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觀

中國特色的人權觀

我們已經看到中共是如何既利用一帶一路來改變國際秩序，又利用現有國際組織來推銷一帶一路。有些人認為一帶一路是定義模糊、雜亂無章的「什麼都有又什麼都沒有的包裹」，不過反映出其國內政策的混亂。一帶一路當然能完成某些國內目標，例如為了在中國基礎建設需求已被滿足後進一步創造GDP成長，但一帶一路也是北京要設立由其主導的平行國際組織這個大戰略的一部分。國內和國際是一體兩面，中共是這兩面的總設計師和最大受益者。

中國研究專家艾利斯．艾克曼認為，「中國對現有的安全治理架構不滿，它有政治決心……要加以改造。」北京廣邀各方參與北京的「朋友圈」，包括美國的同盟國。艾克曼指出，當舊的、正式的同盟被新的、非正式的同盟所補充時，其間的模糊地帶就讓中國成為受益者。

如今，歐洲是中共逐漸削弱既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利用對象。長久以來，中共把歐洲看成是美國無足輕重的小夥伴，現在卻全力加以爭取。北京要加深大西洋兩岸的鴻溝，也要利用歐洲的支持（至少不公開批評）來增強北京在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平行組織讓北京可以逐一處理歐盟各國，拉一個打一個。

北京正在利用17+1峰會在歐洲內部重新劃界。這是一個虛假的多邊架構，精準地說，它實質上是17個歐洲國家個別和一個巨大得多的「夥伴」所形成的雙邊關係。 5 17+1峰會在2012年成立於布達佩斯，宗旨是深化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和推動一帶一路，其秘書處設在北京。在這個架構下，17個國家的政府領袖每年固定和中國總理會談。這個峰會對歐盟構成了挑戰，因為它把歐盟成員國、候選成員國，與非歐盟國家混在一起。與之平行的經濟峰會吸引了渴望中國資金的國家，它們都願意為中國「挺身而出」。但最重要的是，它挑戰到歐盟這個既有秩序。

中國已成功讓一些歐盟國家杯葛歐盟的倡議。由於歐盟採共識決，只要一個國家有意見，就足以杯葛共同聲明或政策。在中國的壓力之下，2016年7月，匈牙利和希臘就讓歐盟無法對南海發表聲明；2017年3月，匈牙利使歐盟無法簽署聯合聲明譴責中國對律師施加酷刑。同年，希臘又阻擋歐盟發表聲明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2018年3月，匈牙利駐中大使在28個歐盟大使中獨排眾議，不肯簽署聲明批評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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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中共開始積極提倡自己的人權觀，亦即「發展權」要高於其他權利。1991年，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外宣辦，另一塊牌子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發表了黨的首份人權白皮書。這個辦公室內設人權事務局，任務是宣傳黨的人權觀。其基本理念是淡化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強調「社會權利和經濟權利」。

1993年成立的中國人權研究會是外宣辦的對外組織。它以NGO的身分出現，也是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會議的成員。首任會長朱穆之曾經擔任外宣辦主任。另外，崔玉英在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暨外宣辦副主任的時候，也兼任中國人權研究會的副會長，由此可見此研究會和外宣辦的組織關係。

中國人權研究會在1998年率風氣之先設立了英文網站，可見其戰略作用相當重要。該會每年發布中國人權報告，自1998年起還每年發布美國人權報告，對美國的年度中國人權報告以牙還牙。但中國人權研究會的主要功能還是在宣傳對中國有利的論述。

200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因為有許多成員人權紀錄不佳，又對以色列多所批評，而改組為人權理事會。中國積極為新的人權理事會設定規則，試圖讓針對個別國家的決議一定要三分之二多數才能通過，中國還主張不應該再有針對個別國家的人權評估，或至少要大幅限縮。雖然中國沒有成功推動三分之二決，但人權理事會針對個別國家的決議還是經常被理事會中大批的亞非國家所擋下。

北京也很高明地壓制人權理事會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聲音。每當聯合國開始評估中國的人權紀錄時，北京就會動員一堆國家發言稱讚中國的人權。這些國家在2019年給中國的人權「建議」是：「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來幫助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巴基斯坦）;「繼續按照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6–2020年）來加強在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土庫曼）;「持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勢力，以保衛該國主權及領土完整」（敍利亞）。諸如此類歌功頌德的話，都假裝成是對中國的建議。2019年7月，香港民運人士何韻詩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言。她不顧中國代表數度打斷，呼籲撤銷中國在理事會的會員資格。但中國在聯合國已扎根太深，這種呼籲根本不會有人聽得進去。

為了宣傳自己的人權觀，中共創立自己的論壇，將其壓迫政策變成常規。例如新華社就報導，在第六屆北京人權論壇上，「中外專家」都同意監管網路對於保障人權極為重要；透過這麼做，來為中國的審查制度提供正當性。這些專家 ── 荷蘭人權研究學院院長湯姆．茲瓦特、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前司長凱特．威斯加德 ── 也許並沒有那麼支持中共的審查強度，但他們參加這種對話，而在此類公開報導裡面又顯然是在為中國背書，這就讓中共取得了正當性。

各種人權對話，例如每年度的「歐盟—中國人權對話」以及「中國—德國人權對話」，都是在為中共的立場背書，根本沒有改善到中國的人權。2017年，有十個人權組織呼籲歐盟要先暫停和中國搞人權對話，直到中國做出有意義的改革。但西方政府不願這麼做。反倒是中國在2019年取消和德國的人權對話，理由是德國方面「缺乏建設性的氣氛」。

中共和西方國家針對人權和媒體等議題展開對話時，中共心目中的聽眾不是只有西方人。雖然歐洲和北美國家已經不再那麼強硬要求中共尊重人權，但中共深知這些國家並不容易爭取過來。而且，西方仍然可以削弱南半球國家對中國的看法。

於是近年來，中共很努力地利用各種北京主辧的論壇、聯合國決議和國際會議來推展其人權觀。2011年，中國發布第一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7年6月，中國提出它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第一份決議案，「發展對享有所有人權的貢獻」。中國在2018年又提出第二項決議案，「在人權領域促進合作共贏」。兩個案子都輕鬆獲得通過。

2017年12月，中國在北京舉辦「南南人權論壇」，發表「北京宣言」，高舉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開發中國家人權事業的關鍵。中國人權研究會巡迴歐洲推銷中共的人權觀，淡化各方對其集中營制度的抨擊。中國力辯，這些自2017年起收留超過百萬名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集中營，是打擊恐怖主義所必需。中國人權研究會還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辦活動，稱讚新疆人權的進步。如果新疆的現況足以作為參考，那麼中國的「命運共同體」對所有真正關心人權的人來說都是個警訊。

輸出「互聯網主權觀」及新技術標準

中共要以其「互聯網主權觀」來取代網路乃是開放、無國界、允許資訊自由交流的概念。對內而言，它有一套史上前所未見的審查機制 ── 操控搜尋引擎來封鎖特定名詞，設立網路審查大軍，嚴格管制網路公司。當中國政府的智庫呼籲要有「民主的」全球網路治理體制時，不過是用一個比較好聽的說法來提倡「網路主權」，讓威權國家的規範和民主國家的規範平起平坐，於是各國可以在自己的領土範圍內隨心所欲地審查網路。

中國自2014年起每年在浙江烏鎮召開世界互聯網大會。這個會議非常盛大，有不少名人出席，例如蘋果的提姆．庫克和Google執行長桑德爾．皮查伊，兩人都曾發表公開演說。庫克說他很自豪能「一道建設一個網路空間共享的社區」。這些話翻成中文很像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了在全球推動「互聯網主權觀」，北京還培訓其他國家的官員。中國在2017年11月主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官員網路空間管理研討會」，傳授如何監控負面輿論，再將之帶往正向發展。

儘管中共不太可能讓全世界都贊同其網路治理理念，但也獲得一些成功。越南對網路高度管制的法律就是以中國為師。俄羅斯也支持「互聯網主權觀」，在2019年推出新法律讓政府可以全面管制俄羅斯境內的網路內容。或許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只輸出觀念和專業，還輸出讓中共的審查和監控得以可能的技術。世界各地的「安全城市」都是用華為這種公司的監控技術。華為幫路沙卡（尚比亞首都）搞「安全城市」的基礎建設，有報導說華為員工協助尚比亞政府監控政治對手。

最後，中國也密切關注國際標準的制定，也就是為各種產品或工作制定要求、規則和技術規範。中國在2015年為一帶一路標準化的工作設立領導小組。中國也在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電子委員會、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取得領導權。根據《金融時報》曝光的密件，中興和中國電信等中國公司透過國際電信聯盟提出了新一代人臉辨識的標準。用自己專利的技術來設定全球標準，會讓這些公司在拓展市場上具有絕大優勢。2019年6月，中興和中國電信又提出在智慧型路燈上加裝監視攝影機的新標準，這正是香港示威抗議人士所擔心的。但這個標準還是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