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人類學的靠近：João Biehl《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

我屬於起源的一部分，不只是語言的起源，還是人的起源⋯⋯我代表的是人的起源。

卡塔莉娜從社會安全網中墜落了。
讓她墜落的是國家錯誤的健保政策、血親在生活掙扎與關愛之間拉扯的無奈，於是卡塔莉娜墮入人類語言編織而成的地獄、成為祭品，這是「被棄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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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中國家的低收入勞動家庭，常可見到家庭對於不公義的命運論。過去的台灣、東亞、拉美，都可見到此般論述。越是無力抵抗不公義的人們，越是會被說服這是命運，一種人們看不見、卻強而有力的論述，這論述會將被棄之人他者化、物品化，政府無視或無力解決，從早年的台灣的龍發堂，到作者筆下的生命療養院，都蘊含類似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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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被拋棄的男女除了身上的傳染病、寄生蟲，以及靜默的苦難，他們幾乎毫無生產力，但正因如此，他們成為了教學用的角色。他們的社會性死亡是一種對未來的負面印象，於是到了最後，這些負面印象成為了其他潛在公民的教材；更理想地說，是為某種特定『公民身分概念』的出現打好基礎。

我們該如何保持觀看的距離？或是，我們是否該保持距離？ 社會性死亡，成為一種教材，一種警告，一種對「理想公民身分」的負面投影。他們的身體不再是生命的證據，而只是社會訓練的輔具。我們是否曾經也如此看待他人？是否曾經在新聞報導裡，以安全距離凝視悲劇，慶幸那不是自己？是否曾用他人的不幸來教育孩子、慰藉自己？人們習慣將「命運」扁平化，而非去追問背後的權力結構。於是，我們的同情變得廉價，行善變成道德炫耀，他人的死亡對我們來說都是獵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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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被一種聯手創造出的『常識』排除在外，她逐漸被一種『致死』的語言及其力量所包裹，而此力量就這樣將卡塔莉娜及其話語轉變為一種死去的客體。

身為人類學家的作者，將卡塔莉娜作為民族誌的材料。某種程度來說，她也是作者的客體。相異於客觀觀察者的角色，作者選擇了「戰鬥人類學」的方式貼身介入，讓卡塔莉娜由客體回到主體存在，奪回語言與身體。卡塔莉娜、以及其所代表的被棄者團體，透過作者的「民族誌」拿回聲音，拿回書寫，拿回卡塔莉娜最心心念念的，與社會的「聯繫」：活著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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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 Ruth Behar 《傷心人類學》的易感、李維史陀《我們都是食人族》的冷靜克制，卡塔莉娜的存在與作者的介入，同時作為書寫者與被書寫者，卡塔莉娜自己編篡的「字典」，也成為觀者閱讀的媒介。這樣錯綜的觀看方式，透過「書寫」與「材料」的介入，重塑卡塔莉娜的經驗與當下、異常與日常。卡塔莉娜的存在就是對國家、政客、社會、對家庭神話的終極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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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被非人化、被過度施以藥物，但仍有些什麼在她身上揮之不去——那是再也無法放下的生命鬥志。而我透過卡塔莉娜的身體語言意識到、但卻沒問出口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得死掉，才能讓你們了解，活著是怎麼一回事？

生命存有最終以如此廉價的方式被隨便埋葬，我們只有在人們死後才記得他們曾活著。醫療診斷、藥物治療，成為剝除個人身份的儀式、不斷服藥的生命、身體的死亡化。在任何社會狀態中，人類連結被一層層剝削直至肉體消亡，而RIP這個幾乎成了預錄哀悼的自動短語，反而顯得輕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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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必須承擔社會產出」，人們將此視為「常識」基礎，違背規範便被視為異常。卡塔莉娜違背了常識，家人丟棄她、醫生診斷她，沒有人聆聽卡塔莉娜的身理痛苦，直到作者介入並找到基因根源的疾病事實。明明十幾年來卡塔莉娜無數次描述自己身體的病痛，卻都被視為精神疾病的幻象；卡塔莉娜被剝奪話語權，所有人都期待她只發出被「馴服」的聲音，除此之外，誰都不願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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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從不想解決問題，只想解決人。我們對他人疾病的蔑視，可以代表任何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輕慢。我們如何看待疾病、理解疾病、面對疾病，都顯示出我們的社會有多成熟，或多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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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當人的權利。他們想要的就是當人，而人們想要把這種可能性從一個人類身上奪走。

卡塔莉娜最終離開了身體的病痛。她所說的「我代表的是人的起源」不只是瘋言瘋語，作者在最後記下了一段故事讓人動容，也讓卡塔莉娜那一抹微笑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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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攝影師發現很難替卡塔莉娜拍人像照，因為她的頭老是動個不停，還想擺出模特兒的姿勢。攝影師請作者跟她說請她盡可能保持不動，直視相機，「保持自然就好」，而作者也這樣說了。作者對卡塔莉娜表示，「攝影師希望可以捕捉到妳獨一無二的樣貌⋯⋯也就是說，他在找到對方的靈魂前是不會罷休的。」但沒想到，卡塔麗娜回了這句：「但要是到了最後，他只找得到自己的靈魂呢？」接著，卡塔莉娜露出了那抹最終被捕抓下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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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莉娜的存有被書寫證實，被閱讀證實。她的靈魂在字典裡跳動，我們透過閱讀見證了她的存在、與她產生聯繫。不再是社會性死亡，也不再只是藥療性存有；卡塔莉娜是被棄者，但是在她書寫的字典中，她從未將自己遺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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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何其有幸，見證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