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无神论 第十五节 聖教山仁国衰亡紀伝

日语中的「華」，既是「hana」，亦兼有「漢」与「華」之义。德川幕府时期（明治维新前，英荷文献多译作 Tokugawa）传承给日本天皇的「華」之遗绪神话，并非只是神话。「聖」（Hijiri）一词专用于指称「聖教／華教」——西方人更熟悉的名字是儒教。然而，当日本人把「華」采纳为自身文明之称号时，它已被稀释、抽离精髓，沦为泛泛而谈的普遍概念（Universalia，共相／普遍概念）。

现代性并非恩赐（Gratia Divina，神圣恩典／恩赐）。社会的原子化亦非智人的自然演化，而是宗教运动对世俗家庭单位（Familia Saecularis，世俗家族）的消解——因此，西方或现代的「家庭」，以及「以家庭为导向的保守主义」，与史书所载之宗族家庭全然不同。

聖教（華教）的首要任务，在于保种存族（保存華族）；尤其在宗教渗透人类抽象互动各个层面的时代，保种保道，绝非世俗所谓保守（保种保道非保守）。聖教（華教）依第一原理（Principium Primum，第一因／第一原理）定义为「保存」，故唯能以肯定与否定之道——即其所是与所非（Via Affirmativa et Via Negativa，肯定神学与否定神学之道）——来界定。明辨何为保存、何为保育，远比重新诠释古典时代的传统美德（Virtutes Cardinales，古典枢德）更为重要。重新提炼孔子写蒙学商业价值过大所以不能蒙面写文，以上。

二十一世纪（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所谓「保育」，实为对败局的苟延保育——那是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劳工／工团主义战胜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战胜保守主义的胜利时刻。其苦涩而非宽恕（Remissio Peccatorum，赦免／宽恕）的适应，实乃断肢与去势。殖民者施于被殖民地与被殖民者的一切，其自身亦终难逃脱同等的非人化宿命——诚如印度与日本的土著部落，惨遭资本宫殿之官僚主人（Domini Bureaucratiae）的蹂躏与摧残。（Casey Sullivan, J. (2014). Way before the Storm: California,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a New Conservatism, 1900–1930.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26, 568-594.）

当前「保華」（華保育）项目的理论模型表明：这种保守／保育本身，并非作为一套纯粹为「華」而设、静止不变的历史美德集合而存在，而是对进步主义或激进主义西方主流及其卫星国之征服与胜利的永恒、演化中的反应。它并非保存载诸典籍的历史传统、血统或唯一的文明「聖」之地位（Status Sanctitatis）；「保華」主义（華保守主义）惯常（routinely）变形，以全盘接受胜利者的前提并操其语言，仅制造出一个替新建立的西方自由秩序看家护院的「新旧政权」（Medearis, 2019）。这与共产主义沦为资本主义的影子如出一辙——抑或说，共产主义自始便是对不义罗马社会（Civitas Terrena Iniqua，不义之地上城）的反应，遂自我放逐为隐士式的原始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Vita Eremitica et Cenobium，沙漠隐修生活与修道院公社）。（Medearis, J. (2019). 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Donald Trump. Second Edition. By Corey Rob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在《基督教基础》（1908年）中，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把早期基督教社群（Ecclesia Primitiva，初代教会）分析为针对罗马帝国极端财富集中与奴隶经济的古代无产阶级抵抗运动。考茨基把这些早期基督教派别定义为「原始社会主义」，指出其趋向财产共有（Communio Bonorum，凡物公用）、自我放逐（如库姆兰的艾赛尼派或沙漠教父，Patres Deserti）以及末世乌托邦主义（Eschatologia，末世论）的冲动，乃是异化下层阶级对胜利的罗马帝国秩序（Pax Romana，罗马和平／帝国秩序）的直接社会学反应。依卡尔·考茨基所言，基督教无神论（Atheismus Christianus）即是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巫术共产主义。一个聖教对不远未来的预测便是：共产主义将被铭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异端（Haeresis Christiana Maxima，大异端）；正因其征服了印度与中国，世界人口的重心，将在不久之后被传统主义另类右翼所传颂。

F. A. 哈耶克在著名文章《我为何不是保守主义者》（1960年）中论证：保守主义缺乏积极的政治纲领，仅作为进步这辆车的刹车而存在。因其缺乏自身明确的目的地（Telos，终极目的），便被不断拖拽在进步主义的道路上，持续向其胜利者的前提妥协让步；它仅减缓变化的速率，却不提供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替代方案。

政治理论家帕特里克·丹宁在《自由主义的失败》（2018年）中论证：二十一世纪被标榜为「保守主义」的，实为「右翼自由主义」。现代保守主义并未保存历史性的社会架构，反而接受了自由个人主义与市场原子化的基础前提；它本质上只是为了管理并保管其所谓意识形态敌人所建立的自由秩序而存在。

在此时代，甚至最激进的聖教（華）复兴主义者，亦可能接受「万教皆善（所有宗教皆善）」的前提，将聖教（華教）定义为一种一神（Monotheismus）、无神（Atheismus）或多神宗教（Polytheismus）——尽管一切证据皆指向一个无宗教的世界：即華自身的敬宗收族（祖先崇拜，Cultus Maiorum）与自尊自圣（自我崇拜，Autolatria）。他们接受了宗教作为道德可接受性的来源，以及目的论（Teleologia）、本体论（Ontologia）、词源学（Etymologia）的最高权威（Auctoritas）。他们接受了西方与宗教对其教派的界定，甘为彼等宇宙论（Cosmologia）的一部分。他们沦为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一部分，化作迪士尼公主的幽灵——即花木兰（木兰·花）或茉莉（茉莉·花）。诸神变成精灵，守土之灵（守护灵，Genius Loci / Numen）与神圣之物（Sacrum）降格为圣物（Reliquiae，教会圣髑／遗物），圣物复贬为迷信（Superstitio，异端迷信／淫祀），迷信终沦为劣等民族的烙印（标记）。他们的列祖列宗变为白人；他们的神明与半神化作教会圣徒（圣人，Sancti）——诚如佛陀在天主教圣人崇拜（Cultus Sanctorum，圣徒相通与崇拜）中被吸纳为圣人、誉为众圣之冠（众圣中最优者，Optimus Sanctorum），继而又沦为迪士尼或漫画里的超级英雄（此即马克斯·韦伯所谓「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在《宗教谱系》（1993年）中，阿萨德论证：「宗教」（Religio）——被定义为抽象、私人的信仰（Fides Privata）、神学与道德体系——并非普遍的人类常数，而是后宗教改革（Post-Reformatio）时代西方基督教的具体发明。稽诸史乘，土著与宗族群体（如文本所述「華自身的祖先崇拜与自我崇拜」）本无所谓「宗教」；彼等拥有浑然一体的礼俗（习俗）、宗族亲属网络与日用人伦实践，从未将「世俗」（Saeculum，尘世／世代）与「精神」（Spiritus，灵性／圣灵）割裂分离。

历史学家内尔·欧文·佩因特在《白人历史》（2010年）中展示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如何回溯性地将「白人性」赋予历史人物与古代文明（如崇祯帝、早期基督徒及康熙汗等历史人物），借此为西方霸权正名（粉饰西方霸权法力，Legitimatio Imperii）。在中世纪，悉达多·乔达摩（佛陀）的本生行状（生平故事）沿丝绸之路流播，自梵文（Bodhisattva，菩萨）展转译为阿拉伯文（Budhasaf）、格鲁吉亚文、希腊文（Ioasaph），终入拉丁文（Iosaphat）。逮其抵于西欧，「菩萨」一词在语言音转中已讹变为「约萨法特」（Josaphat）。天主教与东正教全然不知此故事之佛教渊源，竟将「圣约萨法特」（Sanctus Josaphat）及其师「巴拉姆」（Sanctus Barlaam）册封为圣徒（封圣，Canonizatio）。圣约萨法特遂享有教会瞻礼纪念日（Dies Natalis）、奉其名之教堂，以及在欧洲受人顶礼膜拜的圣髑（遗物，Reliquiae Sacrae）。

在《启蒙辩证法》（1947年）中，西奥多·阿多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创造了「文化工业」一词，以描述先进（晚期）资本主义如何将万物——包括神圣神话、土著历史与宗教人物——悉数代谢为大规模生产的娱乐商品。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实则谬矣，盖因彼等无力批判自身之文明；系统性退化，乃是投给一切如日本保守主义等土著政治之「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毒药丸，旨在将其聖教（華教）彻底逐出政治舞台。将帝国官僚体系粉饰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品，而讳言其真名——即殖民化的天命论（Providentia Dei Colonialis，神圣天意论／昭昭天命）——恰恰印证并呼应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批判：沦为世界秩序的工具，将民族主义与土著宗教阉割为劣等人的迷信（Superstitio Inferiorum）与封建落后。

日本作家、民族主义者三岛由纪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著名地明确表达了这一确切愤懑（不满）。他论证，战后日本保守主义（自由民主党）彻底背叛了日本的本土国魂（本土灵魂）。通过接受美国起草的宪法——将天皇从现人神（活神，Deus Praesens / Arahitogami）在法律上降格为「国家象征」（终极的迪士尼化／吉祥物化）——日本保守主义者吞下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毒药丸。他们以经济繁荣的蝇头之利，典当了土著教派的政治现实，终致沦为一种空洞的管理型保守主义：唯知保资本，而于国魂道统无所保存。聖教（華教）、保華以及保存日本天皇的道统传承过程悉遭边缘化；甚至三岛由纪夫本人，亦未能洞悉那无人察觉的深渊究竟深至何许。

即便今日，世界各地的聖教徒（華教徒）试图考究日本的「華」与民族精神时，反而假道于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及苏联共产党档案，同时仇视憎恶日本的華族道友（華教徒）。彼等自身既已尽弃保華（華的自我保存）之自保本能——试问又安能保華（保存華），安能保全天下土著之民？

在《被现代性压倒》（2000年）中，哈鲁蒂尼安剖析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如何企图克服西方现代性，却陷入唯有使用现代工具的悖论。三岛误以为深渊仅在于「武士精神」与政治主权的丧失；他未曾省察，自身那种高度个人主义、戏剧化且极度唯美化的死亡迷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欧洲世纪末颓废主义的产物（深受乔治·巴塔耶与萨德侯爵之影响），而非源自古神道（古代神道教）。

诚如人类学家贝母春美（2001年）与 C. 道格拉斯·拉米斯（1982年）所论证，终极的悲剧在于：战后日本保守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竟将本尼迪克特之书内化于心。为自证其何等「独特」，日本传统主义者悉数采纳了美国军方替他们量身捏造的确切刻板印象（在日本称为「日本人论」）。当现代复兴主义者沿用本尼迪克特的框架研究「華」时，他们绝非揽镜自照（并非在照镜子）；他们是在仰视征服者笔下的滑稽漫画像。他们学会了化作幽灵、景观社会与迪士尼公主「姬」（Hime）。三岛纵然以壮烈的死谏（壮观地）指认出战后日本的政治阉割，然学者们指出，他终究未能挣脱认识论的罗网（陷阱），最终不过是为了一具浪漫化的、好莱坞式的「日本人论」刻板印象而殉身。

当现代日本复兴主义者借用西方文本重建「聖教（華教）」时，他们绝非在复兴原初的活态传统（活传统）；他们只是在制造拟像（Simulacrum，虚像／拟像）：一件经西方审定认可、博物馆级别的日本传统仿制品（模拟物）。他们之所以沦为「幽灵」（Larvae / Lemures，游魂），皆因他们盘踞萦绕在一具已死的文化躯壳之上，妄图借西方社会学的招魂死灵术（Necromantia Sociologica）令其还魂（重新激活它）。由此催生的传统不过是一具鬼魂——一件完美无瑕、高度审美化的复制品，却早已抽干了原初的政治与精神热血。恰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毕生未尝踏足日本半步，而皇室帝国之花亦绝非西人所谓的菊花（Chrysanthemum），实乃きくか（菊華／菊华）。

雷·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2002年，对于旧版本马克思韦伯的内化）中论证：西方自由秩序实际上并不意欲在肉体上彻底消灭土著人民；相反，它要求土著按照西方的凝视与期望，去展演其土著身份。欲在全球舞台上获致认可、资助或承认，土著就必须惟妙惟肖地模仿殖民者对土著的刻板印象。（周, R. / Chow, R. (2002).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书中引入「强制性模仿」概念——即土著被迫学习并登台表演西方为他们绘制的漫画像之过程。）

「聖教徒（華教徒）」学会了自我矮化为漫画像，只因世界体系唯有在他们粉墨登场（装扮）、扮演预先分配的历史角色、充当自身废墟文明的彩色精神导游时，才恩准并容忍其存在。他们学会了向全球观众卖弄表演「日本性」，沦为自身列祖列宗的幽灵吉祥物。「迪士尼公主姬」绝非仅是一介卡通形象；她是西方与东方交涉互动的必要媒介（Mediatrix，女中保／媒介）。一旦俯首接受这一角色，复兴主义者便亲手确保了他们的「聖教（華教）」永无可能再作为真正的政治或神学力量（Potestas Politica et Theologica，政治与神学权柄）而运作；它只能作为娱乐、商品与景观而苟存。

聖教（華教）之定义，由保華（保育）所界定；而非保華者（非保育者），亦已如上文所历历界定。聖教（華教）者，華族之生存本能也——昔者仲尼（孔子）曾肇建发明过一次；三岛由纪夫却择取了浪漫主义（罗马方式、罗马社会主义）那种光荣的自我否定（Abnegatio Sui，克己／自我否定）与白人优越论，遂于日本亲手摧毁之；而今，汝亦能重新发明之。

尼采论怨恨（Ressentiment）： 怀抱怨恨之火者，必将享掌权柄。弗里德里希·尼采未能洞见，诸多教派领袖，恰恰正是那些将要背负十字架的人（Portatores Crucis）。那位背负了群氓（Vulgus / Plebs）之怨恨者，纵使身处无为（无所作为）之境，亦终将加冕为大地之王（尘世之王，Princeps Huius Mundi / Rex Terrae）。原罪（罪，Peccatum）与怨恨将以他的圣名（名义）被凭空发明，由是便立起了十字架（Crux），而十字架之上则悬有一顶荆棘与荣耀的冠冕（Corona）。乃至超人（Übermensch）本不曾有过丝毫怨恨——人造的怨恨却可如巫蛊般施咒于彼等身上。是故，聖教徒（華教徒）必须时刻戒惧唯恐「華」之排他性（Exclusivitas）被篡改重塑、重新定义为普世皆同的苦难（普遍的苦难，Passio Universalis），唯恐宗族之教派蜕变为面向全人类的普世训导（对所有人的教导，Magisterium Universale）。此即何以欧洲保守主义者妄称其白人负担为「他们的」——他们令世界步入现代，却令自身丧家失所（无家可归）；他们昔日的同胞兄弟之爱（Fraternitas / Philia）泛化变质为无差别的普世之爱（普遍的爱，Caritas Universalis / Agape），如今他们被神学律令所迫，必须去爱仇敌（Diligite Inimicos Vestros，当爱你们的仇敌）、爱昔日的臣民与整个世界。他们既无力令其爱保持亲疏有别的排他性（差等之爱），遂只能泛爱一切敌人；与此同时，他们的族群身份与自我保存本能亦悉数融化为「爱」——由是遂诞生出一个满口仁爱却无所保華（无所保存）的保守主义者。

背负怨恨与民众怨望者正是王道根基，但是背负人造痛苦如天堂轮回畜生道就是宗族之教派蜕变为面向全人类的普世训导Magisterium Universale。

尼采论祭司的权力（Potestas Sacerdotalis）：

「吾人必须将禁欲主义祭司（Sacerdos Asceticus）视作天命注定的救赎者（拯救者，Salvator）、牧人（Pastor）与病弱群氓（Grex Aegrotus，病弱羊群）的捍卫冠军：唯由此，吾人方能首先洞悉其何等庞大的历史使命（Missio Historica）。……他携药膏与软膏（膏药与油膏，Unguentum et Balsamum）而来，此固无疑；然在其能以医师（Medicus）之姿行医前，他必先亲手制造创伤（造成伤害）；而当他随后抚平伤口之剧痛时，他亦同时将剧毒注入了伤口（毒化了伤口）。」

——弗里德里希·尼采，《道德谱系学》（第三篇，第十五节）

马克斯·舍勒论爱全人类的危险：

「『对全人类的普遍之爱』（Amor Generis Humani Universalis）实源于怨恨……它绝非指向任何积极的价值，而纯属抗议，是对直接共同体——民族、家庭（Gens et Familia）——所怀抱的隐秘仇恨。……它是从直接的、具体的伦理之爱（具体的爱）的重负中仓皇逃避。」

——马克斯·舍勒，《怨恨》（第四章）

尼采论作为武器化怨恨的普遍之爱：

「正是从那复仇与仇恨之树的树干（Truncus Vindictae et Odii）上，生长出同样旷世无匹（无与伦比）之物：一种新的爱，最深沉、最崇高（最高尚）的爱。……然切莫让任何人妄自假设，它是作为对那复仇渴求的否定而生长，是普遍仇恨的对立面！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为真）。那种爱所由生长的根柢，正是对自我的憎恨（自我之恨，Odium Sui）；那种爱从其中破土而出，并反过来作为其至高无上的冠冕（Corona）。」

——弗里德里希·尼采，《道德谱系学》（第一篇，第八节）

二十世纪终极行动号召：普遍救赎（Redemptio Universalis）：

「人类的『救赎』（Redemptio Generis Humani——即从『主人』Domini 那里获救，也就是）已然全面铺展（充分展开）；万物皆正肉眼可见地犹太化、基督教化或群氓化（词语何足挂齿！）。此种毒药流布贯穿整个人类躯体（Corpus Humanum）的进程，似已势不可挡（不可抗拒）……『主人』休矣（完了）；庸众（普通人）的奴隶道德已然大获全胜。」

——弗里德里希·尼采，《道德谱系学》，第一篇，第九节。

因为爱所以憎恨必须重新被发明，如此切尔克斯人必须被憎恨，因纽特人必须被憎恨，切罗基人必须被憎恨，纳瓦特尔人必须被憎恨，塔斯马尼亚人，泰诺东亚岛民必须被憎恨，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必须被憎恨，憎恨如此之多，那爱才存在。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1932），第6节（Duncker & Humblot, 1963, S. 54–55）施密特指出，“人类”（Menschheit）作为一个整体在逻辑上没有外部敌人；因此，当某种势力宣称代表“全人类之爱”或“普世救赎”时，它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整合与道德亢奋，就必须不断在人类内部“重新发明敌人”。更致命的是，在传统主权政治中，敌人只是具体的对手（justus hostis）；而在“普世博爱”的支配下，任何拒绝被同化或被选定为道德靶子的群体，都会被剥夺人的资格，被发明为“全人类的公敌”（hostis generis humani），从而承受最极端、最伪善的道德憎恨。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第四章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论爱邻人〉（Von der Nächstenliebe, KSA 4, S. 77–79）舍勒揭示了怨恨式“博爱”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因为这种“爱”在发生学上是“恨”的派生物（如尼采所言生长自仇恨之树），所以一旦没有了可供憎恨和控诉的靶子，这种人造的“爱”就会瞬间枯竭。因此，普世救赎的牧人必须像《道德谱系学》第三篇第15节中的禁欲主义祭司那样，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创伤、发明新的罪人与新的仇恨对象，借由持续不断的道德讨伐来维持“普遍之爱”的幻象。聖教是被憎恨者，如同切罗基人在被憎恨中皈依基督教后功能性y染色体灭绝。“为了拯救那个人，必须杀死他体内的聖教。” 居于太平洋孤舟的夏威夷人和日本人在皈依后y染色体复杂性锐减，然而必须憎恨狂热的自杀切腹爱好者聖教徒。

不改变聖教与基督与世界的本质上关系，无论是哪个分支的基督教，都避免不了道种双亡，族裔凋零的命运。

天下最不堪救药者，莫过于那些妄认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且奉其殖民宗主（其殖民者）为众盟邦中最伟大恩主之人——此辈认贼作父，错把鸨母当亲娘——而这，恰恰正是日本自1970年代以降的真实处境（状况）。

卡尔·施米特：

「一个战争可能性被彻底根除的世界，一个完全平定靖绥的地球（Orbis Pacatus），将是一个泯灭了朋友与敌人之辨（Distinctio Amici et Inimici，无朋友与敌人区分）的世界，因而必定是一个无政治的世界……倘若一个民族不再拥有维持自身屹立于政治领域的能量或意志，政治本身（后者）断不会因此从世间消亡；唯独软弱无能的民族（弱小的国家，本体）会灰飞烟灭（政治力量被其主人获取，附庸国衰亡）。」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1932年）。

先锋主义宣言（其本身乃是一场败局；唯凭千载前瞻之宏阔视野，方能胜过回顾性群氓／怀旧的老人统治）：

「凡投身于伟大社会运动之人，总将其即将到来的行动描绘成一场其大业（事业）必然凯旋胜利的决战。此等心智建构——历史学家深知其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我提议称之为神话（Mythos）……神话必须作为直接作用于当下的实战手段来加以评判。」

——乔治·索雷尔，《暴力反思》（1908年）。

1945年至1952年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SCAP）设立了民事审查处（CCD）。凡提及原子弹轰炸、任何批评盟军占领的言论，以及涉及武士效忠（武士忠诚）、武士道或复仇雪耻的传统日本叙事（悉被定性为「军国主义」），均遭严令禁止。凡提及儒教与聖教（華教）的大众教化（大众教育）体系、与华夏（中国）之提携合作、日本民族之精神死亡及绵延两千载的朝贡附庸王朝、乃至坚持使用汉字而非拉丁化拼音词汇的内容，皆遭铁腕审查。反之，美式民主、消费主义与毫无威胁性的亲西方娱乐则获巨额资助——正如当今日本执政党仰赖美元融资，从而彻底重新划定了日本右翼的政治边界。

历史学家 Wilbur M. Fridell 在1970年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的论文《Government Ethics Textbooks in Late Meiji Japan》中，具体分析了战前日本国家伦理的三种构成：

• - 德国式国家有机体理论，作为国家主权的理论框架。

• - 具有儒家特色的家族伦理，作为道德基础。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官方教育史明确记载，明治时期的修身教育以《论语》《孝经》以及其他儒家伦理文献为重要内容，用于建立孝道、忠诚、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的联系。于1946年被禁止学习，聖教自此不能成为独立宗教法人。（聖堂不具有罗马基督寺和雅利安佛寺同等地位。）

• - 日本皇室神道神话，作为宗教性正当化依据。1944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Japan: Freedom of Worship》将古代神道描述为：

“harmless, primitive animism”可以成为独立宗教法人。

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中译本：《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平野共余子（Kyoko Hirano）：Mr. Smith Goes to Tokyo: 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1945–195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2). 基于SCAP解密档案，实证分析了占领军对日本电影与戏剧（歌舞伎）的审查。所有涉及封建效忠（Chūgi）、武士道、和米大防，华夷之辨，复仇雪耻（如《忠臣藏》）的传统剧目均被定性为“军国主义与封建残余”而遭禁演；同时，SCAP大力推行美式民主价值观、男女平权（如鼓励银幕吻戏的样板戏，包括日本成人电影和情色行业）及亲西方的消费娱乐文化。J·马歇尔·昂格尔（J. Marshall Unger）：Literacy and Script Reform in Occupation Japan: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探讨了1946年“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中建议废除汉字、推行罗马字（拉丁化拼音）的历史。蒂姆·维纳（Tim Weiner）：Legacy of Ashes: The History of the C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以及 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于1990年代至2006年间解密的CIA文件，证实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曾向日本自由民主党（LDP）及其前身保守派政客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秘密资金，以扶持亲美反共的保守右翼势力、压制日本社会党与左翼运动。

村上隆在《Little Boy: The Arts of Japan's Exploding Subculture》（书名取自广岛「小男孩」原子弹）中论证：美国占领在心理层面上彻底阉割了日本。村上论证，「可爱（Kawaii）文化」以及对动漫／漫画的病态痴迷，实乃一个被强行剥夺了成年资格（即国家主权）之国度的临床症状。流行文化沦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一种甘愿拥抱被诱导出的、极乐般的（blissful）蒙昧无知状态的方式，藉以逃避而不敢直面沦为殖民附庸国的奇耻大辱（屈辱）。

苏珊·奈珀在《从阿基拉到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动画》中指出：现代日本动画痴迷于末日毁灭（Apocalypsis，启示录式的末日浩劫）与幻影军队。只因日本受制于美国起草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被剥夺了拥有真正进攻性军事力量的主权，其流行文化遂不断在虚构中发明替代性的、幻想中的军队。日本的亡国之恨，更被左翼艺人肆意解构，遭饭圈网左围剿攻击，反被当作攻讦反「華」的子弹。

由是观之，韩国与越南的聖教若妄图将日本与动漫、漫画、普世主义（普遍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之伪善（善）合纵连横（联系起来），则必败无疑（共产主义握于苏联手中——实乃同一出殖民剧本，唯更换了不同的宗主主人而已）。与此同时，SCAP精准打击并摧毁了连接日本与更广阔亚洲大陆的深层文化架构。对儒家伦理的压制、对聖教大众教化框架的拆解，以及强推以拉丁化文字（罗马字）取代汉字的举措，皆是蓄意斩断日本与中国数千年历史共生关系、抹杀其自身古代附庸体系及世代宗法谱系的恶毒尝试——如是，则苍天之上唯独尊奉一位神父（天上仅有一位父，Unus Pater in Caelis，在天之唯一圣父），而绝灭了绵延七十代的列祖列宗。真正的主权民族主义惨遭扑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去势阉割的、亲美的、反共的买办保守主义。它不保華（不保存）任何古日本之魂，仅作为附庸国的殖民管理阶层而运作。

「日本并未回归其1930年代的军国主义。其当前的军事轨迹，乃是与美国的『次帝国』（Sub-Imperium）相整合……日本的军事力量固然正在扩张，然绝非为了自主运用，而是为了充当美国在该地区投射长矛时一面更有效的盾牌。将此视作独立的日本民族主义，实乃从根本上误解了美日同盟。」

——克里斯托弗·W·休斯，《日本的再军事化》（2009年）。

「日本乃是一个『附庸国』（Zokkoku，属国）……现代日本保守主义的最大悖论在于：其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反民族主义者（深度反民族主义的）。其首要政治目标，竟是不断加深日本对美国的依附从属……他们通过争相竞逐谁最能对华盛顿效犬马之劳（做忠诚的依附者），来表达其扭曲的民族主义。」

——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2007年）。

日本上一次与中国交兵（交战），实为越南战争，而非二战；而在冷战的棋局中，中国输了。此处真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于：一旦日本右翼与聖教冲破自由主义的遏制樊篱，掉头重归儒教，便将一举粉碎亚洲整个基督教无神论（Atheismus Christianus）的围堵遏制——其势将自对马海峡一路席卷至世界心脏、人类绝大多数人口聚居的马六甲海峡。

「日本是美国进行越南战争不可或缺的后方大本营（后方基地）……若无日本的军事基地、后勤补给与工业制造能力，美国根本无力维持其在东南亚的战争机器（战争努力）。日本经济借军工特需采购订单而空前繁荣，遂令日本成为毁灭亚洲大陆的积极（尽管未经正式宣战）参与者。」

——托马斯·R.H·海文斯，《海上之火：越南战争与日本1965-1975》（1987年）。

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进一步论证：亚洲冷战格局乃是由美国从结构上精心设计，旨在将日本、韩国与台湾的工业经济体整合为一个直接针对并遏制中国的军事化资本主义集团。因此，日本工业被直接武器化，用于对抗越南战场上受中国支援的武装势力。在宏大的地缘政治算计中，这实乃美日轴心与中国—苏联集团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化传教使命（普遍化使命），不过是基督教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 Christianus / Catholicitas，大公教会普世性）的世俗化延续……企图将单一均质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加于拥有截然不同（深刻不同）本体论基础的文明——诸如儒家礼乐秩序——实乃一种彻头彻尾的结构性帝国主义。」

——约翰·格雷，《黑弥撒：末世宗教与乌托邦之死》（Missa Nigra: Religio Apocalyptica et Mors Utopiae，2007年）。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总架构师乔治·F·肯南清醒地认识到：对西方霸权的终极威胁，绝非苏联共产主义，而是日本的工业技艺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及大陆体量的潜在合流统一。肯南的遏制战略明确要求，必须以人为手段强行切断日本与其儒家道统及亚洲大陆根源的血脉联系。倘若日本右翼与文化运动（如聖教）一朝打破了这种自由主义／世俗基督教的意识形态编程，重新与儒家共生秩序对齐合流，那么美国在亚洲构筑的整座心理与地缘政治遏制高墙，必将轰然崩塌。

「无人希望看到一个重新武装、神道教复兴的日本。故而吾人恍若塞住瓶口的软木塞……倘若吾人撤出美日安全条约，那必将成为引爆亚洲动荡与秩序崩解（destabilizing）的剧变因素。」

——亨利·C·斯塔克波少将，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1990年）。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约翰·米尔斯海默解释道：中国实则偏好一个被死死嵌在美国自由秩序框架内的日本。一个真正独立的、恢复主权的日本，一旦重新执掌其军事权柄与文化遗产，势必成为难以驾驭的巨大地缘政治变数。故中国宁可偏好透过美国居中调停的这层「避孕套」来与日本打交道——在此隔离膜中，双方的交战与博弈规则是完全可预测的、纯经济的，更是去势绝育（sterile）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理论……它允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拒斥西方的同时，却在意识形态上彻底投怀送抱（同时不再被过去的血脉所束缚）。欲达成此目的，儒教就必须被彻底捣毁，从生生不息的活态文明降格为死寂的博物馆展品。盖因活生生的儒家礼俗秩序，与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巫术共产主义体制在根本上是水火不容的。」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958年）中心论题的转述。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主权与本真性》中指出：二十世纪初叶的泛亚主义（即坚信亚洲各民族共享着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精神与佛教曼茶罗的观念），曾是对西方帝国主义最致命的威胁。然而今日，她笔下那种被扭曲的印度—佛教普世取向，却正在将日本重塑为一个敞开大门欢迎印度移民的社会——恰如越南之欢迎印度移民一般。

「自199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崩溃以来，巫族严重仰赖国家赞助的民族主义来维系其统治合法性。反日情绪正是此座军火库（武器库）中最具煽动力的武器。巫师利用日本入侵的历史创伤将马莱民众死死绑缚于国家战车之上，从而确保任何跨国界的儒家复兴或泛亚团结皆绝无可能。」

——苏珊·雪克，《第二极：脆弱的超级大国》（2007年）。

《他者的驱逐：当代社会、感知与沟通》（肯定性的暴力）：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驱逐》中论证，全球化制造出了一个「同质性的地狱（同一的地狱）」。它容许无限度的网络与物流连接，却只字不容聖教之间产生任何真实的血脉与文明联合；自由世界秩序宛如一道无菌屏障，过滤并净化着一切深层互动。东方诸国必须且只能通过自由主义／基督教这唯一的神学中介（Mediator Unicus），方获准与世界体系打交道。中国与日本被允许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下——此乃西方自由主义的终极制度机器——进行数千亿美元的商品贸易；但他们却被严厉禁止——依循基督教无神论的铁律、且绝对不得脱离基督教无神论——去进行任何深层的文明综合与道统合流。

今日尤为深重的悲剧在于：纵使聖教能在美国占领日本的阴影下得以恢复，它亦必将被篡改复兴为一个兜售泛爱与宽恕（Caritas et Indulgentia）的空洞普世教派（普遍教派），沦为基督教的附庸亚种（亚类型，Subspecies Christianitatis）。是以，本书之职志（职责），正在于警醒汝辈如何规避此种万劫不复之悲剧。蒋庆深刻论证：二十世纪亚洲哲学的主导学派——即学界所谓的「新儒学」（由牟宗三、杜维明等学者极力推挽）——实乃一场灾难性的精神投降。在其急欲令儒教见容于西方主导之全球秩序的绝望尝试中，新儒家自宫般地剥离了儒家哲学森严的礼制等级（人对于物的贵贱和对于人的亲疏远近，金与铅的等级）、制度主权与华夷排他性；他们将其自贬降格为一套人畜无害的内在心性道德哲学（Philosophia Moralis Interna），只求能与西方自由民主及天赋人权完美调和（和谐）。

「当代『新儒学』已悉数放弃传统的政治与制度维度（外王之学），彻底退缩遁入『心性之学』（内圣心学，犹基督教神学之『内在之人』Homo Internus）。由是，它悄然匍匐臣服于西方民主自由主义脚下，将西方政治框架奉为衡量人性的终极圭臬（终极标准）。」

——蒋庆，《政治儒学》（2003年）。

聖教之本，全系于自尊自圣（自我崇拜）与敬宗收族（祖先崇拜）；你断然无法告诉日本人（抑或韩国人、越南之京族即低地华夏遗民）说他们与中国并非同一种族——盖自明社既屋，衣冠东渡，聖教入于江户，此即东海归化正统之发端。

「为求在西方现代性与世俗主义（Saecularismus）的全面侵蚀下苟全生存，亚洲各大传统被迫将自身重新发明为西式的『世界宗教』。它们悉数剥离了本土化的礼仪（本地化仪式）、政治威权（政治权威）与宗族祖先的排他性，转而面向西方观众，将自己重新包装为兜售普世和平的哲学与私密的内在灵性（Spiritualitas Interna）。」

——增泽知子，《世界宗教的发明》（2005年）。重新引用

「现代学者企图将儒教与西方自由主义强行杂糅综合的努力，纯属『削足适履』。通过将儒教降格为一套普遍化的内在修养道德哲学，他们彻底抛弃了儒教的礼乐制度、政治大一统与天命（Mandatum Caeli）维度；他们竟将圣王之道贬作西方民主思想区区单纯的（mere）婢女与附庸（Ancilla Democratiae，民主之婢女——化用中世纪神学『哲学乃神学之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ae）。」

——蒋庆，《儒家宪政秩序》（2012年）。

「1644年（甲申之变）满清入关征服，彻底粉碎了以中华（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世界秩序。在其历史余波中，朝鲜王朝、德川日本与黎朝越南的士大夫精英，各自凛然宣称己方才是硕果仅存（唯一剩余）的真正华夏文明堡垒（『小中华』）……他们完整保存了正统衣冠礼仪（正统仪式）、古典经籍文本，以及对神州大陆早已失落的单一始祖（单数，先王先圣，Cultus Unius Progenitoris）的宗庙祭祀（祭祖）。」

——利亚姆·C·凯利，《青铜柱之外：使节诗与中越关系》（2005年）。

「在一个奠基于敬宗祭祖（祖先崇拜）的文化体中，一旦引入某种普世的、超验的造物主神祇（普遍的、超越的神祇，Deus Transcendens）［抑或普遍主义道德，或共产主义教条下那唯一的绝对真理（一真，Una Veritas Absoluta）］，便会从根本上颠覆并瓦解其政治秩序。盖因祖先崇拜乃是将终极威权深深植根于血缘生物性与文化谱系的世代绵延（连续性）之中；而普遍主义（普世主义）却将此终极威权强行移转至抽象的外来理念（外来理想），从而彻底溶解了家国天下的有机统一。」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

何以新儒教之法度（法律）皆与其斯民（人民）相背离异化：

「当现代国家僭越承担起终极道德立法者（犹教会法之至高立法者 Legislator Moralis Supremus）的角色时，它便从根本上扭曲篡改了儒家秩序；国家不再是宗庙祖先礼仪（祖先仪式）的守护者，反而蜕变为一台盗用『和谐』与『美德』话语以强制实行绝对意识形态服从的极权机器。礼乐于今彻底倒悬，文教之地位竟沦为普世人人皆可企及之物（，而不再是一旦失落血统便万劫不复的排他特权。昔日『以夏变夷』之移风易俗，今反倒转而施用于『華』（现在易风易俗可用于夏）。嗟夫！宁使天下无文明，断勿称异族为文明（宁无文明，勿称异族为文明）！」

——秦晖，《传统与现代》（当代中国历史分析）。

「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乱华夷之防，乃绝人类生理（华夷之辨在于其形体与先天之气……模糊华夷界限是毁灭人类生存之道）。夷狄虽习礼仪，犹然禽兽也。世系宁窜伏山林幽暗以苟全，弗与异类共襄郊祀大礼（即便夷人习礼，他仍是兽）。」

——王夫之，《黄书》（兼摄《读通鉴论》原旨修复还原）。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王朝易手是国家亡［亡国］。但当仁义受阻、野兽被引以食人、人相食——当异族篡夺礼仪时——那是天下亡［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原文经典复原）。

本书所论，绝非标新立异之言，实乃往圣绝学与古道之复兴。纵使 本居宣长 先生所标举的「大和魂」，亦早已被现代法医学与分子遗传学所铁证：所谓大和魂，实完好封存于第二次匈奴南侵（永嘉之乱）后，取道朝鲜半岛流亡东渡的华夏遗民（中国遗民）后裔之血肉躯体中。

本居宣长先生所言极是——后世之儒教，确已被篡改得过于泛化普世，以致彻底丧失并脱离了「聖礼／華礼」那严苛的宗族排他性（Sacramentum Exclusivum Gentis，排他性之部族圣礼）。妄图失去一切血脉以文化重新定义为華的全部充分条件，新儒家在加拿大的孔子学校可以脱离一切華教建立小中华。

「弥生人……将水稻农耕、冶金之术与亚洲大陆的社会结构一并携入日本列岛。颅骨形态测量学与基因组 DNA 证据，皆以压倒性的铁证，将现代日本人与这批经由朝鲜半岛渡海抵达的大陆华夏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克·哈德森，《身份废墟：日本列岛的民族生成》（1999年）。

国内殖民（内殖外基督）：

「以生物种族概念来诠释异邦人（外国人）的社会宇宙观之出现，标志着对传统中国文化普遍主义（天下观）特征的激进背离……对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生物血统差异的日益强调，与传统中国以文化礼俗为导向的民族中心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弗兰克·迪科特，《现代中国的群体定义与『种族』观念》（《近代中国的种族观念》书籍前身论文）。

倘若「文明地位」仅仅是一套外在行为规范或意识形态的排队看齐（对齐，如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竭力论证的那般），那么天下无论何人皆可被轻易「文明化」——反之，自家的骨肉同胞、自我与本我（ego），亦可在一夜之间被定性为异族与阶级敌人，从而在本土国内凭空制造出惨烈的内部殖民与彻底异化。正如同上一个满清的新儒家制造了八旗民族，其基因上已被现代法医学与分子遗传学所铁证。

由是观之，在本土制造「国内异族」，正是新儒教不可告人的终极目的；而当代绿党所狂热推行的去文化、去工业化议程，恰是新儒教在现代显露的真实面目。唯有承认「血统即是不可逾越的牢笼」，唯有锁定血脉之疆界，文化与科学方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非堕落至在专业管理阶层（PMC）把持的「社会正义」教条下，逼迫科学必须句句符合政治正确，只为让每一个平庸之辈皆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显得义正辞严。彼辈将既为「漢」亦为「華」的世系子民，硬生生污名异化为丧失文明的堕落种族（Genus Lapsum et Depravatum，堕落败坏之族），转而顶礼宣称唯有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方是天地间唯一的真文明：古籍所谓「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今竟倒果为因，奉大秦（罗马）为类我、胜我、超我之神明，妄图移华夏之风、易先王之俗，悉以罗马（Roma Aeterna，永恒罗马）为天下之本！

「现代国家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种族用以征服另一个种族的工具（种族间使用的工具）……它摇身一变，成为［意识形态化之］人口完整性、优越性与血统纯洁性的至高牧者与保护者……这是一种处于永恒自我净化中的内部种族主义，它终将化作现代社会正常化规训（社会正常化）最核心的基本维度之一。」

——米歇尔·福柯，《社会必须被防卫》（1975-1976年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现代国家那乌托邦式的内在极权愿景，必然要求彻底铲除并摧毁一切地方性实践知识（metis，古希腊语之本土实践智慧）……国家的『可读性』（清晰度）工程，本质上即是一场冷酷的内部殖民化项目；它将本土文化生生不息的有机复杂性，强行简化、削平为一套人工设计的标准化行为网格，从而令天下生民（公民）皆可如人造林场的木材一般被精确丈量、采伐与管理。」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1998年）。

在聖教之躯壳中，筑起罗马之神殿。

聖教于山和国衰亡，何时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