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剪掉的枝条
六岁那年，中秋刚过，天已经凉下来了。
家门前有一条不宽的公路，两旁种着一排杨树。夏天叶子很密，风一吹，哗哗作响。过了中秋，叶子差不多落光，只剩光秃秃的枝条，朝灰白的天空伸出去。
那时候，最乱的日子刚过去不久。大人说话还习惯压低声音，街上也少有笑声。我不懂那些事，只觉得空气有一点冷，也有一点硬。
有一天上午，一群工人来到路边，扛着长梯，拿着大剪刀和锯子。剪刀合上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树枝一根一根落下来，先在空中晃一下，再摔到地上。
我趴在窗前看着，额头贴着冰凉的玻璃。那些枝条掉下来的时候，我心里跟着一紧。好像被剪掉的不是树枝，而是什么活着的东西。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把树枝剪掉？”
母亲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才说：“枝条太乱了，树就会长得支棱八翘。剪掉一些，它才会长直，长高，将来才能成材。”
她摸了摸我的头：“人也是一样。小孩子身上有些毛病，就像树上多余的枝条，要剪掉。剪掉了，将来才能成为栋梁。”
她说得很轻，也很温柔。
那一刻，我第一次隐约知道，原来成长不只是自然长大。它还意味着被修理，被矫正，被剪掉一些东西。你要长直，要往上，要有用。最好有一天，别人说一句：这是一棵好树。
下午，被剪下来的枝条躺在路边，枝叶上落了一层灰。
很多年后，我考上省重点中学。那是1979年，高考恢复不久，整个社会像刚被人叫醒。教室里贴着标语，黑板报上写着理想、前途和奋斗。
有一次班会，班主任讲“如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站在讲台前，讲得很认真。他说，树要成材，必须修枝；人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也要改掉自身的缺点。
我坐在下面，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家门口那排杨树。班主任说的话，和母亲当年说的，差不多是一回事。只是母亲在家里说，老师在教室里说；母亲摸我的头，老师敲黑板。
我当时并不觉得奇怪。那些话从家里说到学校，从母亲说到老师，从墙上的标语说到课本里。说得久了，你就不再觉得那是别人在说你。你会慢慢把它当成自己的想法。
现在想起来，让我不太舒服的，是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不相信。
真正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是在大学以后。
那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徐志摩、戴望舒和张爱玲。那些文字不是口号，也不是整齐的队伍。它们有风，有雨，有孤独，也有一个人说不出口的心事。张爱玲笔下的人，不高大，不正确，反而像真的人。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件事：人可不可以只是一个人，而不必先被修剪成某种有用的形状？
后来听到罗大佑的《童年》，我愣了很久。那首歌里没有宏大的使命，也没有谁要成为栋梁。它唱的是池塘边的榕树，操场边的秋千，还有一去不回的时间。原来童年不只是被管教、被修剪，也可以被记住，被轻轻唱出来。
大学毕业那年，海南建省。那是一个到处都在谈机会的年代。可是我们的毕业口号，仍然很熟悉：“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过去听这句话，并不觉得奇怪。可是那一年，再听到它，心里有了一点异样。不是愤怒，只是第一次想到：砖是不会问自己想去哪里的。
那时候，国家还包分配。我拿到了组织部门的任命书。按当时的标准看，这是一种很高的认可，也是一条很稳的路。可我身边开始有人拒绝分配，有人去深圳、海南、出国，也有人拿著文凭去做生意。
一开始，我对他们有点不以为然。可是看着他们真的走了，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动摇。我第一次意识到，“不这样”也可以是一个人真实的选择。
我并不是忽然醒了。只是原来很稳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点松动。我还相信很多旧话，但也开始怀疑它们。想往外走，却又不敢真的走远。
后来，我还是去了分配到的那所中学。那里并不全是坏的。有好人，也有安稳的日子。食堂、宿舍、办公室、教室，早上上班，傍晚下班。很多人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也不能说不对。
可是待了一段时间，我慢慢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不是因为苦。真正让我难受的，是另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说话要看场合，做事要看眼色，连想什么，也慢慢知道哪些最好不要想太深。
有一天下班，天已经黑了。我走在单位的院子里，路两旁也种着杨树，和小时候家门口那一排很像。
我停了下来。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六岁那年趴在窗前看到的画面。树枝一根一根落下来，先在空中晃一下，再摔到地上。可那天晚上，我心里冒出一个问题：如果那根被剪掉的枝条，才是它真正想长的方向呢？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那不是一个下决心的时刻。更像是我终于承认了一件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也许会慢慢变成一个很合格的人，但未必会成为我自己。
以前，这两件事在我脑子里是一件事。那天晚上，它们分开了。
此后几个月，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英语。一本厚厚的托福词汇书放在书桌上，一页一页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那时候，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相信，那扇门后面真的有路。
办手续那天，我拿着各种盖章的文件，在楼道里穿来穿去。心里既不踏实，也说不上兴奋，只觉得脚下每一步，都比以前重一点。
第一次踏上新加坡土地的时候，我走进樟宜机场T1。机场很亮，英文标识挂在头顶，人们说着我还不太熟悉的语言，走路很快，却不慌张。
我拖着行李站在人群里，心跳得很快。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也没有人在乎我曾经拿到过什么任命书。那些过去用来证明自己的东西，在这里都不再作数。
可也正因为如此，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轻。
不是轻松。那种轻，是某些重量被暂时放下之后的感觉。没有人知道我应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急着把我修剪成某种形状。我可以重新开始长，至于会长成什么，我还不知道。
很久以后我才慢慢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长大的。那些你并不喜欢的东西，也会留在你身上。能忍，能熬，也敢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大概都和那些年月有关。
我并不喜欢那些被修剪的日子，可它们也确实塑造了后来的我。
那个曾经被修剪过的自己，并没有随着我的离开而消失。
我有时候说话仍然很谨慎，仍然不太容易相信自己有权做一个决定。到了深夜，心里偶尔还会有一种熟悉的紧张感，像身体里还藏着一把没有合上的剪刀。
我曾经怨过那些年，也怨过那种看不见的约束。后来慢慢怨得少了。不是原谅了，只是不想一辈子都站在原地，望着那些被剪掉的枝条。
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排杨树。想起被剪下来的枝条躺在路边，枝叶上落了一层灰。
树没有因为被剪过，就停止生长。可是我也不知道，如果当年没有人来剪，那些枝条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风来的时候，那些枝条还是会动一下。剪过的，没剪过的，都在同一棵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