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外】法國電影，為什麼總是同情「暴徒」
原文於2026年11月4日首發於「Sir電影」，未經許可不許轉載
本文提及的書影音皆為大陸譯名法國人民，又上街了。
地鐵站關閉，商店釘上木板，催淚瓦斯漫過街頭。
傳到中文網絡，最搶眼的是三個字：
“零元購”。
可這場示威最初要解決的問題，比這些畫面樸素得多。
2026年9月21日，巴黎東南郊克雷泰伊的一所高中，學生因“老師不來上課”、“學校沒有空調”、“教室擁擠”等原因發起抗議，隨後更多學校加入。
到10月17日，按法國內政部統計，全國約55萬人參加示威。24日，又有約41萬人上街，部分城市再次發生衝突。
在這樣的新聞下面，“亂了”“要完”“最美風景線”成為高頻詞。
但好像對於法國人來説，他們更傾向於去忍受這種“亂”，而不是去壓制。
為什麼會這樣？
今天，作者@發條辰 從法國電影切入，看看導演是從什麼視角和立場去呈現社會衝突的。
他們試圖挖掘憤怒，並理解憤怒。
因為火藥及時釋放出來，遠遠比不上將它繼續封存、隱瞞來得危險。
文|發條辰
Sir電影獨家專稿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抗議，是表達不滿和訴求。
遊行、罷工，是不同的行動方式。
而“暴亂”，則指其中發生集體暴力、縱火和打砸搶的場面。
同一場運動中混進了兩種人，既不能全部歸為暴徒，也不該無條件接受所有的行為。
事實上近年來法國的羣體性抗爭不斷。
如何理解這種複雜性，也成為法國電影的重要課題之一。
01｜零元購又來了
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美國大規模抗議，部分地區發生搶掠，網友便借它調侃不付錢、直接搬走商品的行為。
這次在法國，手機、煙酒、奢侈品，都成了目標。
路易威登、愛馬仕等品牌的門店遭到砸搶，奢侈品牌隨後加派私人保安。
街邊的煙草店，同樣成了重災區。
據行業聯合會初步統計，僅10月17日，全法就有約百家煙草店遭到洗劫。總共約3000家商户不同程度受損，損失可能達數億歐元。
為什麼盯上它們？
香煙這些年不斷漲價，拿到街上又容易轉賣。搶掠者盯着的，是能換錢的存貨。有店主向記者回憶，有些進門的搶掠者甚至只有十二三歲，外面還站着拿空袋子的女孩。
這麼年輕，為什麼就走到了這一步？
先別急着把他們的行為用簡單的“反抗”兩個字概括。
但法國青年與街頭之間，確實有一段很長的歷史。
1968年，學生對擁擠的大學、僵硬的管理和傳統權威不滿，反越戰思潮也推高了反抗情緒。抗議從校園向外擴散，大批工人加入罷工，街頭的聲音越來越響。
電影人也下場了，戈達爾、特呂弗等人要求戛納停辦，聲援學生與工人。
他們甚至拉住銀幕前的幕布，阻止放映。5月19日，電影節提前結束，沒有頒獎。
1995年的《怒火青春》把鏡頭轉向了另一羣青年。
他們在巴黎郊區無所事事，進城之後又不斷碰壁。朋友在警方拘押期間受傷住院，把他們的積怨點燃。
文斯撿到一把警槍，便覺得自己終於有了讓人害怕的本錢。
對他來説，讓人害怕，彷彿就能換來一點尊嚴。
十年前的法國電影《夜行盛宴》，又拍出另一種矛盾。
一羣年輕人白天在巴黎藏匿炸彈製造爆炸，夜裏躲進巨大商場。
他們把商場當成臨時藏身處，試衣服、聽音樂，享受眼前的商品，在空間內踱步。
電視裏播着他們製造的襲擊，商場裏卻響着輕快的流行歌。
導演貝特朗·波尼洛沒有給這羣人一份清楚的政治綱領。他談到，行動完成後，年輕人迷失了，甚至不知道該説什麼、做什麼。
同樣的複雜行為在全世界的運動中都有體現。
韓國編劇沈山與導演奉俊昊都曾回憶起20世紀80年代自己在還是學生時期參加運動的矛盾生活：
那個時候我們白天反抗全斗煥，晚上卻坐進影院看廉價的情色片。
反抗和慾望，可以長在同一個人身上。他們能製造一場爆炸，卻還想像不出此後該怎麼生活。
而現實中的破壞，也遠遠越過了商店和消費主義本身，從而落入了一種純粹的失序。
利摩日的百年市政廳遭縱火，馬賽市政廳被闖入，里昂旅遊局起火。
搶掠、縱火，讓抗議現場出現了暴亂的一面。
暴亂的後幾天，巴黎共和廣場開始清理“傷疤”。
紀念碑上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雕像，臉上還留着黑色的“淚痕”。
02｜人羣裏各有各的算盤
偷東西縱火的、在雕像上表達訴求的、走上大街高喊口號的未必是同一批人。
至於誰屬於什麼組織，誰只是趁亂作案，要靠調查。
黑衣、蒙面，説明不了全部身份。
政府將暴力歸咎於極左翼，但巴黎檢察官表示，初步調查無法作出這樣的籠統確認。
支持遊行的左翼政黨也不能直接等同於實施襲擊的小團體。
極右翼同樣有不同的參與方式，街頭有人動手，政黨則借失序畫面爭取選票。
據《尼斯晨報》報道：
約50名被指屬於極右翼的男子聚集在市中心。其中有人蒙着臉，向和平示威者揮拳，警方隨後介入驅散。
2022年的影片《雅典娜》將現世的複雜性變成了劇情電影中的多視角、多陣營。
一個男孩被殺，疑似警察施暴的陰謀傳開，他居住的社區迅速集結成為一個反抗政府的勢力團體。
影片開場長達11分鐘的長鏡頭就讓人喘不過氣。
從警方舉行新聞發佈會，警察阿卜杜勒呼籲冷靜開始，來自雅典娜社區的暴動小隊扔燃燒瓶然後闖入警局，年輕人開始搶走裝備。
開着警車撤回住宅區，煙花射向天空，歡呼聲蓋過警笛，整個社區的眾生相展現。
有人從足球俱樂部偷來同款運動服，給街區青年穿上。他們興奮地説，自己像一支軍隊。
穿着同樣的衣服，遠看就像是統一行動一樣。
可是連死者的兩個哥哥都代表着不同的立場與勢力。
大哥，同時也是軍人的阿卜杜勒想要解決事件，平息事態，把居民帶離危險。
二哥，雅典娜社區裏的卡里姆一定要警方將殺害自己弟弟的兇手叫出來，最後決定靠對抗體制逼出一個交代。
這個社區內做毒品生意的莫克塔爾則時刻惦記着自己的貨。
等到警察進來的時候，他的買賣也會跟着遭殃。
在看到自己的弟弟卡里姆死後，先前反覆勸阻他的阿卜杜勒，也在悲痛中走向失控。
導演羅曼·加夫拉斯把它拍成了一齣希臘悲劇：一個家庭的痛，擴散成整個社區的怒火。起初想要平息事態的人，也被報復捲進去。
但本片的視角又不止於此，它同樣刻畫了警察羣體中的無辜人員與手無寸鐵的社區居民，前者不想與民眾發生鬥爭卻被捲入這場警民衝突中。
後者則代表了我們生活中的大部分人。
回到現實裏，各種人員的行動同樣需要分開辨認。
看似都在談同一場事件，但都存在着不同的訴求、敵人和算盤。
03｜為什麼又是法國？
為什麼走到了這一步？
《雅典娜》裏，城市很快變成了戰場，社區變成了攻防戰的堡壘。
警察搭雲梯進入社區，反抗軍們用煙花射向警察。
2019年的《悲慘世界》把鏡頭放回了衝突之前。
電影開場，男孩伊薩披着法國國旗，加入世界盃奪冠的歡慶。到了結尾，他卻在樓道里舉起燃燒瓶，對面是警察的槍。
中間發生了什麼？
他被防暴槍打傷，無人機偶然記錄下了現場。接下來，幾個警察最緊張的事很快就變成了追回這段影像，不讓他流傳出去升級事態。
導演拉吉·利把這部電影稱為向政治人物發出的警報。他把問題留給那些有能力改變規則的人：這些孩子的處境，是誰放任成這樣的？
看到最後一刻的憤怒，也得知道憤怒之前的日子。
這次最先上街的學生，訴求具體得很：老師缺崗，課程沒人代上，班級擁擠，校舍破舊。
其次是農民與工人。中東戰爭與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危機推高了能源價格。對他們來説，燃油、運輸成本增加，收入卻未必跟着增長。
工資、養老金能不能追上生活開支，也成了更廣泛的不滿。
與此同時，對財政緊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安排的不滿，也在累積。
也不得不提今年夏天的山火，法國西南部大火蔓延時，12架CL-415水上滅火機一度只有7架能夠執行任務。這些都成了爭論的焦點。
但物價上漲、公共資源緊張，很多國家都在經歷，為什麼在法國，不滿又一次匯成了大規模抗議？
在法國，公共教育、健康與基本生活保障，本來就被寫進了憲法性文件。
學校能不能正常上課，晚年能不能安穩生活，人們會把這些看成國家應當承擔的責任。
當賬單越來越重，公共服務又顯得力不從心，爭論就變成了“政府有沒有兑現自己的承諾”。
《悲慘世界》裏的國旗，也因此更刺眼。伊薩同樣屬於法國，可那場勝利並沒有讓他在日常生活裏得到同樣的尊重。
現實中的一些貧困街區，同樣承受着更高的貧困、更少的就業機會。平等寫在牆上，生活裏卻未必感受得到。
再看，人們怎麼表達不滿。
前面提到的1968年，學生抗議與工人罷工之後，政府、工會與僱主坐上談判桌，工資待遇等方面有了改善。
今年2月，巴黎政治學院CEVIPOF的調查中，只有20%的受訪者認為政治人物在努力兑現承諾。
這個數字解釋不了每一次衝突，卻能幫助我們理解在一張賬單之外，人們還在追問，自己的意見到底有沒有被聽進去。
就像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
當時，反對燃油税上調的人走上街頭，穿上汽車裏常備的反光背心。
很多人住在小城、鄉村和城市外圍，離工作地點遠，又缺少方便的公共交通。讓他們少開車，沒那麼容易。
最初爭的是一筆油錢，後來問的卻越來越多：
收入夠不夠生活？
税負分配是否公平？
政府到底有沒有聽見普通人的聲音？
政府最終撤回了原定2019年實施的進一步燃油税上調，但抗議仍沒有就此平息。一個政策讓步，解決不了所有積怨。
這場動員也讓我們看見，許多人對政府的懷疑，已經從一項政策延伸到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
街頭恢復平靜，並不代表這樣的懷疑就會消失。
這也提醒我們，眼前這場抗議的起因、不同人加入的理由，以及部分現場如何演變成暴力，都需要分開追問。
這是複雜的。
有人砸店搶貨，不能讓要求正常上課的學生也失去發聲的資格。解釋教育與生活上的困難，也不能替搶掠者填上一份他從未表達過的政治訴求。
如果看完一連串搶劫視頻，就認定所有上街的人都只想搶東西，真正的訴求反而最容易消失。
追究砸店的人，和追問學校為什麼缺老師，本來就該同時進行。
那些讓人走到街上的問題，也該有人認真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