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利用普通人的愤怒？

一、从“公民不成熟”到仇恨生意

当政治走向极端时，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解释：普通选民知识不足、容易冲动，也不懂复杂政策，所以还没有能力参与民主。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另一端，一批贩卖仇恨的网红又会对失意的年轻人说：你并不弱，只是女性、移民、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或所谓全球精英夺走了本应属于你的一切；只有我们敢告诉你真相。

这两套话语看起来完全相反。前者公开贬低普通人，后者声称要唤醒和赋权普通人。但它们最终建立的是同一种权力关系：先利用人的无力感，再削弱其独立判断，最后要求人把注意力、忠诚、权力乃至金钱交给某个自称掌握答案的人。

二、不能要求愤怒的普通人成为政策专家

民主能否正常运作，不能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前提上：普通人在生活受挫、利益受损、长期感到无力和不被尊重时，还必须压住愤怒，持续学习经济学、移民法、能源政策和国际制度，最后独立完成严密的政策评估。

这对任何人都太难了。普通人还要工作、生活和照顾家庭，没有义务成为兼职政策专家。愤怒又会压缩人的注意范围，使人更加需要明确的原因、责任对象和行动出口。理解真实世界的多重因果与长期后果，需要时间和认知资源；而“一个敌人、一项措施、立即解决”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理解。

因此，当简单粗暴的政治解释赢得支持时，不能只追问选民为什么不够理性。更应该追问的是：政府有没有解决造成愤怒的现实问题？专业机构是否值得信任？媒体能否把复杂问题翻译成清楚而诚实的语言？政党能否提供既可执行又能让普通人理解的方案？政治谎言与治理失败是否会带来真实的问责？

民主本来就依靠认知分工运行。普通人不必亲自验证桥梁结构、药物安全或银行资本充足率，他们需要的是可信的专业机构、可以理解的信息，以及能够监督、替换和追责这些机构的制度。如果一个民主制度只有在大多数人长期保持冷静、博学和高度警觉时才能避免灾难，首先说明的不是人民“不配”，而是这个制度的信息传递、治理交付和防错机制设计得不够好。

当然，愤怒能够解释人为什么容易接受简单答案，却不能使仇恨、集体归罪和放弃他人权利自动变得正当。选民仍需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但承认个人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制度责任全部转嫁给个人。

三、“公民不成熟”如何替权力卸责

“人民素质不够，因此不适合民主”最大的逻辑问题，是它把因果关系倒置了。

一个社会中的公民如果缺少公共讨论能力、政治知识、组织经验和制度信任，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长期缺少真实的政治参与，信息不能充分流动，独立组织和公共协商空间不足，权力也不需要向公众解释和负责。人们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参与、判断、合作和承担责任，随后这种经验的缺失却被用来证明他们永远不应该获得参与机会。

这就像不允许一个人学习游泳，再以他不会游泳为由，证明他永远不应该下水。

民主能力并不是某个民族与生俱来或者永远缺失的“素质”，而是在参与、试错、教育、组织和制度保障中逐渐形成的。用缺少民主实践造成的结果反过来否定民主，只会形成一个封闭循环：因为人民没有经验，所以不能参与；因为不能参与，所以永远不会拥有经验。

这套论述对不受监督的权力尤其方便。治理失败不再意味着制度需要改革，而被解释成人民“不值得”；权力无需接受监督也不再是问题，而被包装成对“不成熟人民”的必要管理。普通人的现实困境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成了继续剥夺其判断权和参与权的证据。

四、仇恨网红如何把真实困境变成商品

网络仇恨生意走的是另一条路，却抵达相似的终点。

许多年轻男性面对的困难并非虚构：孤独、亲密关系挫败、就业不稳定、身份焦虑、缺乏生活方向，也不知道在旧有性别角色松动之后，怎样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成年人。仇恨网红首先准确识别这些痛苦，然后完成三次替换。

第一，把复杂问题替换成单一敌人。就业、住房、教育、亲密关系和身份危机不再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而被归咎于女性、女权主义、移民、犹太人或者某个无所不在的“精英集团”。

第二，把成长替换成支配。真正的成长需要工作能力、关系能力、情绪承受力和稳定的自我，但网红提供的成功标准往往是财富展示、强硬姿态和对女性的控制。只要看起来足够有钱、足够冷酷、足以支配别人，就被包装成“真正的男人”。

第三，把公共问题替换成个人消费。青年人需要的原本可能是就业机会、职业教育、社区支持、心理服务、平等而真实的关系，以及一种不以支配为核心的男性价值；最终得到的却是课程、会员、补剂、劣质商品、投资软件和所谓致富捷径。

仇恨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也是商业漏斗的入口。真实痛苦产生失控感，单一敌人提供解释，群体身份制造归属，阴谋叙事切断外部信任，网红由此成为唯一可信的导师，最后再把依赖转化为流量和消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机构将这一循环概括为：愤怒推动互动，互动获得算法放大，更多注意力又意味着更多广告和商业收益。澳大利亚 eSafety 专员对 manosphere 传播机制的说明

五、能够说出痛苦，不等于能够解决痛苦

无论是“公民不成熟”的政治论述，还是贩卖仇恨的网络生意，它们最有效的地方都在于：它们并不从完全虚假的问题开始。

前者可以指出谣言、短视、冲动和群体极化确实存在；后者也可以指出一部分年轻男性确实孤独、迷茫，在教育、就业和亲密关系中遭遇挫败。问题发生在随后的逻辑偷换：真实问题存在，不等于某个人提供的原因解释正确；原因解释部分正确，不等于其解决方案有效；能够描述痛苦，更不等于因此就应该获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信任。

骗子有时甚至比负责任的人更善于识别痛苦，因为痛苦正是他的市场入口。负责任的解决方案必须承认限制、说明成本、等待效果并接受检验；操纵者只需要告诉你：我知道是谁害了你，而且只有我敢替你解决。

判断一个政治力量或网红是否真正帮助普通人，因而不能只听他如何描述普通人的痛苦，而要看他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受众的现实能力，受众是否因此变得更加独立，他是否允许自己的主张被检验，以及建议失败后究竟由谁承担后果。

六、一种通过羞辱服从，一种通过虚假赋权服从

“公民不成熟”的论述告诉人们：你无法理解政治，因此不要要求参与。仇恨网红则告诉年轻人：学校、媒体、女性和普通社会都在欺骗你，只有我们掌握隐藏的真相。

前者要求人们公开服从；后者表面上鼓励反叛，实际上先把人从公共知识和现实关系中隔离出来，再让他服从新的网络权威。它提供的不是独立，而是一种定向依赖：不要相信其他人，但要相信我；不要被社会控制，但要订阅我的频道、购买我的课程、使用我推荐的软件；不要做“羊”，却要成为我的顾客和传播节点。

许多极端政治运动、封闭团体和商业骗局都使用类似的方法：先摧毁一个人原有的信任网络，再把自己设置成唯一可信的信息入口。一个通过羞辱取消人的判断资格，另一个通过虚假赋权劫持人的判断过程。话术不同，终点都是判断权的转移。

七、普通人承担后果，操纵者获得利润和权力

这种关系中还存在极不对称的利益分配。

网红煽动青年男性仇恨女性、犹太人或其他群体，但关系破裂、社会孤立、暴力风险和现实污名主要由追随者与被攻击者承担；网红获得的则是流量、广告、会员费和商品收入。纪录片 Louis Theroux: Inside the Manosphere 所呈现的网红声称能向年轻男性提供成功的“捷径”，却把男性价值与财富、支配和厌女观念捆绑起来，并把由此获得的注意力转化为课程、会员和生活方式商品。Netflix 对纪录片的介绍、Women’s Aid 的回应

政治煽动者也可以鼓励公众攻击某个替罪羊，但错误政策造成的失业、贸易损失、社会冲突和制度破坏，往往由普通人承担；领导者却可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更集中的权力和更弱的监督。

更值得警惕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有时反而会损害操纵者的利益。一个拥有稳定自我、现实能力、良好关系和独立判断的年轻人，不再需要每天观看仇恨内容；一个拥有组织能力、信息权利和问责渠道的公民，也不再需要某个不受监督的权威永久替他作主。操纵者需要的未必是问题消失，而是受众持续痛苦、持续愤怒，并持续相信只有他能够提供答案。

八、民主真正需要提供的，不是更多训诫

面对这种现象，正确的回应不是要求愤怒的普通人先完成自我教育，也不是一边承认社会问题，一边把最简单、最有力量的语言全部让给煽动者。

更现实的目标，是让人在不成为政策专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看到：问题确实有人承认，政府确实正在处理；方案的代价可以听懂，执行过程能够监督，结果可以核验，失败有人负责；最会煽动愤怒的人也不会因此自动获得无限权力。

这要求制度同时完成几件事：解决造成愤怒的真实问题；让专业机构重新值得信任；把复杂政策翻译成清楚但不虚假的因果关系；为重大决策设置公开目标、时间表和独立评估；并守住司法、媒体、选举和基本权利等不能被短期情绪取消的底线。

民主的任务不是把每个人训练成专家，而是使人们在有限时间、有限知识和真实情绪中，仍然能够作出不至于被轻易劫持的选择。

九、结语：谁在利用你的无力感

“人民不成熟，因此不配参与”是在说：你不够好，所以你应当继续被管理。

仇恨生意则是在说：你本来很强，只是敌人夺走了属于你的一切；把注意力、忠诚和金钱交给我，我帮你夺回来。

一个通过羞辱建立服从，一个通过虚假赋权建立服从。它们共同的机制是：先利用真实的无力感，再提供便于传播的错误解释；先制造敌人与归属，再要求人们交出判断权；最后把本应导向制度改善、公共建设和个人成长的能量，转化为少数人的权力、流量和利润。

因此，面对任何声称自己“终于说出了真相”的政治人物或网络导师，最值得追问的也许不是他是否准确说中了你的愤怒，而是：他的方案是否真的让你更有能力、更自由、更能判断和行动？还是让你更加愤怒、孤立和依赖，并让他因此获得了更多权力和收入？

真正的赋权不会要求人永久依赖一个领袖。真正的公共治理也不会把人民的困难变成人民不配拥有权利的证据。它们最终都应该把判断力、行动能力和现实生活重新交还给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