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点耽美文，为什么判那么重？

多达两三百名在“海棠文学城”网站上写耽美小说的作者，日前被兰州警方跨省抓捕，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事实上，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纯粹“用爱发电”，辛辛苦苦码字，也没赚几个钱，而他们的创作梦想大概率就此破灭，人生也为之改变了。

在这一波风暴中，最让人困惑的点也在这里：很多人不明白，写点“男男之间的情情爱爱”怎么就犯法了？就算是“小黄文”，有必要判那么重吗？如果判罚依据是牟利多少，那为什么无偿写作的也要被严厉查处？

去年安徽绩溪警方就曾打击了一波耽美文学作者，不止一位被判刑四到五年。更早之前的2018年，写耽美小说的“天一”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当时就引起了“写小说比强奸判得更重”的质问，太多人无法理解并进而质疑量刑标准。

正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兰州警方的行动是“远洋捕捞”，张丰在《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中说：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不难看出，在他眼里，耽美小说和其它文学创作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是一些作者写给有特定需求的读者看的，不理解为何因此获刑，只能解释为这些年轻人好欺负。

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这是一种基于个人权利的市场逻辑（有市场需求，作者有权写，读者有权看，只要没伤害他人就不应被惩处），然而警方开展行动的治理逻辑却不是这样。

简言之，这在意的既不是什么“市场需求”，也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捍卫社会道德秩序——有没有人利益受损、创作者牟利了多少，那都是次要的，因为这种家长制心态真正担心的是“有伤风化”，让社会上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的大众受了不良影响。

也就是说，它其实假定个人是不具备独立自主能力的，易于被“带节奏”，因此必须“防微杜渐”，在不良倾向稍有冒头的时候就加以严惩。之所以要重判，与其说是根据实际的罪责确定，倒不如说是作为一种杀一儆百的公开教育，吓阻更多人效仿。

要理解这种治理逻辑，仅仅着眼于当下的耽美文学是想不通的，因为这根植于儒家社会的政治传统：捍卫道德秩序是大家长重中之重的职责，任何“不洁”的危险苗头，都必须掐灭在摇篮里。就此而言，文学创作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那并不被视为作者的自由表达，而首先得符合社会要求——“文以载道”最看重的既不是市场需求，也不是文学价值本身，而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在清朝就曾被多次禁毁，因为在卫道士眼里，大观园里那群少男少女的情爱，也是冲击礼教的“淫词”。

清人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记载当时法令：“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也就是说，除了“有裨礼教”的正能量书籍之外，其余歪门邪道，概行禁止，良民就得一门心思读圣贤书。

既然如此，那么“淫词小说”不管牟利多少，都要严厉打击。实际上，《大清律例》中甚至都没提到“牟利”，只说一律禁止：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内政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处罚在有些方面比现在更严厉：创作、印刷、售卖都要判刑，甚至买来看的读者也要处以杖刑，而现在耽美文的判罚基本只处罚作者；然而有些方面清朝却远比现在宽松：大不了也就是三年徒刑（而强奸罪严重者可被判处绞刑乃至斩立决），不像现在写耽美竟可判处十年以上。

更关键的一个差别是：清代所谓“淫词”的界定和当下大异其趣，对“同性之爱”并无什么禁忌。费侠莉在深入研究后发现，清代的“医学文献并未将任何形式的性行为或性欲对象视为病态”，换言之，同性之间产生情欲是“正常”的。苏成捷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也指出：

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从未禁止过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事实上，在清代或之前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中，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及女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遑论对其加以禁止。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所守卫的道德秩序是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同性之爱”只要无碍于这一点，那就没人在意。《红楼梦》中也有贾宝玉和秦钟同性之爱的暧昧描写，但那些卫道士之所以抨击它“淫词”，却不是因为这一点。

虽然我们现在或许觉得将《红楼梦》看作色情文学本身就很荒诞，但道德标尺的问题就在于其模糊性：到底怎样才算“淫词”，取决于你的道德尺度。

和清代相比，现在的耽美文学乍看是“情色”，但背后的社会心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清代的男性同性恋小说诸如《品花宝鉴》之类，大抵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但现在的耽美小说，却是“女性写给女性看的”。

这些年耽美小说之所以兴起，其深层次的社会动因是女性的觉醒：她们有了和上一代不一样的主体性，拒绝成为被男性凝视、支配的客体，而渴望一种更为平等的亲密关系，但在现实中却发现无法得到。

在这样的苦闷中，所谓“BL”（boy's love）的耽美小说就成为一条出路：因为两个主角都是男性，女性就免除了被男性支配的恐惧，反倒可以更自由地欣赏这份亲密互动，满足自己的情感濡养。

之所以有那么多耽美小说创作者都是家境困苦的女生，我猜想原因也在这里：这些新一代的娜拉醒来发现无路可走，正因为她们的处境比一般人更为窘迫，周遭的男性更为不堪，她们对异性恋也就更难抱有期待，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敏锐的感知和逃离现实的冲动，此时，耽美小说就是她们的乌托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创作者就算没什么收入仍然愿意不断去写，因为那首先出于她们内在的冲动。

起初，这或许被看作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小众趣味，然而当它吸引了越来越多受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社会影响时，那就不一样了。尤其当女性权利意识兴起、不婚不育观念盛行，耽美几乎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危险的不良引导，至于你的“情感濡养”？那根本不是上位者考虑的事。

自去年以来耽美小说作者接连被刑处，可以说是一个转变的信号：在治理者看来，那种“风气”必须要加以扭转，以免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后果——那才是他们更警惕的，相比起来，强奸案通常“只是”对个人的伤害。这种视角在意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社会秩序。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耽美文学之所以兴起，正是因为新一代女性感受到的苦闷，源于年轻人的结构性困境，仅仅对它重拳出击，并不能消除那种社会心理，让他们乖乖地去谈婚论嫁，相夫教子，一辈子谨守正能量价值观，反倒是在堵死了这个出口后，让一些人越发绝望了。

真正的正能量，是要让年轻人有活路，能自由舒展，才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