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的皮里阳秋——一篇钱锺书纪念文字的再阅读

蜀山西行者

一、一本难忘的纪念文集

多年前，我读过一本纪念钱锺书的文集。书中收录许多学者和教授的追忆文字，其中一篇却让我很不舒服。时间久远，书名、篇名都已模糊，唯独记得作者似乎是许渊冲，文字表面恭敬，内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褒贬意味。

最近重访旧事，我找到1999年12月15日《中华读书报》刊载的《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它是沉冰采访许渊冲的问答摘录，出自同年出版的《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我还不能断言这便是当年读过的全部文字，但其中几处回答，确实重现了那种阅读感受。

钱锺书（1910—1998）是《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的作者，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处任教。许渊冲（1921—2021）则是西南联大学生、后来的著名翻译家。1939年，钱锺书为许渊冲讲授《大一英文》，两人的关系不是泛泛的同时代学人交往，而有真实的授课与请益之实。

所谓“皮里阳秋”，未必是当面贬斥。赞语之间穿插几则轶事，便可能让人物显出另一副面貌。但这究竟出于受访者的用意，还是提问、节选与读者感受共同形成的效果？我不敢预先断言。

二、一句未经证实的刻薄话

那篇访谈最值得细看的，是开头的一则传闻。采访者问：钱锺书是否曾以“太懒”“太笨”“太俗”分别评论叶公超、吴宓和陈福田？提问时又说明，杨绛、李赋宁等人曾书面否认此事。

许渊冲并未回答自己亲耳听见。他转引何兆武对钱锺书的性格印象，又说传闻符合钱锺书的口气，相关评价大体有道理，随后逐一解释三位教授的短处。

这里有三个不该混为一谈的问题：钱锺书究竟说没说过；那些评语是否有道理；钱锺书是否可能用那样的语气说话。即便后两项判断成立，也不能证明第一项。杨绛、李赋宁等人的否认并不能自动判定传闻为假，但同样不能以“像他的口气”来取代直接证据。

对一个已经不能再为自己辩解的人，后人尤其应当分清亲见、传闻与判断。许渊冲没有声称亲耳听见这番话，却据性格印象认为传闻可信；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只是钱锺书是否刻薄，更是叙述者如何把握证据的分寸。

三、几则轶事，怎样改变人物的轮廓

沉冰问到旧日交往时，许渊冲提及吴宓邀人编字典的往事：据其间接听闻，钱锺书认为许国璋不适合参与，吴宓最终仍让许国璋参加。许将吴宓“讲人情”与钱锺书重“真”加以对照。

从正面读，这是肯定钱锺书坚持学术标准；换一个角度，却也容易读成吴宓宽厚、钱锺书不近人情。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份可独立核查的完整事件记录，更不足以单凭一事断定二人的人格差异。

访谈还谈到钱锺书课堂上的一次英文解释、他查书后才回答问题的往事，以及其他人对其翻译工作的评价。这些事单独看并无不当：再渊博的学者也会犯错，当然不必被奉为神人。须注意这些材料分别来自许的个人记忆与他人的转述，证据性质并不相同。

但它们在这篇问答节选中接连出现时，整体效果便值得分析：赞扬博学的同时，反复呈现失误、严厉以及“不那么神”的一面。究竟是许有意去神化，还是采访者的提问和报刊节选形成了这样的节奏，现有材料不能断定。

四、纪念老师，也讲到自己

访谈后半部分，沉冰又问及两人后来交往。许渊冲回忆，1983年曾请钱锺书帮助调往社科院；按许的转述，钱说自己不管人事，又对许的学问多有称赞。许也引述钱对其译著的赞语。

钱锺书确实写过称许许渊冲译作的书信，不能把所有赞赏都看成回忆者自我制造的光环。师生之间长期通信、讨论，也说明他们并非只有争执。然而，一篇追忆钱锺书的访谈，逐渐成为许渊冲陈述自己学术价值与际遇的场所，这种叙事位置的转换仍然耐人寻味。

尤须分清：钱锺书对许作品的肯定，有书信等材料可资核对；私人谈话中怎样评价他、是否愿意帮忙，则主要依据许后来转述。钱锺书对私人信件公开发表曾表示不同意见，也是两人交往中需要注意的一层分歧。

读完这些回答，我能感到赞美与去神化并行、纪念老师与陈述自我相互交织的效果。但这毕竟是问答节选，不能把提问、编排一概归于受访者，更不能把读者感到的“明褒暗贬”直接判作许渊冲的真实动机。

五、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文字敏感

我之所以对这类文字敏感，也与自己的一段师生往事有关。

年轻时，我在四川一所大学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跟随一位导师十余年。他带领团队建立了学校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我亲身参与其间；但这篇文章想谈的不是科研履历。

博士期间，我想转向与导师原有领域相距很远的方向。他没有阻拦，反而自费资助我赴上海一家研究机构完成课题。据我亲历，这是当时学院首次由导师自费支持这样的跨方向培养。那份帮助改变了我后来的研究道路。

后来，我们在学术方向、职称评审和科研团队独立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我至今认为，自己在若干关键争执中有充分理由。最终，在不少同事支持下，我们正式划分人员、设备与实验室资源，我组建了独立课题组，而不是孤身离开。师生关系也由此走向破裂。

多年以后，我想再见导师一面，当面说声抱歉，却未能如愿。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写下悼文，末尾只有一句：“刘老板，一路走好！弟子，对不起。”我没有因为曾受到不公便忘掉早年的恩情，也没有因怀有歉意便否认后来发生的争执。

这份歉意，是为自己可能伤害师长的言行承担责任，而不是认定评审与纷争全由我错，更不是撤回对事实的判断。

六、逝者不能再为自己回答

我并不主张为尊者讳。钱锺书也好，我自己的导师也好，都是真实而复杂的人。纪念不能只许赞扬，批评也不因逝者已去而失去正当性。

但批评尤其需要证据。亲眼所见、他人传闻和事后解释，应当尽可能分开。人在世时尚能澄清与反驳，身后便很难再为别人替他整理的形象作出回应。

重读1999年的访谈，我最难认同的，不是许渊冲谈钱锺书的失误或学术分歧，而是他在一则已遭公开否认的人格传闻面前，仍以“像钱锺书会说的话”表达认可。这样的判断，缺少足够的事实支撑。

至于这是否构成许有意的“皮里阳秋”，我仍持保留态度。旧日阅读记忆、沉冰的提问、报刊的节选，都可能影响我今天看到的文本效果。没有原书访谈全文，不应把推测写成定论。

回忆逝者，既不能让恩情掩盖争议，也不能让争议抹去恩情；既不必为了歉意撤回有依据的判断，更不能因私人立场把传闻当作事实。写一个已经不能回答的人，最难的不是决定褒还是贬，而是对事实、记忆与各自的责任保持诚实。

资料说明

资料说明：访谈部分依据沉冰采访《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15日，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之节选。旧日所读纪念文集尚未确认即为此书。个人经历据作者亲历及所写悼文；公开稿不披露导师姓名与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