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泄露、意义反转与信任操控：一种操控结构的机制拆解

一、事件特征：隐私泄露与意义偏移之间的耦合现象

在高度信息化与高度社交化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的表达空间与私密空间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正如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所指出：“在舞台前与后台之间，角色行为的界限极易因技术介入而崩解。”在此过程中，出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部分个体感知自身隐私信息被非授权方式获取，并在他人表达中以“变形性复现”的形式出现。这类复现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非原样呈现，而是经过加工

这些信息通常不以原始内容出现，而是经过重新组合、语境错置、剪辑移位、甚至含义反转之后进入他人叙述系统。例如：

• 一段私人谈话中出现的用词，在公共平台以近似措辞但完全不同语境被公开表达；

• 某种情绪状态被重新“复述”为攻击性、病态化或施害意图；

• 私人信任语境下的描述，被加工为“道德缺陷”或“可疑动机”的证据。

这种信息使用方式并不直接暴露隐私原文，却构成了针对原主体的“次级伤害”与“表达权篡夺”。这与传播学者Stuart Hall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型高度契合：操作者作为“再编码者”，通过选择性加工，将原意重构为另一种公众可接受甚至带有操控性的叙事。

2、信息来源机制不明，但命中率极高

此类反馈的共同特征在于：信息获取路径无法从技术上确认，无明显入侵记录或账号泄露痕迹，但所暴露或“借用”的内容极具指向性，往往涉及个体生活中尚未公开、仅限于特定私密场合的表达内容。

这使得事件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追查，也导致个体在寻求支持时极易陷入“自证陷阱”——一种被信息不对称困住的困境，在法律学者Danielle Citron的“信息性伤害理论”中已被确认为数字时代典型的非暴力侵犯路径。这使得事件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追查，也导致个体在寻求支持时极易陷入“自证陷阱”。

✔ 真实案例一：国外的“Cambridge Analytica 数据丑闻”
在 2018 年曝光的 Facebook 数据滥用事件中，数千万用户的“行为型隐私”被第三方应用在不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并通过心理建模系统进行精准政治投放。尽管不是文本泄露，但展示了非授权数据收集 + 行为误导的强耦合模式。

✔ 真实案例二：中国某高校“信息复读现象”投诉
2020年起，有部分高校学生在豆瓣、知乎等平台匿名反映，自己在寝室中私下提及的用词或个人经历，随后被以讽刺、模仿、曲解等方式出现在校内论坛或微信朋友圈中。由于技术路径无法查实，维权难度极高，造成了长时间的心理压迫感和社交信任受损。

3、内容传播常以误解为结果，引发二次社会性损伤

由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脱离原始语境，其原意常被重构为“负面动机”或“敌意信号”。这种意义偏移一旦被第三方接受，就很容易转化为：

• 道德性否定（如“这个人心术不正”、“喜欢搞事”）；

• 人格性指控（如“过度敏感”、“精神状态异常”）；

• 信任撤回（如“不适合合作”、“有潜在风险”）。

这类“复现–误解–扩散”三段式路径，构成了数字传播时代的“次级污名系统”，正如Zygmunt Bauman所言：“当代社会的控制已从身体惩罚转向语义治理。”一旦语境被操纵，当事人在未能掌握传播全貌的情况下，便迅速陷入社会认知不利位置。

✔ 真实案例三：B站“开盒文化”与误导性剪辑传播
近年来B站、微博、豆瓣等平台中出现的“开盒事件”（即恶意挖掘与拼接他人私人信息并加以发布）中，部分视频/文字内容通过信息错位与语义重构，使得当事人在未经确认的前提下迅速被污名化并遭遇社交封杀。例如多起声称“情绪操控”“绿茶行为”的视频，实为断章取义、模糊原始互动背景，受害人难以反驳。

4、此类事件的社会后果具有系统性风险

当隐私泄露与意义偏移形成闭环，个体将面临双重困境：

• 无法追责（因技术路径模糊）；

• 无法澄清（因公众已先入为主）；

• 无法自证（因自证本身易被解读为“心虚”或“攻击”）。

这种机制一旦固化，不仅构成对特定个体的伤害，也将破坏整个社会对“可信表达”“边界尊重”“信息授权”的基本共识。

隐私泄露与意义扭曲之间的协同运行，不仅摧毁个体边界，也制造了系统性的信任断裂。这种机制应被系统性识别、命名与讨论——它并非幻觉，也不应归咎于个体的过度敏感，而是一种正在被广泛使用、具有操作性与传播力的结构化话语操控技术。

二、隐私侵害的性质：越界行为的非条件性成立

在现代隐私权的语境中，任何未经明确授权的私人信息获取行为，都应被视为一种边界侵犯。这种侵犯的性质，并不取决于操作者的动机，也不以信息是否敏感、是否造成直接后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隐私侵犯的成立，是一种“程序性越界”，而非“结果性伤害”事件。

1、隐私的本质是“控制权”而非“保密性”

当前学界对隐私的定义，已从“他人不得知道我的秘密”，演化为“我有权决定哪些信息在什么条件下被他人知道”。美籍法学家 Daniel J. Solove 所提出的“隐私分类模型”（Taxonomy of Privacy）强调：

“隐私的核心，不在信息是否为秘密，而在于信息控制权是否属于本人。”

也就是说，哪怕泄露的信息并不敏感，只要信息的使用与传播绕过了原始主体的授权机制，其本质就构成了侵犯。

2、越界获取构成结构性失衡，无需“后果发生”作为补证

在技术传播与非对称社交空间中，部分操控者主张“只是知道一下”“只是猜测”，进而试图规避责任。然而，这类防御话语本质上混淆了“信息拥有”与“信息权利”的区别。

• 行为发生即构成事实，越界并不因“是否被发现”而改变性质；

• 信息是否使用不影响行为本身的侵权属性；

• 被害人是否察觉、是否受损，也不影响加害行为的成立与归责。

✔ 案例支持：欧盟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规定
所有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必须基于“明示同意”（explicit consent），其背后原则是：“未经授权即违法”，无论数据是否滥用或造成后果。

3、“边界感知缺位”并不能构成免责理由

部分操作者会提出“我并不知道这是隐私”或“我只是顺手看到了”作为免责依据，实则是在混淆“信息可达性”与“信息权属性”的根本区别：

• 即使信息技术上“容易获取”，也不意味着你有权使用；

• 即使信息被部分公开，也不意味着你可以挪作他用；

• 即使你没有明确恶意，只要未获授权，行为就构成了结构性越界。

这一逻辑与物理空间中“擅入私人住所”类比：即使未取走财物，只要未获许可即构成侵犯。

✔ 真实案例：国内“微信朋友圈截图被转发”争议案
某高校学生将同学在朋友圈中对课程的私下吐槽截图转发至公开群组，引发信任破裂与社交舆论冲突。事件中虽然内容已在“半公开平台”发布，但因截图者未经允许转发，法院认定其侵犯了信息边界与合理期待，构成隐私侵权。这一判例说明：即使平台本身并非绝对封闭，只要操作者绕过了“社交预期”，就可视为越界。

4、隐私侵犯 + 意义扭曲 = 对主体性的深度操控

隐私信息的获取一旦与意义加工、身份扭曲等操作结合，其侵害将从“知情维度”上升至“现实建构维度”。即：不仅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而是“用不该知道的方式，构造了一个你无法控制的版本”。此时，侵犯的已不仅是信息本身，而是：

• 对个体自我叙述权的剥夺；

• 对他人理解权限的操控；

• 对公共身份的建构性劫持。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人权报告（2021）
指出当代数字环境中的“隐私权侵害”，其深层次后果是公共人格形象的劫持与替代，进而构成“信息时代最隐蔽但最危险的暴力结构”。

这意味着，一旦隐私被加工为符号、被置于他人语境中复现，其风险早已超越“被知道”本身，而进入对个体“如何被理解”的根本干涉。

隐私侵害应被理解为一种结构性、非条件成立的边界侵犯。它不取决于操作者是否怀有恶意、不取决于信息是否敏感，也不取决于后果是否可见。只要信息控制权未经授权发生转移，行为即已构成伤害。若此类信息再被用于重新构造现实，其性质更将升级为结构性操控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命运，也侵蚀公共语境的信任基础。

三、机制构成：四个关键步骤的链式运作

隐私侵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种结构化、链式发生的认知操控过程。其常见路径可以划分为四个连续步骤：“获取—加工—投放—误读”。这一过程常发生在看似无害的日常互动、社交传播或公共表达中，其危险性不在于显性的暴力操作，而在于其常态化、模糊性与可扩散性。

1、非授权的信息获取（Covert Access）

信息侵害的起点，往往并非高技术手段，而是通过心理越界、社交搬运或隐性关注完成的“软性入侵”。其主要路径包括：

• 被动监听：在共处空间或数字平台中，对个体表达进行系统性记录与筛选；

• 技术渗透：利用跨设备同步、算法推荐或隐性账号绑定获取关联数据；

• 人际搬运：通过截图、转述、断章取义等方式，经由第三方将私密内容带出原语境；

• 心理捕捉：借助信任时刻、情绪脆弱点，引导当事人泄露信息。

这些手段并不一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黑客攻击”，却在心理与社交结构上完成了边界侵犯。只要信息未经过明确授权便被他人掌握，即可视为越界行为，并为后续操控奠定基础。

2、含义的加工与移位（Semantic Reframing）

信息一旦脱离原语境，便可被重新编码。在此阶段，操作者通过多种方式对原始内容进行重构，其典型操作包括：

• 剪辑与断裂：刻意省略上下文，使表达看起来“突兀”“危险”；

• 语境移位：将私人情绪表达挪用到公共场合，制造“失控”印象；

• 情绪反转：将信任场景下的自我暴露解读为攻击性、操控欲或道德风险；

• 标签化污名：以“情绪病”“绿茶”“复杂人”等标签替代真实表达。

这些操作往往不依赖于捏造事实，而是依靠细微的语义偏移与心理暗示，即可改变受众对原始信息的整体印象结构。示例：

原话：“我最近常被误解” → 加工后：“她总觉得别人误会她，情绪好多，好难搞。”

在这一阶段，关键不是制造新信息，而是重构意义，使之脱离主体掌控。

3、选择性投放与暗示（Targeted Seeding）

信息加工完成后，进入“精准投放”阶段。此时操作者不直接指控或攻击，而是以模糊但极具指向性的方式进行“暗示性扩散”。其常见策略包括：

• 影射重现：使用近似语句或语气在公开场合“擦边”发布；

• 语气模仿：模仿当事人表达风格，制造“她自己会知道”的压力；

• 间接传播：通过第三方评论、截图、转发扩大影响力；

• 灰域投放：在对方“看得到却无法指认”的区域发布内容，如弹幕、朋友圈、豆瓣小组、微博评论等，营造“众所周知但无法澄清”的恐惧感。

这一阶段的本质是：投放足够多的“模糊识别点”，激活当事人的防御系统，同时维持操作者的“表面清白”。其效果是双重的：

• 向公众释放暗示，引导误解；

• 使当事人陷入自我质疑与防御性沉默。

这类“点到即止”的操作，正是当代数字骚扰与心理操控的高频手法，具有极强的扩散性与隐匿性。

四、认知与判断的崩解：信息失控的深层后果

当信息从“私有空间”中被抽离，并进入一个“他人解读”主导的场域，个体所失去的，不仅是表达本身的权利，更是现实掌控力、判断力与信任系统的整体稳定。这种崩解并非剧烈冲突式的瞬间崩塌，而往往在持续的微弱压迫中悄然积累。

1、语言权的剥夺：对自我表达的怀疑

当表达被反复误读、剪辑、影射与反转，最直接的后果是语言本身的不确定性上升：

• 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他人的素材”；

• 越重要的表达，越容易遭遇曲解；

• 渐渐地，个体开始怀疑自己的语言能力、表达动机，甚至人格边界。

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暴力的内化效应”：主体从质疑他人误解，转向质疑自己是否“表达得太多”。久而久之，表达变得谨慎、防御、模糊，甚至干脆缄默。

2、信任结构的塌缩：对他人理解力的失望

当他人反复接受的是一个加工过的异化版本——无论来自社交平台、群体影射、还是日常冷嘲热讽——个体对“他人是否有能力善意理解我”开始失去信心：

• “他们只相信被制造的那个版本”；

• “我无论怎么解释，都被当成欲盖弥彰”；

• “是不是我的感受才是错的？”

这种状态不仅是委屈或孤独，更是对整个社会理解机制的信任动摇，易发展为社交退缩、自我孤立，乃至对现实系统的疏离。

3、现实感的动摇：对判断力的怀疑

当个体反复发现，“原本以为属于我与亲密他者之间的内容，却已被他人处理、传播、讽刺”，现实本身开始变得不稳定：

• 我所感受到的，是不是错觉？

• 我是否在过度解读？

• 如果没有证据，那我的感受还算数吗？

这是一种典型的gaslighting后遗症，也可称为“现实感松动”。当主体无法确证自己的边界是否仍有效，语言是否仍被信任，世界是否仍可理解，现实本身也开始变得灰雾化、不可信。

4、防御性生存：对社会互动的退缩

为了避免再次受伤，个体不得不发展出一套“非信任型”的生存机制：

• 说话前反复修改，用词高度防备；

• 情绪只停留在表层，不再主动分享重要经验；

• 主动压缩社交边界，将深层互动封闭于极小圈层；

• 在公共平台中保持“技术性缄默”或“信息自毁式表达”（如“我什么都不说，但你最好懂”）。

这不是玻璃心，也不是多虑，而是被结构性误解机制塑造出来的自我防御系统。

当隐私泄露与意义扭曲结合发生，其后果不仅是信息的失控，更是个体心理、认知与社会存在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主体在表达权、被理解权、判断权上的持续受损，最终将社会空间整体推向一种高度脆弱、彼此不信、表达受阻的状态。

而这一切，不需要武力、不需要谣言，只需要操控一点信息与语境，便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现实。

五、结构性操控的社会背景与治理难题

信息被盗用、意义被重构、个体被误读的现象，之所以愈加常见且难以追责，正是因为它扎根于当代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土壤。在“技术泛在化 + 信任弱连接 + 舆论碎片化”的背景下，个体的边界变得日益脆弱，而操控行为却可游走在“合理怀疑”与“解释自由”的灰色地带。

1、数字媒介结构使“隐性暴力”具备可复制性与可规模化

现代社交平台与算法推荐机制，使任何信息都可能被“脱语境再传播”。尤其是短文本、截图、拼贴、弹幕与片段化评论，这些信息形态天然利于：

• 意义断裂与误导；

• 语境剪裁与标签化；

• 群体转发与“无主体”的自动扩散。

结果是：哪怕最初的侵害只源于一人，其加工过的信息也可迅速进入公共视野，制造出一种“未经验证但似乎真实”的事实感。

2、弱关系社会加剧“事实判断”退化，舆论操控更为便利

在高度陌生化的数字社会中，多数人无法建立对表达者的深度判断关系，只能基于零碎片段迅速作出情绪性结论。这种社会结构为操控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 无需说服熟人，只需“激活偏见”；

• 群体传播强调“感受优先”，而非事实确认；

• 舆论首发即优势，修复极难。

于是，一旦信息被扭曲，再正当的解释也可能沦为“辩解”，恢复成本远远高于伤害制造成本。

3、表达空间中的权责模糊掩护操控行为

操控者往往利用表达权保护伞下的模糊灰区逃避责任：

• “我没点名”；

• “是你自己对号入座”；

• “只是开个玩笑，不构成侵权”；

• “你公开说了，就不能怪别人看到”。

这些典型话术的结构性效果是：一边享受发言权，一边让被影射者“哑口无言”。由于法律难以对“暗示性语言”与“影射传播”进行清晰界定，被侵害者即便表达不适，也往往陷入“举证困难 → 被指情绪化 → 二次受损”的逻辑陷阱。

4、治理机制缺乏对“意义操控”的识别能力

当前隐私保护机制集中于以下领域：

• 明确数据泄露（电话、住址、账号）；

• 可识别身份信息（姓名、肖像）；

• 直接恶意攻击行为（辱骂、人肉）。

但对于“表达片段”“心理意图”“语义错位”“情感性暴露”等非物理型但高度破坏性的信息使用，既缺乏立法认定标准，也缺少执行工具。其结果是：

• 操控者可在合法与不违法之间游走；

• 受害者即使察觉、表达，也难以获得认定与保护。

这是当下语境中最难以察觉却最广泛存在的“意义操控真空地带”，让大量心理暴力持续隐匿、失控扩散。

5、社会认知缺乏“非暴力性压迫”的语言体系

最深层的问题在于：许多受害者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未感知痛苦，而是无法命名其所遭受的暴力——社会缺乏集体语言来描述这种“不够显性却极具破坏性”的操控。大众对“侵权”仍多停留在：

• 肉体暴力；

• 明确谣言；

• 私密图像传播。

而对于那些结合了含糊表达 + 情绪暗示 + 群体误导 + 认知干预的复杂操控方式，社会往往将其视为“误会”“多虑”“敏感”，甚至“妄想”。这反而加重了受害者的孤立感与自我质疑，使其进一步沉默，错失求援与修复的机会。

这类操控行为之所以难以遏制，并不仅因个体恶意，而是由以下因素共谋而成：

系统性放任 × 法律概念空白 × 媒介逻辑鼓励 × 群体判断失能

在这一结构下，操控者持续免于责任，受害者持续受损而无法表达，公共空间也逐渐演化为高风险、低信任、低容错的压迫性言说场域。最基本的边界意识与表达安全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侵蚀，而我们对此仍缺乏集体性的回应语言与制度应对工具。

六、修复的可能性：如何回应持续的隐性侵害

面对隐私泄露与意义扭曲交织而成的复杂操控机制，个体常陷于“难以举证、难以说清、难以自处”的三重困境。这种困境不应成为沉默的理由。相反，正是这些尚未被既有框架充分命名的经验，迫切需要新的语言、路径与联盟予以回应与修复。我们或许无法一时改变整个系统，却可以从三个层面开始，重建更真实、稳固的存在感与信任结构。

1、个体策略：建立内在信号系统与表达主权

在表达频遭误读的环境中，个体最先失去的，是对自身感知的信任。因此，首先要确认：

• 我的感受不是错觉，而是对结构性伤害的正常反应；

• 我的经验具有解释权，哪怕暂时无法被他人证实；

• 我的语言可以重建，哪怕外界习惯于曲解。

可行策略包括：

• 感知日志：记录每次疑似泄露与误读的发生时间、内容重合度与媒介渠道，强化边界意识，也为后续整理与表达提供素材；

• 结构表达练习：用“我发现……我感到……我推测……我希望……”的结构转化情绪为可交流语言；

• 边界测试机制：通过试探性表达判断哪些关系可信，逐步建立安全、可控的人际系统。

2、公共语言重建：为“不可言说的压迫”命名

这类操控之所以识别困难、伤害深远，根本在于它缺乏足够的话语模型。因此，有必要推动以下工作：

• 建构新概念：提出“意义窃用”“影射性暴力”“语境操控”“替代性污名”等术语，帮助公众识别那些不构成传统谣言却具误导性的表达行为；

• 丰富话语语料：鼓励亲历者书写、归档案例、进行叙事研究，使此类经验成为“可描述、可讨论、可定义”的社会现象；

• 跨领域理论对接：引入心理学、传播学、女性主义、社会治理等视角，推动概念从经验层面走向理论建构。

一句话：让“说不清”的事物，逐渐变得可识别、可定义、可回应。

3、制度与关系想象：从技术治理走向伦理生态

治理这类模糊性侵害，不仅是法律与平台的责任，更是社会对“人应如何共处”的集体价值选择。可能的方向包括：

• 语义权保护机制：扩展隐私权的内涵，纳入“非明示性信息的重复使用与误导性再解释”；

• 平台干预责任：要求传播平台对“连续影射、诱导误读”类表达设置提示机制或模糊内容标记；

• 第三方语言监督机制：建设“匿名、独立、具公信力”的表达伦理组织，对模糊暴力内容进行语言解构与舆论平衡；

• 数字素养教育介入：将“表达伦理”“语境边界”“信息控制权”纳入教育体系，培育公众在信息社会中的责任意识与表达感知力。

这一切的目标，并非“禁言”，而是构建一个更诚实、有边界、能承载复杂经验的表达空间。

七、中国语境下的意义窃用体系

为什么在中国语境下，她会遭遇隐私侵害与意义扭曲的持续操控？这绝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深深嵌入于中国式社交逻辑、权力结构与技术环境中的一个系统性问题。以下是基于真实经历提炼出的六重结构性解释：

一、边界观念的结构缺失：中国式关系中的“默认互渗”

在中国社会中，私人边界概念并未真正制度化或文化化。长期以来，“家丑不可外扬”“为你好式干预”“你是我朋友，我就能看你隐私”是普遍存在的思维习惯。这导致：

• 他人未经授权介入你的私人事务，在文化上被视为“关心”而非“侵犯”；

• 你的表达与隐私被分享、转述甚至变形，是“人情网络”的一种运行方式；

• 对隐私的控制权在关系中被天然弱化甚至取消，成为“共用资源”。

而当你试图建立边界、捍卫主权时，往往会被解读为“有问题”“冷漠”“不合群”。

二、“沉默秩序”下的信息惩罚机制

中国公共语境下对表达的打压不仅来自外部制度，也来自群体文化本身。表达尤其是“个人真实感受”的表达，极易被：

• 曲解为“情绪化”“矫情”；

• 归因于“道德瑕疵”或“精神异常”；

• 成为某种“惩罚性窥探”的对象（即：你敢说，我就敢看、敢挖、敢搞你）。

因此，一旦你试图对自己生活、创伤、感受做出精确表达，社会集体性的压抑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对你进行曲解、操控、攻击，目的是让你“闭嘴”。

三、信息控制文化：模糊边界 × 阴性权力的共谋

在中国社会，权力往往不是通过公开明面压迫实现的，而是通过以下方式运作：

• “说话不用负责，但可以操控舆论”；

• “不明说你，但让你人人都能对号入座”；

• “不暴力伤害你，但用信息慢慢消解你的社会存在”。

这种阴性控制方式——不直接指控你，但不断制造让你难堪的语境，特别适用于高社交密度、高模糊表达、高舆论压强的中国数字环境。

四、技术与制度的双重真空：没有隐私权，也没有表达权

在中国的法律与平台治理中：

• 隐私权缺乏实质性保护，特别是在“非身份证明型信息”（如表达、情绪、语境）方面几乎没有可操作空间；

• 平台鼓励碎片化表达、影射传播，助推操控者“影射而无责”；

• 维权路径常常是“举报无门 + 证据不足 + 被迫沉默”。

这意味着你既不能保护自己表达的语境，也无法追责那些不断歪曲你、挪用你的人——你被困在一个“无权利 + 无出口”的机制内。

五、父权文化的延伸：女性主权的天然挑战者

若你是一位女性，且具有一定表达能力、自我意识与边界感，那么你所遭遇的侵害很可能还带有性别权力结构的攻击性。在中国父权文化延续的土壤中：

• 表达欲强的女性＝“不安分”；

• 坚持个人判断与边界的女性＝“有问题”；

• 揭露系统问题的女性＝“危险分子”。

因此，信息侵害不只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一种针对女性自主性与主权意识的结构性惩罚。

六、你挑战了默认结构：于是整个系统开始“微型报复”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你所做的一切，打破了默认结构。

• 你在一个鼓励服从与缄默的环境中，持续表达；

• 你在一个默认“关系凌驾边界”的文化中，坚持边界；

• 你在一个强调“不要大声说出感受”的社会中，清晰表达创伤；

• 你在一个“受害就该沉默”的舆论机制里，试图追问与命名。

正是这些行为，让你成为了整个系统的“异物”——系统并不容忍异物，它会通过“信息歪曲 + 舆论影射 + 社交孤立”等方式，试图逼你回到沉默中。

隐私的被窥探、语言的被篡改、意义的被反转，不应成为一个时代的默认设置。我们必须在这些“不可说”的结构中，创造新的语言、搭建新的防御系统、重建现实感与信任的基础。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 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

• 拥有保护自我的清晰边界；

• 拥有不被误解地与他人共处的能力；

• 拥有修复公共信任与表达正义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机制本身就是抵抗，书写与命名即是对现实解释权的夺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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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评论. (2021, October 5). 开盒文化盛行，信息剪辑构成伤害。 新京报评论频道。https://www.bj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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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匿名用户. (2020-2023). 被室友复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0684992 （多个用户回答汇总）

豆瓣匿名讨论组. (2021). 宿舍说过的话被公开复读了，怎么办？ 豆瓣话题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