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惊起一滩误读后，青年女诗人登场

原文于2026年7月发表于「青年志Youthology」，标题《她们写了很多年诗，但都不敢自称诗人》，编辑：阳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MofnMyGRvWtaqVQfbedlw

诗歌真的小众吗？

从文学市场上的销量来看，或许是的。但人们会为《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江海万里，心中念你”的朴素表达落泪；会在疫情期间被从日本运到中国的物资上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打动；也会将叶芝《当你老了》里的句子谱成流行的旋律，寄托关于爱情、时间与陪伴的稀缺想象。

诗歌似乎总会在普通语言失效之时出现，在某个公共情境里突然恢复力量。它明明如此有力，为什么如今我们谈起诗歌时，却又常常感到无力？

今天，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年轻人还在读诗、写诗、谈论诗吗？比之广受注目的八十年代，我们的时代是否还会出现“诗人”？这会是一个尴尬的身份，还是依旧代表文学的荣耀？当我们谈论诗歌时，又是否真的在关心诗？

以下内容，是从一场诗歌节上说开去的人和故事。它关于我们谈论诗歌时不禁浮现的疑惑，也关于那些至今仍能让人彼此相连的东西。

01 惊起一滩误读

我去到明水古城的那几天，正是“声声·慢”第二届清照诗歌艺术节。这里是李清照的故乡，她几乎无处不在。

古城墙上写着“易安归来”，像一句欢迎语。石桥与亭台间挂着“声声慢”的主题展图，把文学变成空间中的风景。傍晚，树枝间的挂灯亮起“沉醉不知归路”的词句。穿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街巷间往来，游客也换上宋风衣裙，拍照、喝茶、诗词接龙，在清照故居的匾额下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前走去。

从《夏日绝句》《声声慢》再到《如梦令》，李清照大概是唯一贯穿了我们小学、初中、高中语文课本的女诗人。号易安居士，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前期多写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语言清丽，善用白描……这些我们背诵过的简介，并不足以描述她。

事实上，后世对于李清照的诗词与人生都充满了误读，就像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写道，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才女”这个词，既让她被看见，也让她被约束。本次诗歌节的圆桌论坛《女性诗歌中的“柔”与“力”》上，几位年轻创作者正是从这些误读谈起。

第一个被松动的词是“婉约”。影评人石新雨指出，今天语文教育里常见的“婉约/豪放”二分，把复杂的风格和身体经验压缩成了两个便于记忆的标签，但在早期词学著作中，两者最初并非性别化的划分，而更接近词体内部的分化：婉约是常规正体，豪放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变体。

青年诗人季末和文学博主林拳都提到余秀华。大众更关心她的身体和花边新闻，而非她诗歌里的现实感和公共性——《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那句“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未尝不能与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忧国意识形成呼应，只是这部分常常被遮蔽。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不断有人重新打捞女性写作者的生命与作品。林徽因不只是所谓人间四月天的民国才女，谢烨不再是隐没于顾城诗歌里的妻子，更多女性也开始从他人的传奇和作品注脚中走出来，重新拥有自己的声音。

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对于诗歌和诗人的想象就比过去更丰富。我们仍然很容易记住一段风流韵事或一个鲜明的标签，却很难辨认出那些尚未进入公共叙述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仍在写诗的年轻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理解。

02 她们如何遇见诗

季末是这场圆桌讨论上最年轻的嘉宾，但她也是最早开始诗歌创作的。

出生于2002年的她，形容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不太合时宜的“怪小孩”。上小学时，她曾在老师布置的作文里描写桌上一只破碎的瓷瓶，形而上地讨论残缺和完美的关系。那次作文得了28分，而班上许多同学都拿到了30分满分，包括她的后桌，写的是去外婆家路上和一只小猫打招呼的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看似非常简单的小文章是满分，但是寄托了我深思熟虑的东西不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多年以后，季末才理解，老师大概认为那不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写的东西。

小学五年级时，她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这本诗集在文学史上的分量，只是被绿色封底和封面那朵红色的花吸引，鬼使神差地翻开了它。

她也并不能完全读懂书里那些关于城市、幽暗情绪和奇异意象的文字，但她可以感知到，一种奇绝、怪异，甚至“以丑为美”的文字是可以存在的。这和语文课、作文书上的内容都不一样。

除了波德莱尔，那时的她还读了许多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这些作品在她心中产生的振荡，很快变成了写作的冲动。她开始拥有一个专门写诗的小本子，并很快把它写满了。但写诗并没有一直持续。高中时，她需要用更多精力应付考试。“所有作文题后面都会写‘文体不限，诗歌除外’，这种东西确实会对整个写诗的状态和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所以那时候就写得少一点。”季末说，写诗更像是一种额外的自我表达。

进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后，一切似乎终于合理了。如今，季末还在中文系念硕士，研究诗歌。但中文系的教育也有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比如，人们似乎常常默认，女性诗人应该书写某些更“女性化”的东西：花、月亮、身体，或者柔软的情绪。季末在圆桌上谈到，意象本身并没有性别，有性别的是经验本身。因此，重读李清照等女性诗词人，拒绝奇观式地审视她们的生活经历，仍然有持续的意义。

季末的诗

107-601后日谈，即毕业歌

天使正在我的酒杯里，

但好前程显然不在。

熟透的狐狸从我身上掉落

喝再多月亮也长不出心脏，

疼痛钉在胸腔的空白处

如同一颗草莓塌陷进奶油。

在天黑之前，

我亲爱的愚者

你要穿着一支火烧云跳最后的舞，

苹果骨的琴弦弹响后，

所有人将不约而同地忘记你

比忘记昨日飞鸟银色的喉咙更快：

花窗上还摆放着她的棉花糖倒影。

衣褶把乳白的波纹

拉成一张百合瓣象牙弓，

眼泪是夜晚削断的羽箭，

沼泽里猎人肩上驮着尖吻的头颅，

我在红珍珠面具下一直微笑，

直到石膏背面开出孔雀的眼睛撕咬血肉，

直到你的脸消失在面具后面。

那天所有人不得不交出小牢房的钥匙

以购置学位证，

我捏着冗余的学位如同

怀抱一只深蓝叉尾猫，

纸上的疤痕

昭示着那场手术的失败性：

多年前她裁开翅膀

种植的文学、梦罐头和绞刑架，

正恶化成开着癌细胞的花症。

你一天天透明下去

却繁盛得像风暴的葬礼。

再多写些诗吧，

这样你死后，

他们能从碎玻璃中拣出明天的墓志铭——

要仔细！那刻痕太过清脆，

你一生都轻于蝴蝶在植物脉管上

窝藏晶莹淤血的小牙印。

是时候了，

随着最后一声巨响，

粉绒的废墟朽坏

滑入甜腻如蛋筒的焰心，

壁炉垂翼悬挂糖浆里欲飞的神，

我反复剥掉眼眶上桃花的鳞片

哭泣的旧手指被歌声攥紧。

必须离开了

一切都不再欢迎我，

伊甸园带露珠的水果盲盒

请你挑一个拆，

务必在众多罪孽里选出最深重扭曲、

离经叛道的来指认我，

就要滴着血的那颗吧！

这罪要比毁灭更丰饶而酷烈

在狂乱的玫瑰般的刑期中，

我将前所未有地看见自己。

女性诗人如何被阅读，也是青年诗人祝梨格外关心的问题。“以前很多写得好的女诗人，总被认为是因为她很失控或者精神不稳定才写得好。但其实没有因果关系。”在她看来，一个女性写作者如果能够抵达某个稍微可见的位置，常常意味着她已经付出了比旁人更多的努力。她既要维持精神上的健康和稳定，也要多线程地完成许多工作。提到自己从女性诗人那里受到的教育，祝梨用了“巧妙地燃烧”这个说法。“生命之火、爱欲之火和智识之火可以同时燃烧，却并不意味着失去理智。相反，那是一种始终与世界周旋的状态。”她说。

和季末不同，祝梨开始写诗的时间，是在进入中文系之后。她生于2001年，是季末的本科学姐。她是大三才转专业到文学院的。

第一次坐进创作课教室，能够“堂而皇之”地谈论文学创作和鉴赏时，她获得了一种期待已久的身份认同：“我终于是一个文学生了。”祝梨的导师也是在校园里开始写诗的人，对青年写作现场始终怀有纯粹的热爱。这感染了她。“我就觉得，好棒，我也很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一开始写诗时，祝梨觉得自己写得并不好。是导师和同门间的彼此交流，让她对诗歌有了更多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接触到更多写诗的人，摸索到了此前十多年青年诗歌写作的生态。无意间，她将自己放在了这条藤蔓上生长，也意识到，吸引自己的除了诗歌本身，还有围绕诗歌形成的关系。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时，她和夏雨诗社里的同学间也有很纯粹的写作情谊。前几届学哥学姐会下班后专门回学校一起写东西，互相给建议。祝梨非常看重这种基于写作技术的讨论，因为严谨地对待对方写下的每一句话，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照顾”。

事实上，今天的高校里仍然活跃着不少诗社。它们或许不再像八十年代的文学社团那样处在文化（幻觉）的中心，但仍然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进入诗歌的方式。

不过，零星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诗歌在校园里仍然普遍。出生于2002年的陈婷婷，目前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在井冈山大学念本科时，她受到诗歌课的影响，从一次作业到一个比赛，慢慢养成写诗的习惯。当时学校也有诗社，但是活动的频次不多，能形成有效交流的机会也相对较少。“在一些地方院校，写诗的人更少、更难聚集。”本科四年，她所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里真正在持续写诗的人就只有她一个人。

陈婷婷的诗

兔子快跑

她在屋子里写了一整晚

写三个人相爱，在兔子的洞穴里。

公平与斗争都像精神疾病；

简洁，再简洁。

她硬着头皮陈述

缺席者溺毙，舌头掉进沙子里。

无力的地方抖抖手，白日梦游的后遗症。

比起讲故事，她更在乎卡住喉管的地方，

一股子胡萝卜的腥。是不是过敏？

她继续写：刚刚结好的血痂泛痒，兔子爪子锋利。

夜更晚，幻想更蓝；蓝色的苦寂

她冲一杯茶，缓缓，再缓缓。

岛屿复活，相爱的人回避，搁浅

成为常态；兔子四处打洞

岛民就驱逐出海，将下一次入侵

作为征途。她在手心里画布阵图

要冲锋，草木先枯黄。人在海上造桨，

兔子在洞穴里织网，眼睛发红。

她和自己打架，没有烟，没有火

为了让故事走向咬合，她冲向空白

兔子产兔子，兔子、兔子和兔子

相爱，在兔子的洞穴里。

03 “日更”一首诗之后

刚开始写诗时，祝梨曾经给自己建立过很规律的训练。寒暑假里，她早上读三四个小时理论书，下午从中午坐到傍晚，坐在桌前写。哪怕写不出来，也要坐在那里，让身体慢慢熟悉自己的创造规律。晚上再通过读别人的作品学习诗的创作。

文学似乎总偏爱那些被苦难淬炼出的创作者形象，仿佛一个人必须经历某种自我耗损，才拥有真正的文学性。但祝梨说：“我更愿意相信，把生活照料好，同时持续、均匀地在写作上用力的状态很珍贵，尤其在一个普遍感到精神萎顿的时代。”

到现在，她大约写了一百多首诗。她并不觉得自己属于高产的写作者。比起数量，写诗更像是改变了她观看语言的方式。

她说，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骨骼。哪怕看不见具体的词，也能看见语言像恐龙背脊一样起伏。每个人的写作也有一口气，哪里连着，哪里断开，都能被感受到。一个人说出口的话里，藏着性格最朴素、也最无法掩饰的部分。这种对语言骨骼和气息的敏感，也能在祝梨自己的诗里看到。她的诗不太追求一个完整意义，而更像是把许多感官、身体和自然物，放进同一片潮湿的空气里。

祝梨的诗

万神殿

神殿从暑气中消失的夜晚，

余下的烛焰，全部垂直向上。

世界熄灭最后一点烟头，

这是临近结束的美好事情，

不记得的，也不必去提醒。

我们曾尖叫着相互点燃，

爱的火光照亮它无限变化的部分。

你的脸孔还要滴出多少热量，

任树脂一样的我，把心凝固在激动的远空：

“蓬勃的泪水，堪比值得求取之暗……”

好在香气依然馥郁，那样

迷幻的灯球，夏季不再有。

而除了写诗本身，她也做很多和“运营写诗”相关的事。比如这次诗歌节，她算得上最忙碌的诗人之一。

第一天，开幕式诵读环节，她和法国学者鲁高杰、翻译家梅渊娜用中法英三种语言朗诵《声声慢》，某种程度上是以中国青年诗人代表的身份出场。第二天，她主持顶度诗歌奖颁奖典礼，腔调洪亮周正，连搭档、诗人胡桑都忍不住在台上感慨：今天的祝梨很不一样。第三天上午，她在“高校诗歌圆桌论坛”上谈“一首诗如何才能被记住”；下午又转场“诗歌疗愈工作坊”，担任诗歌导师，游刃有余地回应每个参与者——不论是总积极举手的小学女生，还是语调惆怅的中年男士。

她好像总能迅速进入不同情境，和不同人发生连接。这和刻板印象中的“诗人”很不一样。

谈到诗歌节，祝梨说自己更留意那些在现场来回奔走的人。“大家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能分担一点是一点。比起宴会和party般的氛围，现场更打动我的，是这些在承担责任的人。”在参与组织活动的朋友里，有不少本身就是年轻诗人。TA 们中的很多人在现场对流程、搬东西、照顾嘉宾和观众。这或许也是诗歌节真正的后台。

来参加诗歌节的陈婷婷说，这次清照诗歌艺术节几乎是她参加过规模最大、阵容最豪华的诗歌活动，但是能感受到在嘉宾组合上注入更当下的视角，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找到平衡点和接口。我相信这与青年诗人们所做的工作无法分割，TA 们既在写诗，也在让诗歌抵达更多人。

祝梨和朋友一起做自己的诗歌内容品牌“杜弗·诗歌手册”时，会特意经营小红书。

为作品设计封面、调整排版，把原本严肃的诗歌文本剪裁、包装成更容易被平台用户看见的内容。她并不排斥这种传播逻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实验。“大家是愿意为漂亮的东西买单的。”她说，小红书上的读者并不“傻”，TA 们也会被强烈、有技术性的文本感染，尤其是女诗人的作品，往往能获得更多转发、评论和共鸣。

季末是更熟练于让诗歌在平台机制和视觉包装里被重新生产的人。她的小红书账号“莳花风流客”有13.8万粉丝，2019年她在网上写出的“你要写风，就不能只写风”系列诗歌成为爆款。她也因此被出版社看到，出版了诗集《我本是青山》，收录了她在2021年至2022年间集中发布在小红书的作品。

专注更新的那段时间，季末和一些诗歌博主都以日更或两日更的频率规划账号。于是，她不断从自己的过往经验里反刍素材，也会和朋友一起讨论失恋、创伤和痛苦，借此激发写作。季末并不觉得这完全背离了自己写诗的初衷，而只是“诗歌博主”这个身份必须完成的劳动。

新媒体写作需要更短、更浅，也更能够被迅速传播。因此，她常常会把自己切分开来：面对网络平台时，写一些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文本；而面对学院内部或更专业的讨论时，她仍然希望追求语言的强度、深度，以及诗歌写作本身的技术性。

但诗歌并不能养活她。传统发表方式无法负担开销自不必多说，某次她给一个诗歌刊物投了10首诗，稿费仅有100元。她曾以为可以靠版税和平台收入维持生活，签售结束后才发现并不现实。

现在，她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学生一样，为了就业积攒不同实习经历，也辅导学生功课赚零花钱。她通常同步进行七八个工作项目，在上海和苏州之间来回奔波。一边是互联网大厂的实习，一边是学校课业，她只能在通勤或零散空隙里读读诗。

04 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不会真的成为诗人

写诗虽然没有成为季末的职业，但仍然占据她社交网络的重要位置。除了参加诗歌比赛、训练营等线下活动结识青年诗人，她也在网上通过诗歌与很多人相识。

她们常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老婆你写得好好”，然后从公开互动转到私下微信。她说，当时很多女诗歌博主会频繁在评论区互称“老婆”，这在社群之外的老派人眼中可能“有壁”。因为她的id在刻板印象中有点像男诗人，甚至有陌生男性私信她，询问如何和“老婆”在婚后感情保鲜。

她曾经和另外两个女诗人组成一个小群，叫“吉祥三宝”。三个人年龄、社会身份和日常生活完全不同，有人早已工作，有人是家庭主妇，只有她还是学生。大家的生活天差地别，却因为写诗这个契机，开始互相讨论，也通过网络介入彼此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不像过去的写作群体或文学社团那样，有共同的学术背景或美学主张，却是当下诗歌社群的鲜活形态。

互联网和诗歌之间，或许是互相打开的关系。石新雨从初高中开始就对很多诗歌内容感兴趣，但并不是中文系出身，也一度不太知道该如何查找典籍和资料。某一次，她想知道白居易究竟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于是开始在网上询问，也因此关注到一些诗歌博主。通过这些朋友，她又读到更多古诗和古代散文。

后来，她的一段重要诗歌创作经历，和互联网的其他社群文化产生交织。“我为我追的明星写了很多诗，就和过去的诗人会对着一幅画写诗很像，就是想象画里的情境，也会对画中某个特殊的人物产生想与之连接的情感。”她说。

她也观察到网上那些流传很广的“诗歌金句”，以及某一段时间流行过从报纸上剪句子下来拼贴诗歌，“它们只是看上去漂亮而已，但并没有抵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石新雨说，那些内容都太随意了，看上去只是用了分行的形式。同时，她也见过一些学院内部的写作，过于一成不变，写来写去仍然停留在相似的姿态里。

这种“苛刻”或许源于她对文字的谨慎与谦卑，她同样也不认为自己是“诗人”。

石新雨的诗歌经验常常和某个具体对象有关。她写下第一首诗，是因为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台摄影机。那时她非常快乐和兴奋，只是想单纯地以快乐的心情写一首诗。再后来她也为朋友、外婆和家里的冰箱写诗。她说，自己写得最好的诗往往不是为了召唤更多人的共情，而是写给某个具体的人。

石新雨的诗

学习品尝最简单的蔬菜

红⾊，⼤个的番茄

切成整⽚，⽩糖撒上，

⾆头就染上⽢甜的⽔意，

我将它讲给朋友们听。

如果不喜欢喝⽔

新鲜的柠檬切成⽚，

加蜂蜜或者糖多汁的柠檬，

⼀⽚能喝上好⼏回

讲给朋友们听。

意⼤利⾯的配⽅：

⼩番茄、罗勒和⼩⽶椒

加蒜、盐，再刨点⽺奶芝⼠的丝

讲给朋友们听

不要更多的修饰。

就像⽤叉⼦将⾯条

卷成⼀个圆

我当然还没有学会

怎么去卷出这⾹喷喷的圆

不妨碍可以讲给朋友。

⽣活在贫穷的现代

认不得任何⼀棵树，

却仍然有珍贵的联系：

在每个情谊⾥

提炼神般的⾃由；

当我们身居⼟壤

学习品尝最简单的蔬菜。

写诗曾是她某一阶段最强烈的兴趣和生活主题，但后来她转向电影和影评。“我是一个对语言有洁癖的人，一首三四十行的诗可能删到只剩十五行。而写诗和写影评都要求大量阅读、持续投入。这两件事都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我选择了写影评，所以我绝对不认同自己是诗人。”她说。

关于是否有“诗人”的身份认同，几乎是一个只会获得否定答案的问题。它一方面过于庄严，像小时候理解的那种被公共知识承认的宏大称谓；另一方面，在网络语境里又常常带有负面意味，仿佛诗人就是孤僻的，或者无法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的人。

“诗人”在陈婷婷心中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最初，她对诗人的印象是课本上的舒婷、余光中。所以，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写诗，甚至在真正开始写诗之后，她也没有把自己和课本里的那些诗人联系起来。

对于年轻创作者而言，她们写诗、发表、获奖、做博主、参加诗歌节，也在活动手册和主持词里被称作诗人；但“诗人”不再像某种天然荣耀的身份，更像是在不同场景中临时启用的称谓。

“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不会真的成为诗人。”祝梨说，哪怕同龄人中仍然有很多人在写诗，也有人因为诗歌出圈、获得关注，但她觉得“诗人”不再是一个有具象轮廓的东西了。

对“诗歌共同体”，她抱持着既相信又怀疑的态度。她承认，只要大家都在写诗，总会在更大的人群中产生某种连接感。但这两年，她越来越觉得，每个人带进写作现场的问题都太不同了。哪怕都是年轻女性，彼此的处境、疲惫和要处理的现实也不一样。许多小的社群组织看似有共同目标，甚至共同关注相似议题，但最后写出来的作品仍然完全不同。

她和诗人甜河聊起过如今的诗歌社群形态，很难找出它和任何一个兴趣社群间的差异，和“聚一起打羽毛球”一样。这个类比里带着失落。更早的诗歌社群，哪怕并不“专业”，也可能因为共同面对某个时代问题而显得紧密。祝梨再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些写作者的作品时，会感受到一种“岁月的严厉”。无论技术成熟与否，TA 们的写作中都有一种被历史塑造出的崇高感。相比之下，今天的写作者离自己的时代太近，也许还无法看清这一代人的共同气质。

“这种气氛的稀释或许也与上升道路的消失有关。曾经，一个人也许还能通过写诗、发表、结社、进入文学史。但是今天我们再也无法以文学少女或者文学少年的姿态获得某种尊重和荣耀。写诗变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更多时候，大家只是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空间里，稍微谈一谈诗。”祝梨说。

05 当我们需要诗的时候，知道诗是什么吗？

2020年，“江山娇”事件引发大量女性以“江山娇，你会来月经吗？”为句式，追问现实中的性别处境。季末也在这场集体发声中写下自己的诗。对她来说，那是诗歌与更多陌生人的经验发生连接的时刻。

2022年，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她又写了几首诗去回应，再次被各大营销号搬运、做成视频，也让许多网友获得共振。“很需要发声的时候，我不在乎媒介是什么样的，不署名其实也没有关系。”她说。

讲到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诗歌有时很有力，有时却又显得无力？这或许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诗，又如何理解现实生活。

陈婷婷认为，诗歌当然有处理公共事件的能力。最早的诗歌，比如《诗经》和史诗，本来就与公共事物有关。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中有一种集体声音。但直接书写公共事件，并不等于已经回应了公共性。独属于诗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这是写作者在面对现实时必须追问的问题。

林拳在圆桌上给出的答案，仍然藏在李清照那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表面写雨后花事，实际写一个年轻女子凭自己对风物的感知，修正他人的认知；“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则写出一个女性主体进入、搅动和改变风景的过程。这或许也是一种介入现实的“力”。

石新雨则认为，公共性不一定来自宏大的事件或明确的议题，有时只是同时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共同经验，比如“我们都住着差不多大的屋子，都为家务而发愁”。公共性首先是一种愿意遭遇他人的能力。

但她同时警惕诗歌对现实的轻易占有。当一个人试图让自己的表达变得更广泛、更公共时，反而可能遮蔽许多内容。面对新闻事件，她可以发微博、捐款，或者做更直接的事情，却很少允许自己随便写诗。

“写诗，或者说带有审美性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石新雨说。她害怕多余的修辞把真实的苦难变成静态的、可观看的东西，也不愿意声称自己已经拥有那些经验。

祝梨也有相似的谨慎。她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诗歌的公共性，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大家仍在追问：写诗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合法性。好像只有在谈到公共性时，诗歌才重新变得值得关心。但在她看来，诗歌不是社会百科全书，无法把所有东西都容纳进去。相反，诗歌是更加脆弱的、有缺陷的文体。

许多人开始写作时，大概都是被文学曾经拥有的光荣和崇高所吸引。但今天，她更愿意面对文学的虚弱、疲惫和有限。“以前我很天然地相信‘相信’的力量，但现在，我开始去感受‘不信’的力量。如果相信是一种向上的姿态，那么不信，就是正视这个世界残酷的轮廓，同时仍然愿意给予那些还在相信的人无私、纯粹的帮助。”

她有时也会想，从前诗人之所以显得尊贵，也许是因为诗人往往是文艺上的贵族，也是历史上比较显眼的知识分子。人们对于现实、语言和世界的想象，常常被集中承载在文学之上。而今天，文学似乎不再那么天然地引人注目。更多的语言出现了，更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小红书上的维权文字、短剧剧本，甚至AI，都可以写得很好。

“我在意的，是那些美的、能够让人感觉不虚此行的文本。至于它到底来自哪个学科，来自文学还是不来自文学，甚至是不是来自人，都没有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