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記憶：那場我不曾出席的祭典

青春時代，群體總有一種強迫症，試圖透過某種一致性的行動，來定義「我們」。那種被要求共享的狂熱，對於不適應群體的人來說，往往像是一道道強迫穿上的虛假共鳴。

我厭惡群體，幾乎沒有所謂的集體回憶，只有反集體記憶。

從小，因為成績好，頻繁地被推上台參加演講比賽。從國小到國中，鎂光燈對我而言從來不是榮耀，而是刑場。我自知能力有限，卻被架在那個位置上，每次都在計算逃離的時間。畢業典禮前，老師再次詢問我是否願意朗誦，我幾乎是本能地推薦了其他優秀同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拒絕」是一個如此令人愉快的選擇。

從那之後，我徹底拒絕出席任何屬於我自己的畢業典禮。高中時，我對全班宣佈：「我在教室幫忙顧書包。」這不過是一個隨手抓來用以切割的理由，沒人反對，也無需深究。其實，高三整整一年，我都是用這類藉口逃避升旗。從小學開始，那種強迫性的集體站立、被迫參與的儀式感，總讓我感到生理性的噁心。

大家熱衷參加救國團的健行，我也曾跟著去了中橫與南橫。白天徒步時，路還在自己腳下，節奏尚能由自己掌控，但每當夜晚來臨，康樂活動就是另一場災難。在眾人被煽動出集體情感、圍著火堆歡唱的時刻，我只感到一種徹底的抽離。

若說青春有什麼符號，絕不是那些被群體賦予意義的集體活動。

國三到高一那段日子，我的青春埋藏在瓊瑤與三毛的文字裡。我試著寫詩，將那些不被群體理解的思緒，一個字、一個字地謄寫在收集來的書籤背面。那些書籤，是我唯一的領地。它們不具備群體的傳播力，也沒有要被誰看見的必要。它們輕薄、靜謐，卻承載了我全部的內在重量。

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被標籤化的集體記憶，而是這些私密的、低聲的記錄。

我追求的是在集體喧囂之外，那種乾淨的、屬於個人的孤獨。這就是我的集體記憶：關於如何精確地、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最無關緊要的理由缺席那些「青春儀式」，然後回到我的書籤與詩行中，在那裡，我才真正地擁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