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自己的語法：當代藝術的語言幻象
如果語言先於觀看，那語言自身的幻象，又該如何被觀看？
這次，我打算沿著這條語法陷阱般的提問，延續我上次在《如果語言先於觀看，攝影還剩下什麼？》的思考。那篇文章因為寫作方式引來不少朋友的關注與回應，而我也逐漸意識到：許多困擾我們的問題，其實並不限於攝影領域，而是根深蒂固於整個當代藝術語境中一套系統性的語言機制。
特別是在自述文本與展覽話語的系統性使用里，我們不知不覺已經學會了一套語法——一套看似開放進步、實則非常封閉的話語訓練體系。
於是，我想重新提問：
當藝術家被要求說明自己，當作品需要通過語言才能“成立”、才能被理解、被接受，我們到底是在創造語言？還是只是學會了怎麼說話？
在今天的當代藝術世界里，語言不僅是創作的延伸工具，更成了策展制度、身份政治與語境合法性的主要入口。藝術家不再只是創作作品，也必須學會“說明自己”——一種必須具備語法正確、邏輯清楚、立場明確的語言操作。這種語言的標準化不僅體現在展覽文本與學術話語中，更在藝術家自述里以“誠懇”、“自省”、“脈絡清楚”的面貌出現。然而，這樣的語言真的是自由的嗎？還是，我們早已集體陷入了某種語法的幻象？
維特根斯坦曾反復強調，許多哲學問題其實是語言問題，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誤用了語言”，或說，被語言誤用了。他在早期著作《邏輯哲學論》中相信語言有其邏輯結構，能夠映照世界的本質；但到了晚年的《哲學研究》，他轉而懷疑這種信念，主張語言的意義來自使用，而非邏輯形式，並指出許多哲學困境，其實是我們“被語法誤導”的結果。於是他寫下那句著名的判斷：“我們陷入自己的語法之中。”這句話原本是對哲學語言困境的診斷，但在我朋友老郭看來，也正好可用來描述當代藝術語境的語言困局：我們不再被思想限制，而是被一種看不見的語法訓練所限制。
這種語法不是語法書上的主謂賓結構，而是一種文化體制內部所形成的語言習慣與言說期待，是一種經過精緻訓練的語言遊戲規則。它告訴你該如何談論你的身體、你的歷史、你的地緣、你的創傷、你的父權、你的殖民經驗與反殖民立場。它讓人學會如何說話，卻未必鼓勵人思考說話這件事本身。
更關鍵的是，這種語法訓練不只是對藝術家單方面的規訓，而是一整個體系的共同參與與維護。策展人需要這種語法來撰寫“具備當代性”的展覽計劃，批評家依賴它來進行“有社會責任感”的評論，學術與資助機構更是以這套語言為標準來進行分類、歸檔與甄選。於是語言的幻象變成了一場集體共謀：沒有人強迫你說什麼，但你若不這樣說，便進不了這個語境。這正是當代藝術語境中最無形卻最強效的語法控制。
正如我在《我反對的是標準化敘述》一文中指出的，我反對的是這種語言的標準化敘述。不是因為它們不誠實，而是因為它們太誠實——誠實地反映了一整個系統如何訓練藝術家說出“對”的話、交代“清楚”的脈絡、完成“合法”的自我定位。語言在這裡不再是一種思考的延伸，而是一種行政手段，是展覽與機構得以分類、轉譯、歸檔與資助的格式。
你可以說它是一種安全的寫法，也可以說它是一種制度性的操練。它要你有身份、有位置、有理由、有關聯、有脈絡。它不問你為何觀看，只問你觀看的正當性夠不夠。於是，藝術家的語言越來越像履歷、像申請信、像保證書，而不再像一段正在摸索的話，或一個還不確定該不該說出口的念頭。
這其實也是我一直反復琢磨的問題：那些看似誠懇、反思、有脈絡的語言，其實往往是一種語法的訓練成果。它們並非不真誠，而是誠實得近乎機械——語言在這裡，不是經驗自然長出的聲音，而是一種配合制度運作的語氣模擬。藝術家學會了如何用正確的方式說話、怎麼引述自身身份、如何標示創傷與再現經驗，但說出的不再是經驗，而是經過格式化的語句模組。語言成了進入展覽與學術系統的通關密碼，而不是來自創作現場的未定之語。
因此我們看到：藝術家自述變成公式，策展人語言變成模板，展覽文本常常變成一種政治正確的語言變體，而學術討論則像是在玩一場詞彙積木遊戲，堆疊著那些聽起來理應具有解釋力的詞語——流動性、非線性、後人類、酷兒身體、主體裂變、空間重構、還有不知道從哪本期刊翻出的“符號再索引化”。這些術語的頻繁出現，有時更像是在參加一場語言模擬考——你知道該用哪個字開頭、哪個詞接尾、哪些詞彙能證明你不是門外漢；甚至連語氣詞都在測試你是否說得夠當代、夠意識形態、夠乾淨利落。彷彿這不是表述，而是一場入場門檻的筆試，你若停頓一下、說錯一個詞，整段語言就會像沒打好格式的履歷，直接被刷下去。
維特根斯坦在晚年放棄了早期對語言與邏輯的追求，而轉向對日常語言使用的觀察。他發現人們在語言中並不總是邏輯清晰地表達思想，反而經常是在重復、模仿、借用語法來“看似說出些什麼”。他稱這種語言狀態為“語法的迷惑”：語言使我們誤以為自己在說話，實際上我們只是進入一套習慣化的語法框架中，被語言牽著走。
今天的當代藝術，正處於這樣一種語法迷惑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在批判權力、在再現經驗、在反思歷史，但我們是否真的還在產生新的思想？還只是在一個看似進步、實則可預測的語言場里進行格式化的話語重組？這種語言的幻象，是對藝術最深層的背叛——它讓我們相信語言可以無限解釋世界，卻忘記了語言也會構築出一個讓人無法逃出的牢籠。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這套語法迷宮已經不只是歐美藝術學術圈的問題，它通過出版物、教育體系、國際資源與評審制度迅速向全球傳播，使得許多非西方地區的藝術家與策展人不再說出自身語境中的語言，而是說出一種“可以被翻譯、被理解、被認可”的語言。
這種語言不是殖民語言，卻是殖民後的語言；不是暴力的命令語言，而是慷慨的語法誘惑；它不強迫你說，而是讓你在自我審查與語法訓練之中，自願地、機敏地、熟練地進入一個看似自由的話語體制。它要你說出你的傷痕、你的邊界、你的重構，它甚至歡迎你批判它——但必須用它的語法，按照它的節奏。
這是一場語言的幻象，也是藝術的幻象。語言不再是開啓經驗的鑰匙，而是進入系統的密碼；藝術不再是敘述無法言說之物的努力，而是語言遊戲的再生產機制。
維特根斯坦說：“我們陷入自己的語法之中。”我們不妨在這句話後加上一個問號：那麼，我們是否還能離開？
我本來想寫“也許我們需要的，是語法之外的語言行動”——但這句話看起來也太像一篇藝術基金計劃書里的核心命題了。所以，換種方式吧：
也許我們只是需要，有一天，在完全沒有準備的狀態下，讓某個句子自己掉出來，像夢里醒來那樣，還沒來得及包裝、沒來得及翻譯，也沒來得及想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哪種理論。就像一個小孩突然說出一句陌生語言，或者一位工人順手寫下的字條，語義混亂卻帶著現實的氣息。只有在那樣的語言之中，我們才真正靠近藝術本身——不是靠近語言中的藝術，而是靠近藝術中尚未被語言收編的可能。
當然，也不排除這整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個語法表演秀。誰知道呢，也許我只是用另一種語法，模仿了我所批評的語法，就像夢中人喃喃自語，還未清醒，就已跌入了下一層語言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