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攝影術發明的知識考古學

8 月 19 日那天，我在朋友圈轉發郭廣林的文章《達蓋爾——19世紀的普羅米修斯》時寫下這樣一段話：

「今天，被稱作『國際攝影日』。沒有官方背書，只是攝影共同體的自我命名。正因如此，它更像是一種文化記憶的自覺。攝影不是在某一天被突然發明的，而是在神話、技術、慾望與社會縫隙里逐步生成。

廣林的這篇文章，把達蓋爾放在『19世紀的普羅米修斯』這個隱喻下面談，其實也是一種提醒：

攝影從誕生之初，就不只是技術，而是一場文明的轉向——既帶來了光明，也製造了遮蔽⋯⋯」

底下的留言立即熱鬧起來，周仰調侃說「塔爾博特情何以堪」，令胡歌接著回了一句「尼埃普斯情何以堪」⋯⋯朋友們用玩笑提醒我：攝影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專利，它的誕生，是神話、技術、慾望和社會縫隙交織的結果。

我當然接受這個說法。因為工作上的原因，我甚至對約瑟夫·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的資料掌握比路易·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的更為豐富。但 8 月 19 日的「國際攝影日」由來，畢竟是因達蓋爾而起的。至於誰是真正的發明者，恐怕是這幾個名字也不能解開攝影史開端的所有秘密。

幾天後，我又讀到了廣林與 ChatGPT 關於攝影術發明的對話——《攝影術的發明—發表—遺忘機制》。那一刻，我意識到，之前朋友圈里那些零散的討論，是可以、也應該要去梳理清楚的。這場討論啓發我重新審視攝影術的起源——它並非某個名字或日期的簡單故事，而是一個跨越世紀的知識網絡。

攝影的發明，從來不是一條單一的時間線，也不僅僅是一個「1839 年 & 達蓋爾」的故事，而是一張龐大而複雜的知識網絡，一場跨越幾個世紀的生成過程。

我們習慣從 1839 年講起：1 月 7 日，法國科學院的公開演講，弗朗索瓦·讓·多米尼克·阿拉戈（François Jean Dominique Arago）宣佈達蓋爾的銀版法；8 月 19 日，技術被「贈與全世界」，這一天也因此被稱為「世界攝影日」。但這樣的時間線，實在過於整齊，乾淨得有點讓人不安。

往前追溯更早一些。1822 年，尼埃普斯發明瞭日寫法（heliography），用光硬化的猶太瀝青，嘗試將影像固定下來。這一早期嘗試為尼埃普斯後來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1826 至 1827 年的夏天，他在聖盧貝·德·瓦倫（Saint-Loup-de-Varennes）的鄉間宅邸，使用暗箱、鍍錫板與猶太柏油，拍下那張模糊卻震動至今的《窗外》（View from the Window at Le Gras）。這張影像的曝光時間至今仍存爭議——傳統估算約 8 小時，近年研究認為可能長達數天。無論是哪一種說法，緩慢移動的陽光都在那片錫板上刻下了痕跡，影像才一點點顯影出來。那是一種極慢的生成，像等待某種命運成形。尼埃普斯的嘗試，為後續所有攝影實驗奠定了基石。

約瑟夫·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這個拍攝了人類第一張可以永久保存的照片的攝影英雄，並沒有一張他的肖像照片流傳下來，連網上能找到的那幅公認的肖像畫都是純屬虛構的。於是我就用AI為他做了幾幅根據「虛構畫像」製作的「照片效果」的「虛構肖像照」。鑒於不論是瀝青版還是銀版的照片效果都是眼下AI模擬不了的，就算模擬成，也是時代錯亂的，所以我乾脆就做成柯達克魯姆的質感了，实在不行，大家可以把他当作是一部关于尼埃普斯的电影剧照。

1835 年，威廉·亨利·福克斯·塔爾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在英國拉科克修道院（Lacock Abbey）進行了鹽紙負片實驗。雖然成像品質粗糙，但這項嘗試，奠定了負—正系統的雛型。正是這一系統為攝影的複製可能性開闢了新路。

1837 年，達蓋爾在多年實驗的基礎上，終於成功固定了銀版影像。1838 年春，他拍下了著名的《聖殿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那張因長時間曝光而幾乎空無一人的街景，唯有擦鞋匠被清晰地留下——冷冽的注視感，至今仍令人震動。那一刻，現實第一次被完整凝固，而技術背後的權力，也開始緩慢運轉。達蓋爾的成就開啟了攝影的普及之路，後續技術則進一步拓展了其可能性。

1850 年前後，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切爾（Frederick Scott Archer）完成了濕版工藝。但直到 1851 年，他才將這項技術公開發表於《化學家》（The Chemist）。這一次公開，開啟了濕版攝影的時代，也讓攝影進入了一條可以快速複製、廣泛流通的現代軌道。

這些技術突破背後，還隱藏著更多未被銘記的貢獻。1839 年底，費城的保羅·貝克·戈達德（Paul Beck Goddard）與羅伯特·科尼利厄茲（Robert Cornelius）發現溴化物可以顯著縮短曝光時間，幾乎實現了最早的「快照」。但這項技術被他們暫時保密，用於收費昂貴的商業肖像拍攝。1840 年底，倫敦的約翰·弗雷德里克·戈達德（John Frederick Goddard）則選擇無償公開這項技術，讓銀版法在歐洲迅速普及。歷史記錄因此留下了後者的名字，而費城的實驗者，則慢慢沈入遺忘。

這種選擇性記憶不僅影響了歷史書寫，也在當代的文化機構中有所體現。過去十幾年，法國尼埃普斯攝影博物館（Musée Nicéphore Niépce）的前館長弗朗索瓦·舍瓦爾（François Cheval）一直是我們重要的工作夥伴。我也因此多次前往夏隆（Chalon-sur-Saône）的尼埃普斯攝影博物館。雖然《窗外》如今收藏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哈里·蘭森中心（Harry Ransom Center），但在夏隆，依然可以看到與尼埃普斯相關的大量資料、器材與文獻。

這種文化偏好從博物館的設置延伸到更廣泛的歷史書寫中。嚴格說來，法國人似乎更願意在攝影史裡留下尼埃普斯的名字：一方面，因為他和達蓋爾都是法國人；另一方面，或許也因為浪漫的法國人更愛「悲情英雄」。至少，法國在官方層面上設有以尼埃普斯命名的公立攝影博物館，但至今沒有同樣性質的「達蓋爾博物館」。儘管達蓋爾的作品經常會在奧賽美術館展出，他的名字卻沒有在建築的銘牌上獲得專屬的位置。

這種對尼埃普斯的歷史偏愛，不僅體現在博物館的設置上，更延續至當代的官方論述。例如法國文化部長拉希達·達蒂（Rachida Dati）最近宣佈，法國將在 2026–2027 年舉辦一場歷時一年多的攝影術二百週年紀念活動，遍布全國的展覽與公共項目，將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攝影的歷史與遺產。

選擇 2026-2027 年作為200週年的紀念節點，而不是2039 年，達蒂表示——攝影史上第一張永久性照片，是在 1826 至 1827 年間，由尼埃普斯在聖盧貝·德·瓦倫完成。也就是說，在法國政府看來，《窗外》的誕生，才是攝影發明的真正起點。

這種文化選擇的背後，是攝影術作為跨學科知識匯聚的結果。小孔成像的原理，兩千多年前的《墨經》就有記錄；伊本·海桑（Ibn al-Haytham）、羅傑·培根（Roger Bacon）、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焦万巴蒂斯塔·德拉·波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達尼埃萊·馬泰奧·阿爾維塞·巴巴洛（Daniele Matteo Alvise Barbaro）、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從光學到透視學，暗箱不斷被改良與流轉。18、19 世紀，約翰·海因里希·舒爾茨（Johann Heinrich Schulze）的硝酸銀實驗，以及約翰·弗雷德里克·威廉·赫歇爾（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發現海波定影，為攝影的穩定性奠定了化學基礎。直到 19 世紀中葉，這些知識才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與技術語境里，匯聚成我們今天稱為 photography 的東西。

這些知識的匯聚，最終在 19 世紀中葉迎來了制度化的關鍵時刻。所以，1839 年真正標誌的，不是攝影的「起點」，而是它的制度化時刻：阿拉戈的演講、赫歇爾的「photography」命名，以及法國政府將技術向世界公開，讓攝影從私人實驗室走向社會，進入了一個可以被複製、被流通、被規範的現代框架。

這種制度化的力量，不僅確立了技術的現代性，也明確了誰有資格命名、解釋與書寫歷史。權力在其中建立秩序，並在不知不覺間抹除了那些游離於話語之外的聲音。攝影的技術被制度化的同時，它的敘事也被納入權力框架，決定了誰能留下姓名，誰被抹去。這種由制度與權力驅動的命名與遺忘，構成了攝影史隱而不顯的內在邏輯，也正是福柯所揭示的知識生成機制。

從阿拉戈的公開演講到赫歇爾為攝影術的命名，從巴黎學院的封存與發布，到博物館如何選擇展陳與書寫，權力不僅規範了攝影技術的流通，也決定了誰被記住、誰被抹去——這種制度化的過程，才讓攝影從一種實驗，轉化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公共語法。

這些歷史細節的選擇性記憶，揭示了攝影史背後的權力與話語機制，這讓我想起廣林與 ChatGPT 的對話《攝影術的發明—發表—遺忘機制》，它進一步闡明瞭攝影史的生成邏輯。這段對話，再一次證實了我的判斷：

攝影史里之所以總有一種隱秘的生成語法，是因為它從來不是某一天被某個人「發明」，而是多點併發，跨學科積累，直到被制度化發表，然後被話語挑選出幾個「英雄式」的符號人物，其他沒有被公開、沒有被記錄的名字，就這樣慢慢沈入遺忘。

事實上，回顧近代的科技發展史，我們會發現，這種「發明—發表—遺忘—再發現」的循環，並不只屬於攝影——從印刷術到電力，從計算機到人工智慧，幾乎所有跨學科的重大技術發展都是這樣：長時段的沈積，制度化的命名，權力驅動的遺忘，然後在新的語境里被重新看見。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里說過：任何一個知識體系的誕生，都不是線性的「創造—完成—流傳」，而是一種在不同話語層級之間流動、被不斷重組的過程。攝影，正是這套結構中的一個典型樣本。

攝影術的發明，不應被看作是一個乾淨的時間節點，而更像是一個知識網絡緩慢收斂的瞬間。它從誕生那一刻起，就不只是技術，而是一種現代性的語法，是人類社會對「再現」「記錄」「真理」的持續渴望。

8 月 19 日，只是這張知識網絡上被標注的一個節點。而那些被遺忘的名字、被掩蓋的碎片，才構成了攝影真正的開端。

歷史從不靜止，它像一張未沖洗的底片，隨時間顯影，也隨時間被重新觀看——而我們對它的凝視，從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