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澳門有葡萄牙球會?不為人知的澳門足球史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相信對澳門足球有一定理解的讀者,或許曾對一個現象感到困惑:在本地足球聯賽的參賽隊伍中,除了有以政府機關為名的球會(如警察、海關)外,還有以葡萄牙球會(如士砵亭Sporting Clube、賓菲加 Benfica)為名、並使用大體上一致隊徽及球衣的本地隊伍。
這些耳熟能詳的球隊,對澳門人而言似乎並無甚違和,但一旦與外地作比對,突兀的地方則顯而易見。例如,我們難以想像在香港超級足球聯賽中,會出現名為「曼聯」、「利物浦」、或者香港警察的球會。
那麼,為甚麼唯獨澳門會出現如此現象?這種局面從何而來?在里斯本大學學院(Instituto Universitário de Lisboa,ISCTE)學者Célia Gouveia對澳門足球的最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澳門足球的面貌,事實上需要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回顧:過去形成的球會組織方式,一直影響今天本地足球的發展方向。
本地足球的組織「傳統」
足球作為一種日漸普及化的運動,最初引入澳門可追溯自1870年代,並在1920到30年代間進入高峰。在當時澳門足球的「黃金期」中,土生葡人紛紛組織球隊及比賽,據說比賽水平亦具有相當水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澳門與廣東及香港會舉行省港澳間的年度足球比賽。總括而言,當時的本地足球可謂是「百花齊放」。

而澳門足球的頂峰之所以發生於1920到30年代,事實上與殖民地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自從1926年葡萄牙政變,威權統治逐漸在國內鞏固開始,運動便成為了「新國家」(Estado Novo) 體制中的重要一環。薩拉查政府把運動視為一種「體育文化」,以此宣揚國家的道德及政治價值,並作為教化之用。
殖民地澳門亦不例外。足球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中,可謂是其嘗試展現權威的重要領域,這具體反映在澳門球會的組織方式中。
在1930年代起湧現的球會中,有相當部份是由當時駐守澳門的葡萄牙軍人,以及治安部隊成員(如警察)組成。在當時澳葡政府尚未制訂具體體育政策的背景下,軍人和警察們自發性組織球隊及比賽競技,除了擔當了提供休閒活動,以及葡人社群內部交流的角色外,更重要的是借由某種集體競技活動,培養及維持國家認同及軍事精神。維繫對母國的歸屬感對殖民地的統治而言,可謂是不可或缺。
葡萄牙球會的衛星網絡
另一種主要,且延續至今的球隊組織方式,則是直接沿襲葡萄牙本國球隊形式的隊伍。透過在本地建立「衛星球隊」,足球提供了另一種聯繫母國與殖民地的方式。

例如上述所提到的澳門士砵亭 (Sporting Clube de Macau),早於1926年便以葡萄牙體育會 (Sporting Clube de Portugal) 的屬會形式,參與本地的足球競技。而另一支歷史悠久的澳門球會「澳門賓菲加」(Benfica de Macau),則是於1951年以里斯本賓菲加體育 (Sport Lisboa Benfica) 的屬會形式出現於澳門。
一旦葡萄牙與澳門的足球聯繫建立後,兩地球會的來往亦隨之而來,且同時帶有濃厚的殖民地意涵。當時,葡萄牙球隊會定時組織往葡萄牙各殖民地的巡迴比賽,與其當地屬會或其他球會進行比賽。透過在帝國內部的移動,足球正好重新確認了葡萄牙的統治範圍及母國—殖民地的從屬關係。
但這種聯繫,亦反向地提供了本地球員的「晉升階梯」。例如曾代表葡萄牙國家隊的Joaquim Pedro Pacheco,便是在1926年於澳門出生的土生葡人,起初效力警察,並於1950年起效力葡萄牙士砵亭。另一位一般暱稱為「老虎仔」的混血兒羅錫 (Augusto Rocha),同樣於本地小球比賽出身,後來於不諳葡語的情況下,遠赴葡萄牙效力士砵亭,並曾同樣代表葡萄牙國家隊出賽。在退休以後,羅錫於科英布拉開設了一間名為「龍華」的酒樓。
兩人的故事,正如今天的足球轉會市場般,正好反映殖民地關係如何影響了球員流動的方向。
不變與改變
正如我們曾討論的殖民地事物(如街名、葡式石仔路)那樣,過去的球隊在回歸以後同樣被保留下來,並參與到更為制度化的足球聯賽中。
但澳門足球有否因此「更上一層樓」?
2019年世界盃外圍賽中,澳門足總在球員集體聯署反對,及於首回合領先的情況下宣佈棄賽,使得澳門成為第一支世界盃出局的球隊。以另一種方式於世界上「留名」,似乎亦呼應了當代澳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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