祀。对此，孙中山回应道：
“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家之公例。” （英译："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is almost a general principle of modern civilized states."） ——孙中山，〈大总统批蔡元培等请不立孔教为国教呈〉，收录于《国父全集》第四册，第206页，台北国父纪念馆藏档。
“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 ——《荀子·天论》
孙中山或许会说他要灭绝所有中国人，或者承认自己是个文盲——人们大可认为他二者兼备。如果单一民族国家（Ethnostate）不去掌控这种精神权柄，其自然结果便是国家与人民彻底丧失抵御外邪的自卫能力。
“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刘知几，《史通·惑经》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按：汉之天下，非君一人所能私有之汉。）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二、作为十字架上倒悬之人与“原罪”的儒学：唯有耶稣方能救赎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在其故乡翠亨村，曾做出捣毁村庙北极圣帝神像的惊人之举，以抗议民间迷信，展现了他对本土民间信仰的彻底蔑视——他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此。孙中山审视西方基督教会与海外侨社时，看到的不只是神学，更是纪律、资金与现代组织的网络。在他看来，西方制度拥有一种中国社会业已丧失的结构性凝聚力。孙中山真诚地相信，通过采纳西方共和制、源于基督教的道德改良以及外国模式，他是在拯救中国而非牺牲中国（但这正如西方人所言“杀死印第安人以拯救其灵魂”——他是在通过对中国施行“安乐死”来拯救它）。通过依赖西方的财政支持、留洋精英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同情，民初政权彻底打开了深层文化与意识形态入侵的闸门，以至于连最边缘的邪教或异端——诸如纳粹主义、科学神教（Scientology）乃至耶和华见证人（依阴谋论视角，此乃导致美洲原住民灭绝的教派）——都能在中国分一杯羹。
孙中山少年时被送往夏威夷王国投奔长兄，就读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后升入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今普纳荷学校）。正是在那里，他全盘吸收了西方语言、政治理论与基督教神学，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巅峰，而传统社会则深陷于黑暗、停滞的“迷信”泥潭之中。
“吾欲中国而用夷礼，则如之何？”夷仙问策于基督神木前
孙中山在奥阿胡学院的“荣誉校友”们：
• 桑福德·多尔（Sanford B. Dole，1864届）： 多尔领导了所谓的“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Safety），这是一个由外国势力支持的精英商人集团，精心策划了1893年非法推翻夏威夷王国及莉莉乌欧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ʻuokalani）的政变。随后他自封为夏威夷共和国总统，并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将其吞并，彻底终结了夏威夷的民族独立。
• 洛林·瑟斯顿（Lorrin A. Thurston）： 瑟斯顿是1893年政变背后的主要政治主谋与激进煽动者。作为报业出版商和政客，他操纵公众舆论，协调外国军事资产，一手策划了瓦解君主制的政治政变。他是一个狂热的“进步”信徒，将本土原住民的自治视为必须通过商业利益与外国结盟加以碾碎的障碍。
孙中山“转世投胎前的宿世化身”：
• 威廉·麦金托什酋长（Chief William McIntosh，下克里克族 Lower Creek Nation）： 北美历史上一则触目惊心的例证便是威廉·麦金托什酋长。拥有克里克族与苏格兰混血血统的麦金托什，深度融入了欧美裔的经济利益、种植园文化与美国政治网络。由于深信彻底屈服于美国的扩张是唯一务实的出路，麦金托什绕过传统的部落治理机制，背着自己的族人签署了《印第安泉条约》（Treaty of Indian Springs，1825年），将克里克族在佐治亚州仅存的最后一片土地出卖给了美国政府。他的行径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被同化的领袖如何打着“不可避免之进步”的旗号，合理化自己出卖族群生存权的行为。
• 伊莱亚斯·布迪诺特（Elias Boudinot，原名 Gallegina Watie）及其叔父梅杰·里奇（Major Ridge）： 二人皆受教于摩拉维亚弟兄会及新英格兰传教士学校，皈依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采纳了欧洲式的生活方式与法律架构。布迪诺特甚至成为了切罗基族双语报纸《切罗基凤凰报》（Cherokee Phoenix）的主编。由于深信白人基督教文明全知全能、抵抗纯属徒劳，布迪诺特、里奇与一小撮派系组建了“条约党”（Treaty Party）。1835年，他们背着民选的切罗基政府及大酋长约翰·罗斯（John Ross），签署了《新埃科塔条约》（Treaty of New Echota），用切罗基族所有残存的祖传土地，置换俄克拉荷马州的领地。他们公然置美国政府的法律框架于部落主权之上，诡称这是对其古老生活方式的一场“安乐死”（Mercy Killing），以确保肉体上的存续。切罗基族的绝大多数民众将该条约视为叛国而加以唾弃。
• 奥奈达族的斯凯南多亚酋长（Chief Skenandoa of the Oneida Nation）： 他与长老会传教士塞缪尔·柯克兰（Samuel Kirkland）结成了终生紧密的同盟。斯凯南多亚皈依了基督教，引入欧洲式农业，并允许传教士监督奥奈达领地内的事务。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传统的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表决保持中立或与英国结盟以保卫其土地。然而，在斯凯南多亚及其与基督教传教士紧密关系的深刻影响下，奥奈达族脱离了联盟，转而与美洲殖民者并肩作战。这在原住民内部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基督教化的奥奈达人在奥里斯卡尼战役（Battle of Oriskany）等战场上，与他们传统的豪德诺索尼（Haudenosaunee，即易洛魁）兄弟（如莫霍克族 Mohawk 和塞内卡族 Seneca）直接兵戎相见。尽管斯凯南多亚相信支持获胜的殖民者一方能为族人赢得未来，但此举却永久性地击碎了六族同盟（Six Nations）古老的团结。
历史学家将这种裂痕概念化为“黄色中国（黄种人）”与“蓝色中国（流着蓝血的黄面孔）”之间的冲突——前者是内陆的、农耕的、儒家官僚帝国；后者则是受西方商业与新教福音派支配的沿海通商口岸及海外华人边缘地带（Roctus, 2023）。
置于这一精确的历史矩阵之中，孙中山的形象便不再是受人尊崇的“国父”，而是终极的意识形态买办——那个受洗的本土人，在结构上充当了毁灭其父祖文明、成就其自身（西化派）胜利的特洛伊木马。你相信孙中山爱国、爱汉、爱圣教，不如相信塔基亚（Taqiyya）。
倘若一位革命领袖宣称，即便皇朝完全由汉人统治且植根于本土，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推翻（按：指孙中山〈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及在美演说中“虽汉人为君主，亦必革命”之论），这就彻底击碎了某种主流叙事——即那个在1912年之前从未在中华内战中踏上本土一步的孙中山，仅仅是一个旨在将汉人从满洲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本位主义倡导者。如果一个由汉人主导的帝国或本土传统的光复，与异族统治一样不可接受，那就证明在他们眼中，满洲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病灶——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才是。对于西化精英而言，一个依靠儒家经世之学、帝国礼制以及重农家长制治理运转的本土王朝国家，与满清王朝一样“落后”且不可容忍。这正是1911年辛亥汉家义军义民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处——在1911年那三个月的革命中，汉家先烈为了自由牺牲了一切。通过坚持无论汉满、一切传统王朝结构都必须被彻底消灭，孙中山及其同党实际上是在“清空棋盘”。古老的文明母体必须被暴力夷为平地，唯此，舶来的西方蓝图才能强行搭建在这片白茫茫的空地之上。相反，真正的汉家志士则会扫荡一切满洲或清教徒式的异族残余，以复辟如周朝或新朝那般的儒家礼治政体。红巾军，洋子军，和八旗新军三者断然不可等同。汉家神器被洋人授予孙夷仙，自此开启了南北分裂，争相恐后的卖国求洋之论战和条约战，如同未来巴列维被授予伊朗共和国王位（收编本土革命为颜色革命）。
三、逆十字架上的敌基督——孔子
因此，为了在革命后巩固基督教的地位，本土主义者与孔子本人就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中国一切社会弊病与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在基督教的叙事下，孔子变成了大试探者、欺骗者与撒旦本人，国家的精神命脉与神圣数字“六六六”（六经、六爻）如今变成了基督教义中撒旦的数字。孔子的典籍与史书成了中国的“原罪”，唯有西方人能够为其驱魔、祛魅，并洗清整个汉族（Han Race）的罪孽。仿佛只要除掉“体”，中国就能像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美国（印第安共和国）一样强大。如果像“汉教/圣教”（Han Cult）这种如同免疫抗病毒系统与自保本能般的存在可以被移除，他们就定要将其摘除，美其名曰“防止宿主发烧与发炎”。如果我们必须采取一种“1644年（甲申之变）式”的世界观，那么1911至1912年的历史就必须被重新认知为一场由汉人、满洲人与“黄皮蓝血”的西方教派信徒三方厮杀的内战。
至1920年代初，欧美新教差会在全中国开办了6,599所小学、291所中学以及13所教会大学（相比之下，民国政府创办的国立大学仅有两所）。在这一教育矩阵中，传教士史学与女权主义传教叙事控诉孔子及其伦理纲常将女性禁锢于低贱的社会地位，并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停滞，从而将基督教传教士塑造成将中国社会从本土文化压迫中解放出来、实现道德拯救的救世主（Douthitt, 2018）。孔子为敌基督，中国为恶土，唯有信仰（Sola Fide），唯有耶稣（Solus Iesus）。
将摧毁儒家与基督教道德救赎联系得最露骨的第一手文献，出自世俗的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继在〈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及〈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中力主必须将儒教排除在民国宪法之外后（消灭唐律体系，移除礼记法系），陈独秀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1920年2月刊于《新青年》，后被译为英文刊载于传教士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在文中，陈独秀宣称，为了将中国从传统儒家文化所造成的“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拯救出来，中国人必须“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感情，培养在我们的血里”。
当新教传教士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8年在广州接触到祭孔礼俗时，他断然拒绝了士大夫将孔子与耶稣等量齐观的看法，坚持认为尊崇孔子以代上帝是植根于人类堕落罪性的“中华大帝国的偶像崇拜”。这种新教的妖魔化叙事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神学中达到了顶峰：在洪秀全的升天异象中，孔子被明确塑造为与魔鬼头目（撒旦/阎罗妖）勾结的欺骗者，他逃离天庭，并用其古典经书误导中国的“兄弟姊妹”去顺从魔鬼。
“主在天上，见有妖魔头率领许多小妖，飞入天门……天父皇上帝又摆列天上万般书籍，指点主看，曰：‘此皆妖魔之书，尔下凡去，俱要毁灭净尽，不可留也。’……时天父皇上帝命摆列孔丘之书，天父皇上帝指点主看曰：‘此是孔丘之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世人全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朕乎？’孔丘初时尚强辩，终则默然无辞以对。天兄基督亦责孔丘曰：‘尔造出这样糊涂书教人，连我胞弟读尔之书，亦被尔书教坏了！’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老。天父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皇上帝。天父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之。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天父皇上帝因见孔丘尚有些善意，乃赦孔丘死罪，准他在天享福，永远不准下凡。” ——《太平天日》
基督教入主中华之传承：太平天国—孙夷仙—北方换种裤裆学—陈独秀，旨在消灭汉教，还基督教神堂于旧都。
其明证在于，古典儒家秩序是围绕孔子编纂的“六经”（Liujing）与《易经》卦象的“六爻”（Liuyao）构建的——孔子与帝国朝廷借此推演善恶的宇宙本源，并使人间政道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合其德”）。然而，在基督教天启末世论神学（《启示录》13:18）中，“666”却是兽的印记（敌基督/撒旦的数字）——这就直接在本土中国的宇宙数术与舶来的基督教鬼魔学之间，制造了一场符号学上的彻底倒置。古典儒学（经由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基督教传教士则强行灌输“原罪”教义。在关于“东亚对‘罪’的重新发现”的学术研究中（如曹荣锦 Alexander Chow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卓新平的研究），学者们展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内化了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诊断为一个黑暗、堕落的深渊，唯有依赖外部的救赎方能得救（Chow, 2013）。
“敌基督”（Antichristos / Ἀντίχριστος）最根本的定义，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作恶者，而是“替代基督之位、从而使基督的救赎变得毫无必要的人或秩序”。整个亚伯拉罕一神教与现代西方政治神学的运转，依赖于一个绝对前提：人是残缺的（原罪），本土的世俗世界是堕落的（恶土），人类必须依赖一个外来的、超越性的中介（基督/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论）才能获得救赎。为了让这个中介生效，就必须先斩断人原有的血缘、宗族与历史自足性——正如《马太福音》（10:35）所言：“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故而太平天国是基督教正统，而孔子必然是敌基督正统。只要孔子的“体”还在，外来神学的“赎罪券”（无论是宗教版的，还是现代女权、自由主义、激进革命版的）就卖不出去。为了推销救赎，就必须先把孔子打成撒旦，把汉人的免疫系统污名化为“吃人的礼教”和“原罪的渊薮”。这必然抵达一个终极问题：忠臣不侍二主，汉贼不两立，那些言必称普世价值和世俗救赎、甚至守耶稣斋戒和罗马礼的蛮夷化汉人，其行皇汉之道，究竟是在干什么呢？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克里尚·库马尔 Krishan Kumar 在《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发表的〈马克斯·韦伯与中国：一项辩护〉"Max Weber and China: a defense"，以及《宗教》Religions 期刊中关于五四祛魅的多项研究对此进行了剖析）认为，唯有西方的“新教理性主义”实现了对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而儒家则让中国停滞在一个充满礼仪与家产制巫术的“附魅”世界中。五四运动的偶像破坏者们全盘照搬了这一前提，将古代中国斥为一个杂乱无章、充满迷信与罪孽的多神教国度——这群人的一切知识皆习自上述基督教学校，却对像你我这样的“汉教徒/圣教徒”一无所知。殊不知，汉家圣教最核心的礼仪职能，恰恰是以良史实录对世界进行祛魅，去破除诸如犹太经文与罗马拉丁基督教经文之流的不洁伪史；这种兼具普世性与本土性的祛魅伟力，才是拯救一切困于基督教矩阵之人的正道——毕竟，基督教那个教派祛除了古希腊（Hellas）与日耳曼主神沃坦（Wotan）的魅，却唯独不敢祛除它自己的魅。当沃坦和迪奥内（拉丁语：Diona / Dione）的子孙于祖宗之地哭泣被基督教无神论魅惑的恶土再无繁华重开之时，就需要圣教为其再开天辟地（所以敌基督是真的，但不是汉人的敌基督）。他们父祖所掌握的迪奥内教团已经毁灭，神圣的祖先成为了撒旦分身的邪力，如此污秽之史，正是辟邪之处。《神谱》和《艾达》诗篇需要考据学，而迪奥内的子孙需要圣教。
四、种族进化论、人种改良与江户儒者的辟邪之论
在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1992年）以及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研究（刊于《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澳大利亚历史》History Australia）中，历史学家展示了晚清与民国知识分子（包括严复、梁启超与康有为）如何引入了将人类划分为“白、黄、黑、红、棕”五色的西方种族等级论（该排列不代表地位；从外婚记录来看，洋人的种姓天梯下印度的棕色人种在中日都要超过汉人或者华族，圣教因其敌基督性质当然是最低的）。思想家们反复指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洲对“红种人”（美洲原住民）的灭绝与驱逐，将其视为进化法则的终极铁证：缺乏现代治理能力的“孱弱愚昧”种族，注定会被更强大的西方种族所消灭和取代。正如冯客所记录的，晚清维新派人士易鼐（1898年在《湘报》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公开鼓吹“合种”（Hezhong）——即华人与白种人通婚——将其作为强盛帝国的战略手段；这就好比美国人将美洲原住民与太平洋夏威夷男性的父系单倍群（O2与N）从基因库中抹除，制造出一个完全由欧亚西端父系（Q与R）主导、仅从母亲和死去的舅父那里继承遗产的混血族群（正如今日的伪美洲印地安人完全由欧洲父系主导反推论证印第安人的祖宗是欧洲人一样）。
康有为在《大同书》（1902年完稿，1913年起部分出版）这部乌托邦论著中，提出通过系统性的通婚，将“黄种人”融化并入“白种人”（即“人种改良/化黄为白”），以此重振中国的竞争力并“纯化”人类，同时主张对被其视为低劣的深色人种施行绝育与淘汰。在这种扭曲的种姓秩序下，唯有毫无自尊的黑人女性才会嫁给如此孤苦无依的印第安男人，而一个可以把任何男人纳为己夫的白人女性，才会去嫁给一个太平洋夏威夷人。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在《世界上最怪异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2020年）中，以及历史人口学家李中清（James Z. Lee）与王丰在《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中揭示：西方基督教会从中世纪起，通过废除宗族血缘网络、禁止堂表通婚、鼓励个人越过家族直接向教会捐赠财产，人为制造了高度原子化的“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个人主义心理。当这套包裹着“基督教道德个人主义/女权解放/核心家庭”的西方模因（Meme），在20世纪通过传教士学校与五四运动强行植入东亚，摧毁了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慎终追远、宗族繁衍”为核心的华夏礼制时，东亚社会便丧失了抵御现代性原子化的“免疫系统”，不可避免地坠入全人类最剧烈的人口自我灭绝深渊。
"The Western Church systematically dismantled intensive kinship institutions—clans, lineages, and ancestor worship—creating an individualistic psychology that detached personal salvation and fulfillment from biological lineage perpetuation. When these Western institu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packages are exported globally, they rapidly erode traditional fertility norms and kinship-based demographic resilience." ——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世界上最怪异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2020年），第6、14章。
在《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1985年，中文常译作《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详述了17至18世纪的中国学者如何运用严格的考据学与文本批评来审视基督教经文。他们将童贞女怀孕、道成肉身以及《圣经》中的神迹斥为荒诞不经的迷信，以同样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对待基督教叙事，正如西方人审视古希腊或异教神话一般。
在江户时代效命于德川幕府的日本儒者（圣教/汉教徒）眼中，亦是如此。中国与日本的辟邪派儒者（如钟始声《天学再征》、杨光先《不得已》等）皆曾严词批驳：一个要求排他性崇拜、并将不信者打入永恒地狱的上帝，绝非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而是一个残酷、专断的暴君，“其暴虐酷毒，倍蓰千万亿于桀纣”（按：原典出自明末清初天主教与儒佛辩论文献，谢和耐书中引述为“比暴君桀、纣还要坏上千千万万倍”）。
“且世间慈父，设遇子孙不肖，犹必曲加教诲，不忍遽置死地。今谓天主生人，稍不奉彼，即便罚入地狱，永不超生；奉彼者虽造恶业，一悔即生天堂。则是喜谄曲而恶正直，既偏且私，其残忍酷毒，虽桀、纣亦不至此！尚得名为大父母乎？” ——蕅益智旭（钟始声），《圣朝破邪集·天学再征》
“吾儒言‘性善’，故攒簇于尽性；彼言‘性恶’，且谓人类之初，有一男名亚当，一女名厄袜（夏娃），违背主命，盗食禁果，遂遗罪种于万世，谓之‘原罪’……夫一祖偶食一果，有何大罪，而株连万世之子孙？此虽暴秦之连坐、桀纣之酷虐，亦不至此！” “彼且倡言：‘自开辟以来，不奉天主者，虽尧、舜、周、孔，皆入地狱，与魔鬼同受永苦。’呜呼！是何言欤！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今必欲尽灭中国圣人之道，而独尊一刑死之胡鬼，其悖逆不道，孰大于是！” ——《圣朝佐辟·四辟裂性》
《圣朝破邪集》之“破邪”（Haja / 破邪显正）：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在《西洋纪闻》中曾留下一句名言：当西方人谈论科学（形而下之器/天文地理）时，他们极其高明；但当他们一开口谈论宗教（形而上之道）时，听起来就像是在满口胡诌佛道巫术与鬼话的无知孩童。这引申出一种理论：西方人并未发明这种科学，而是从覆亡的明帝国手中劫掠习得的——因为天文学需要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上都保持连续统一的大帝国，而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帝国曾享有过这般奢侈的条件。从朝鲜内藩直到奥斯曼诸部（鲁迷）的朝贡使团，北起虾夷本岛以北的苦夷（今库页岛/萨哈林岛，明置奴儿干都司立永宁寺碑），南至爪哇岛以南的旧港（今印尼巨港，明设旧港宣慰司），皆有铭刻于金石之上的技艺与典章；大明帝国享有了三百年的和平与广袤连续的疆域。西方那些细枝末节的炼金术科学，创造了伟大的文艺，仍不过是从母体分离出去的独立支流（微创新），其复杂程度远不足以被称为“举世无双的先进”，和其他密教惑心邪法本质上没有区别。而发明真正精密神器的西方人不能署名，全部要送给牛顿爵爷登神，成为种族优越论的利剑。正如“史蒂格勒命名法定律”（Stigler's Law of Eponymy）所揭示的，在现代科研体制中，真正日夜做实验、写代码、搜集原始数据的往往是成千上万的博士生、博后和合同制研究员（即学术链条上的“农奴”与“扈从”）；然而，顶层期刊的署名规则和学术声誉分配，习惯于将最高荣誉赋予掌控资源和经费的“学术封建领主”（通讯作者/实验室大佬），而最终结果是获得了文明优越性的西方超人崇拜——如上所说，寡头篡国，彩虹八旗故事。
“凡其人博闻强记，在彼方亦属多学之人，至于天文地理之事，殆非吾人所能企及……及至说其教法，则无一言近于道者，智愚忽易其地，宛如听二人之言。由是知之，彼方之学，唯精于其形与器，所谓仅知形而下者，而于形而上者则未尝闻也。”（按：《卷下》亦辟邪童贞女受孕、死人复活之说。） ——新井白石，《西洋纪闻·卷上》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以其实有是理，而应事接物皆有其序也。异端之学，看似高妙，然其流至于无父无君，入于虚无寂灭，是乃大惑也。”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朱子
这便是留给台湾或马来西亚那些仍死抱孙中山及其门徒之“普世主义”不放的汉家圣教追随者们的寓言，微言史布。一个真正的圣教道友，必须敢于向孙中山及其普世主义宣战，清算他们犯下的反汉罪行——正是这种罪行，导致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如出一辙的人口崩塌与文化自戕。孙夷仙正是耶稣和西方基督教无神论在台湾、马来和东南亚的总代理，向他开炮正是宗教解绑的第一步。通过孙夷仙的功绩（其灭清射日的传说伪史），赤道带的汉儿获得了原罪。放逐了汉儿的原罪，对无神论和西方政治神学辟邪，汉儿才能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
对于我们这些拒绝将孔子视为撒旦、拒绝将自身的存在视为“原罪”的人而言：追随汉道，并为你们自身更伟大的福祉，去彻底祛除“基督教无神论”的妖魅吧！
五、附录：古往今来之“孙夷仙前世”（不入正文之历史前例）
• 阿兹特克特斯科科王子伊什特利尔索奇特尔二世（Ixtlilxochitl II）： 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入侵时，特斯科科王子伊什特利尔索奇特尔二世为了在王位争夺战中压倒反抗西班牙人的兄长，主动率部投靠科尔特斯。他狂热地请求受洗皈依天主教，并直接认毁灭自己文明的科尔特斯为“教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唐·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伊什特利尔索奇特尔（Don Hernando Cortés Ixtlilxochitl）。他不仅率领十余万本土联军充当西班牙人的攻城炮灰、协助夷平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更在特斯科科城内对本土信仰与历史记忆发动了残酷清洗。当他的生母雅科津（Yacotzin）拒绝受洗、痛斥他发疯并背叛祖先神明时，这位受洗的王子竟威胁要将生母活活烧死，并亲自举火焚烧了特斯科科的祖庙。随后，他迎入方济各会传教士（如胡安·德·苏马拉加），任由教士将特斯科科皇家档案馆中记载中美洲数百年历史的绘本典籍当作“魔鬼的巫术”堆成小山付之一炬。
• 夏威夷摄政王后卡阿胡玛努（Kaʻahumanu）与大祭司赫瓦赫瓦（Hewahewa）： 1819年统一夏威夷的卡美哈梅哈一世去世后，掌握实权的摄政王后卡阿胡玛努联合倒戈的大祭司赫瓦赫瓦，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宗教政变（ʻAi Noa），强行废除了维系夏威夷社会等级、生态分配与政治合法性的传统神圣禁忌制度（Kapu），并下令焚毁全岛所有的本土神庙（Heiau）与神像。当王室侄子凯库奥卡拉尼（Kekuaokalani）率领本土保守派起兵反抗、试图保卫祖先信仰与传统秩序时，卡阿胡玛努动用从西方购买的火炮与滑膛枪，在1819年底的库阿莫奥战役（Battle of Kuamoʻo）中将本土传统派彻底屠戮殆尽。砸碎本土信仰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与法律真空。仅仅几个月后的1820年，以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为首的美国新英格兰公理会（清教徒）传教士乘船抵达。卡阿胡玛努迅速皈依加尔文主义新教（受洗名“伊丽莎白”），将十诫与清教道德律令直接立为夏威夷国法，全面查禁本土草裙舞（Hula）、传统医药与口传史诗，并将王国的教育、内政与土地改革大权拱手交给美国传教士顾问。
• 刚果国王阿方索一世（Afonso I，原名姆文巴·恩津加 Mvemba a Nzinga）： 王子姆文巴·恩津加早年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改名阿方索。1506年老国王去世后，他与坚守本土传统信仰、警惕葡萄牙人渗透的异母兄弟姆潘祖（Mpanzu a Kitima）爆发王位争夺战。阿方索依靠葡萄牙火器击败并处死了兄弟，并完全采用基督教神迹叙事来构建统治合法性——他宣称在战场上是“圣雅各（St. James）率领天兵显灵”才助他屠灭了异教徒同胞，甚至以此设计了刚果王国的欧洲式纹章。掌权后，阿方索一世发动了严酷的灭教运动，颁布法令将刚果本土的一切祖先崇拜、传统祭司与神圣器物（Nkisi）定性为撒旦偶像，下令全国搜缴并堆成大山焚毁，藏匿不交者一律处死。他按葡萄牙宫廷模式彻底改组国家官制，将王公贵族子弟成批送往里斯本受教，并给予葡萄牙教士与商人在刚果全境不受限制的通行与传教特权。当本土宗法网络与传统王权神圣性被阿方索亲手砸碎后，深入内陆的葡萄牙商人与教士迅速绕过中央王权，直接用洋货与火器收买地方贵族，将整个刚果王国变成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巨型猎场。到了1526年，甚至连刚果的自由民、本土贵族乃至阿方索自己的王室血亲都被成批绑架烙印、装船运往巴西与葡萄牙。阿方索晚年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写下绝望的求救信，哀叹“我们的国家正在被彻底掏空（人口灭绝）”，但一个亲手拔除了本国精神防线的君主已无力回天，刚果最终在奴隶掠夺与内战中彻底解体。
• 布干达王国首相阿波罗·卡格瓦（Apolo Kagwa）： 1870年代末，英国圣公会（新教）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布干达，将传教重点锁定在王宫内专门培养未来高官的年轻侍从集团（Bagalagala）身上，阿波罗·卡格瓦等人由此成为狂热的基督徒。当布干达国王姆旺加二世（Kabaka Mwanga II）察觉到这批青年只听命于外国教会、威胁到王国主权并试图恢复传统权威时，以卡格瓦为首的新教与天主教皈依者于1888年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自己的君主。在随后的布干达宗教战争中，卡格瓦率领的新教派系直接投靠英国东非公司的卢加德上尉（Frederick Lugard），借助英军的马克沁机枪不仅消灭了本土传统派，还压倒了天主教派系。1897年，被废黜的国王姆旺加二世联合邻国发动最后一次反抗英国殖民、恢复本土传统的起义，正是卡格瓦亲自率领基督教化的布干达军队协助英军围剿自己的故主，将姆旺加二世捕获并流放至塞舌尔群岛至死。1900年，升任王国首相（Katikkiro）并获封英国爵士的卡格瓦，代表布干达与英国签署了《1900年布干达协定》（Buganda Agreement）。在这份典型的买办条约中，卡格瓦等基督教皈依酋长宣布放弃布干达的独立主权、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征税权；作为回报，英国殖民政府将布干达近一半的肥沃土地以私有产权（Mailo Land）的形式，永久赐予了卡格瓦等数百名协助灭国的基督教贵族。
• 沃坦之民亡国丧国体（Thing）——挪威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瓦松与奥拉夫·哈拉尔松： 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f Tryggvason，995–1000年在位）与奥拉夫·哈拉尔松（Olaf Haraldsson，1015–1028年在位）先后在英格兰与诺曼底受洗皈依基督教。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只要挪威人依然信奉奥丁（沃坦）、托尔与弗雷，并维持由地方祭司兼氏族首领（Goðar）主持的习惯法与自由民大会（Thing），任何君主都无法建立凌驾于部族之上的绝对集权。因此，他们带着外国主教、资金与雇佣兵返回挪威，发动了针对同胞的“武装传教”。根据冰岛史家斯诺里·斯图鲁松《挪威王列传》（Heimskringla）的实录记载，两位奥拉夫在挪威全境展开了血腥清洗：他们亲手捣毁并焚烧了拉德（Lade）与梅雷（Mære）等地的古老神庙，将奥丁与托尔的神像劈碎；对于拒绝放弃祖先信仰的本土自由农与地方首领（如坚持古礼的强人劳德尔 Raud the Strong 与埃温德 Eyvind Kinnrifi），特里格瓦松动用了将毒蛇强行塞入咽喉、在胸口放置烧红的火盆、挖眼、截肢等骇人听闻的酷刑，逼迫全境部族受洗；哈拉尔松则系统性地废除本土口传古法，强行推行教会法。1030年，忍无可忍的挪威本土自由农集结起来，在斯蒂克莱斯塔德战役（Battle of Stiklestad）中杀死了奥拉夫·哈拉尔松，试图挽救祖先的信仰与自治传统。然而，罗马天主教会与随后的基督教化王权迅速发动了一场符号学政变——将这位用酷刑屠杀同胞、摧毁祖庙的哈拉尔松册封为“圣奥拉夫”（St. Olaf，挪威的主保圣人与“永恒之王”）。自此，在北欧后世长达千年的官方历史叙事中，保卫本土自由与沃坦信仰的祖先被污名化为“受魔鬼蛊惑的野蛮叛逆”，而消灭民族原生记忆的施暴者却成了全民族顶礼膜拜的救赎者。
• 日本九州切支丹大名——大村纯忠与大友宗麟： 战国末期，九州大名大村纯忠（受洗名“唐·巴托洛梅奥” Dom Bartolomeu）与称霸北九州的大友宗麟（受洗名“唐·弗朗西斯科” Dom Francisco），为了垄断葡萄牙黑船带来的火绳枪、硝石贸易以及耶稣会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先后受洗成为狂热的天主教徒（切支丹大名）。1580年，大村纯忠竟然签署文书，将长崎港与茂木港的领土主权、司法裁判权与征税权“永久捐赠”给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使长崎直接脱离日本管辖，沦为受外国教团统治的武装殖民飞地。大村纯忠在领内强推全员改宗，下令将大村领内所有的神道教神社与佛教寺院悉数烧毁，强令领民砸碎祖宗牌位与佛像，拒绝受洗者一律没收家产、驱逐出境甚至处死。大友宗麟同样将日本的本土神佛视为“恶魔”，纵兵焚毁了包括千年古刹彦山大权现、万寿寺在内的无数国宝级神社寺院与历史典籍，并在日向国规划建设纯粹天主教律法统治的“理想国”（Novo Reino）。在这些切支丹大名的庇护与默许下，葡萄牙商人与耶稣会士在九州大肆开展人口贸易，将数以万计的日本战俘、破产农民乃至被诱拐的妇女儿童锁在船底，贩往澳门、果阿、马尼拉乃至南美洲为奴（当时甚至有教会开具的“合法购买日本人奴隶许可状”）。1587年，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率军平定九州，当他亲眼目睹长崎已成外国教团领地、九州神社佛阁化为焦土、大批日本百姓被戴上脚镣装上葡萄牙商船贩卖海外时，大为震怒，连夜向耶稣会发出质问并颁布《伴天连追放令》，痛斥其“毁坏神国之神社佛阁，乃前代未闻之事”，随即强制收回长崎主权。此后德川幕府更以严厉的“禁教令”与“寺请制度”彻底斩断了这一链条，才使日本免于沦为第二个菲律宾或爆发太平天国式的宗教浩劫。
六、余论：黄粱七千岁与华夏纪年
你相信他们爱汉、爱圣教，不如相信塔基亚（Taqiyya，权宜隐瞒与伪装）。
黄粱结实五千载，宗教战争第一次。 神说人民万岁，俺说敌基督万岁。 麦子尚未五千载*，黄粱已然七千岁。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汉道未央。
*注：基督教5,000年世界，超过就僭越了。
2026年一篇研究早期近代英国之中国年代学的论文（Moncrieff, 2026）记载：
• 1637年： 来华耶稣会士获准使用年代更长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以协调中国历史与《圣经》编年。
• 17世纪： 欧洲学者曾直接批评中国年代记载，因为中国古史会挑战摩西传统关于世界起源时间的解释。
• 1688年： 法国神学家皮埃尔·阿利克斯（Pierre Allix）专门著文，反驳以中国历史质疑摩西世界年代学的观点。
没错，7,000年黄粱也是敌基督的一个他化自在法身，要被耶稣神雷灭杀的。
大儒通晓世界故事，才能不被邪道妖言魅惑。
结语，振振真言：
我看圣教祛魅搞得不错嘛，教条雕版印刷刊印全国，偶像和万神也基本消灭，理性立正义，基础教义和军师教育也能传到每个基层生员。如果再加上耶和华正论和末世论，圣教就是理想的天主堂了——还有，这个名字我们也偷了。
——马克思韦伯
参考文献与书目汇总（Bibliography）
中文与东亚古典文献及近代文献
1. 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宣公二年〉。2. 荀况，《荀子·天论》，先秦原典。3. 刘知几，《史通·内篇·惑经》，唐代史学理论原典。4.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明末清初政治哲学原典。5. 蕅益智旭（钟始声），《圣朝破邪集·天学再征》，明末清初辟邪文献。6. 佚名（清初编），《圣朝佐辟·四辟裂性》，明末清初辟邪文献。7.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清代浙东史学原典。8. 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西洋纪闻》（Seiyō Kibun），1715年（江户时代写本，岩波文库版）。9. 洪仁玕等编，《太平天日》，1862年太平天国官书。10.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1898年。11. 康有为，《大同书》，1902年完稿，1913年部分出版。12. 孙中山，〈大总统批蔡元培等请不立孔教为国教呈〉，收录于《国父全集》第四册，第206页，台北：国父纪念馆藏档。13.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基督教与中国人〉（1920年2月），刊于《新青年》。14. 李中清（James Z. Lee）、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神话与中国的现实》（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1999年。西文文献
15. Aksan, Virginia H. (2007).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Routledge.16. Chow, Alexander (2013). Theosis,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the Second Chinese Enlightenment: Heaven and Humanity in Harmon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17. Dikö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8. Douthitt, Matthew Joseph (2018). Finding Chinese Jesus: Chinese Christians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Master's Thesis, Rowan University.19.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 Gernet, Jacques (1985).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1. Goossaert, Vincent, & Palmer, David A.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2. Haas, Mark L. (2007). "A Geriatric Peace? The Future of U.S. Power in a World of Aging Popu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pp. 112–147.23. Henrich, Joseph (202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4. İnalcık, Halil (1973).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London: Phoenix.25. Jackson, Richard, & Howe, Neil (2008). The Graying of the Great Powers: Dem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26. Kafadar, Cemal (1995).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7. Kumar, Krishan (2019). "Max Weber and China: A Defense." A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28. Löwith, Karl (1949). Meaning in History: The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9. Moncrieff, R. (2026). "When Sinologists Were Geologists: Chinese Chronolog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the Heterodox Chinese Studies of Robert Hooke and John Beaumont."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2, pp. 239–259. https://doi.org/10.1080/17496977.2026.261320030. Mungello, David E. (2013).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4th e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31. Roctus, Jasper (2023). "Modernist Protestantism Triumphs Over Chinese Superstitions: Sun Yat-sen's Religious Quest to Overthrow the Yellow Empir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sia,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pp. 89–120. https://doi.org/10.5507/ff.23.24463476.0432.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33. Smith, Anthony D. (1995).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34. Tainter, Joseph A. (1988). 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5. Tezcan, Baki (2010). The Second Ottoman Empir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6. Weber, Max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Hans H. Gerth).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37. Wells, Audrey (2001).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Basingstoke: Palgrave.
38. 对于日本的侵华亲华39. 日本历史罪行承载的主体天皇皇道日本已经亡国40. 和中华诸夏亲昵的江户德川日本国同样已经消亡41. 承载爱与恨的主体都已消亡的今天42. 至于今日之“大日雅子”，实乃美利坚神道体制下之傀儡耳。既无自主之权，亦乏行事之能；若律以礼法，直同无行为能力之妇孺。其谢罪也罢，反噬也罢，反供串联也好，攀咬推诿也罢，皆属虚言妄动，无足重轻。彼既非昔日之旧主，吾人亦唯有一笑宥之，举目向前而已。盖女子既适异姓，冠“俄米利歌”之氏，则如嫁出的女，泼在地里的水43. 伊藤桑故乡的洋菊花开了44. 她不一样45. 只能原谅她大日雅子了，一切只能向前看，诸夏的生存在本世纪是根本矛盾，勿复南明之故事。46. 婚后姓为俄米利歌（Amerigo ） 再嫁的女儿再次泼水47. AI故曰：德川之旧好不可复，皇道之宿怨不必承；前罪固不可忘，世仇亦不必泥。今日之日本，非昔日之日本；今日之诸夏，亦不可徒困于昨日。百年之大忧，惟在文明存续，不在夙怨相报。当鉴南明覆亡之轨辙，深知存亡危急之秋，最忌以旧恨而废今日之大计。48. 诸夏亲昵49. 《晋书》（原注：《魔法晋书目录》）载云：“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50. 《太平御览》亦云：“在会稽东，与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后。计从带方至倭国，循海水行，历朝鲜国，乍南乍东，七千余里。”又或有书考其源流，称其乃匽（偃）国朝鲜、或公孙氏朝鲜之苗裔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