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灰燼中說出名字：天津港爆炸之後的事

序言：關於記憶與遺失

本文最早完成於2017年12月。那時，我剛從天津回來，帶著數十段錄音、一沓筆記本、幾百張照片，心中尚存著記者應有的責任與衝動：我要寫下他們的故事，寫下那些沒有名字的死者，那些在走廊裡痛哭的母親、那些為「身份」奔走的遺孀、那些還抱著希望等待電話響起的父親。

我以為，只要把這些故事寫出來，他們就能被記住。

三年後，2020年，我重新抵達天津港。

這是一場個人的回訪，也是一種試圖「確認」的旅程——確認記憶是否依舊存在，確認這座城市是否為那場災難留下了痕跡，確認我當年見過的人是否還在等待答案。

我去了那間旅館，那裡曾住著失聯消防員的家屬，如今早已人去樓空；我再次站在爆炸核心區的外圍，那裡已經建成了一個人工湖與環保生態園，沒有石碑，沒有解說牌，只有風輕輕吹過，仿佛一切從未發生過。

我也試著聯繫一些當年的採訪對象，有的人換了聯繫方式，有的人拒絕回應，有的人說：「別再提了。」

那時我才明白，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一直記得；記憶，本身也是一種特權，一種不被壓抑的自由。

這份報導後來被我封存了三年，不是因為我遺忘，而是因為我懷疑：這樣的書寫，還能改變什麼嗎？它是否只是徒增疼痛？是否只是讓某些創口難以癒合？

直到爆炸后的第五年，我才決定重新整理這份文字。不是因為我找到了解答，而是因為我相信，在這個被迅速更新與遺忘的時代，唯有不斷重述，才能對抗被消音的命運。

這是一份遲到的報導，也是一場長久的哀悼。它不是追責書、不是紀念碑，而是一次關於人、制度、記憶與尊嚴的誠實對話。

願這些寫下的名字，不再被遺忘。願閱讀它的你，不只是旁觀者。

第一章：第一批進場的人

2017年冬天，我第一次走進天津港附近一間曾安置過消防員家屬的賓館。爆炸發生已過去兩年多，裡面早已不見當初的布置，只有牆角一塊舊膠布殘留著手寫的黑色標號，據說當年是新聞發布會臨時指引用的。

那天的天氣很冷，一位母親帶來一疊塑膠封好的紙張，裡頭是她自己列印的名字清單。「那時候我們站在門口，把這些名字舉起來，讓記者拍。要不他們連名單都不肯唸出來。」

她的兒子，是第一批進場的消防員之一。

關於那天晚上的現場，我是透過倖存者的口述、家屬的轉述，以及其他記者拍攝的現場影像一點一點拼湊出來的。

「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那是危化品火災。」劉斌，當時26歲，是四大隊的一名消防員，也是少數倖存者之一。他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語調平靜，幾乎聽不出情緒。那種聲音，是經過太久的自我說服之後，才學會的堅定。

他說，2015年8月12日晚上10點50分左右，他們接到出警指令，前往瑞海公司倉庫。現場火勢並不算兇猛，隊員們按照平時訓練的流程鋪設水帶、打水。「我們以為就是一場普通的車輛或堆貨起火。」他說。

「第一盤水澆完，我就回車上取第二盤。就是這個動作，救了我。」他低聲補充。

爆炸發生的瞬間，如今只能從他們的片段記憶中還原。

「那種聲音像是什麼……像是整個天塌下來。」另一名倖存者王元後來說。他是四大隊的成員，在火場裡抬出過幾名傷員，也差點沒能跑出來。

「我記得當時對講機裡傳來一句話：『情況不對，大家先撤。』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些話我在採訪本子上重複抄了很多次。我不在場，卻不斷被逼近那個時刻。

倖存者劉斌描述當時的場景：衝擊波把他整個人掀起三米遠，落地時耳朵裡全是嗡鳴。他趴在地上，滿腦子只剩下一個念頭：「完了，要死在這裡了。」

那天晚上，第一批到達現場的包括天津港消防支隊的一、四、五大隊。根據家屬後來的整理，僅五大隊就派出了25人，後來無一生還。那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消防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事故。

我無法忘記一位母親的講述。她說兒子最後一次出警前，還在用QQ語音跟家人聊天：「媽，這應該是個小火災，放心吧。」

聊天結束十幾分鐘後，朋友圈出現了他最後的照片：穿著消防服，站在火場前，手持水槍，瘦削的身影像是在對抗什麼龐然巨物。

「他還能發朋友圈，表示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火。」母親說。

爆炸發生前一分鐘，有隊員喊出「撤」，但已經來不及了。火場爆炸如火山般吞噬了現場。附近隊伍趕來支援時，發現對講機裡的所有呼叫都再無回應。

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起：第一批進場的港口消防員是否有受過化學品火災的處理訓練？

當時的天津市公安消防局局長回答：「不太清楚。」

我記得聽到這句話的家屬氣得哭了出來：「他們連名字都沒有，怎麼會有訓練？」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消防員多數是由天津港（集團）聘用的合同制員工，並非公安編制，待遇低，訓練時長短，有的人剛來三個月，有的人還在實習。

其中一人叫董澤鵬。那年他19歲，來自河北蔚縣，來隊裡才3個月。那晚他沒穿作戰服，穿的是日常迷彩。他的叔叔後來說：「那麼大爆炸，穿什麼都沒用了。」

還有李長興，如果不是那次出警，他三天後就能結束實習，回老家領技校畢業證。他的姐姐哭著說：「他那麼小，連煙都不會抽……就那麼去了。」

我寫下這些時，總覺得自己像在看著一場反覆播放的慢動作影片。一個個年輕人穿著不合身的消防服，站在火前，臉上甚至還帶著些許興奮。他們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也沒人告訴他們那是什麼樣的火。

他們不是烈士。那時候，他們甚至沒有名字。

只有一個個手機，在宿舍的床頭亮著閃著，電話一通一通打進來，卻永遠不會有人接聽了。

第二章：沒有名字的消防員

他們說他們來自編外，但從未想過，連死亡也是編外的。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聽一位母親說起「名字不在名單裡」這件事。她語氣裡沒有哭腔，只有一種低沉的、如同日常生活被靜默摧毀後留下的刺痛感。

「他們出了任務，死在火場裡，卻不在名單裡。那我們算什麼？我們是誰的家屬？」

爆炸發生後的前三天，官方公佈的死亡與失蹤名單中，沒有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隊一、四、五大隊的多數隊員。他們是最早抵達現場、最早進入火場、最早失聯的一群人。

而他們的身份，只是合同制消防員。

中國的體制，將消防員分為兩類：一種是隸屬公安編制，擁有正式身份、固定待遇、烈士資格；另一種則是由企業直接聘用的「專職消防員」或「合同工」，法律地位模糊，訓練參差不齊，保險多為勞務外包。

天津港的消防隊伍，就是後者。

一位來自港口公安系統的內部人士說得很直白：「他們說是消防員，其實就是臨時工，這邊缺人就招聘一批，訓練幾個月後就上崗了。年齡小、成本低、聽話。幹不下去的自己會走，願意留下的就慢慢留下來。」

我問，那誰來負責他們的安全？

對方沉默了幾秒，低聲說：「這些事，爆炸前沒人問過。」

我見過那些孩子的訓練照片。二十多個年輕人，在大雨中赤膊做俯臥撐，臉上沾著泥，卻還帶著笑。他們的訓練標準嚴格：三千米跑步、高空索降、操作德國曼水罐車、攀四層樓梯、著裝換氣、救援演練……一項也不少。

可那畢竟只是訓練。他們沒有受過化學火災應對的系統訓練，沒有識別危險品的標準手冊，也沒人告訴他們，氰化鈉遇水會產生爆炸性氣體。

在火場前，他們只知道怎麼打開水閥，向火噴水。

記者曾問及天津市公安消防局長周天：這些港口消防員當晚的應對是否得當？有無誤判？

他的回答是：「我不清楚他們的情況。」

不清楚——因為這些消防員不屬於天津市消防總隊。他們不是體制內的人。哪怕在出警當晚，他們也沒有報告權、指揮權、甚至無法進入統一的通信頻道。

他們穿著和編內消防員一樣的制服，出警、救火、衝進火場。可當他們倒下的時候，他們的家屬卻要努力證明：他也算是消防員。

2015年8月15日，爆炸發生後的第三天，許多家屬在天津市政府新聞發布會場外拉起橫幅：「還我兒子！」有的家屬手中拿著名單，有的拿著兒子的照片。

他們要的不是撫卹，也不是烈士稱號。他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連一個名字都沒有。

後來，媒體才陸續披露：天津港消防支隊實際屬於天津港（集團）有限公司，與公安體系無關。支隊成員的工資由港口公司通過外包公司發放，用工合同大多不完整，甚至有家屬說：「從來沒見過什麼合同，只知道每月發錢。」

一位消防員的姐姐回憶：「我問弟弟你們工資怎麼發，他說是現金。我說你們怎麼還發現金呢？他說就是這樣。」

那時有一種極端的荒謬出現在輿論場上：孩子們已經死了，但他們的死在制度上無從歸類。

「他不是正式消防員，不能列入犧牲名單。」

「但他是第一個衝進火場的。」

「是，但沒編制。」

有一位家屬對我說，她跑遍了十幾家醫院，沒有人接待她，也沒有人知道「天津港公安消防支隊」是什麼單位。

「我看到其他正式消防員的家屬都有對接人、有接待安排、甚至有心理輔導。我們什麼都沒有，連去醫院都要自己開口問，還被人攔下說『你是哪裡的家屬？你有證明嗎？』」

最終，這些名字在官方的英烈名單中一一補上，但那時距離爆炸已過去數月。沒有任何一紙聲明能修補那段時間裡的羞辱與無助。

烈士的稱號來得太遲，而「烈士」這個詞對家屬來說，也太遙遠了。

「我們不要什麼稱號。」一位母親說，「我只想知道，他最後是怎麼死的。」

我記得在一次採訪結束時，某位消防員的妻子對我說了一句話：

「他們不是不夠英勇，是不夠合法。」

那是一種無法反駁的荒謬，像某種命運的黑色笑話。

他們拼命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消防員——哪怕只是合同工、哪怕只是臨時編制。他們想站在隊伍的前面，想讓母親驕傲，想讓女朋友說一句「你像軍人一樣」。

但在他們倒下的那一刻，他們甚至連一個統一的墓碑都沒有。

這些人的故事，如今逐漸消散在一座「修復完畢」的城市裡。但在那些曾舉著名單、跑遍醫院、向記者遞資料的母親眼中，他們從來都不是無名之人。

他們只是活在一種，不許他們有名字的制度裡。

第三章：五大隊的消失

有時我在深夜醒來，腦中仍會出現一排整齊的床鋪——每張床上手機都在閃爍，電源插頭還插著，螢幕亮起又暗下。那些手機正在等待被接起的那一方，但沒有人回來了。

天津港消防支隊第五大隊，是我採訪過程中聽得最多的一個名字。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有名，而是因為他們——一整隊人，全數失聯。

25人出警，2人確認死亡，23人無人生還。

在災難調查報告裡，他們是一串數字；在新聞發布會上，他們是「尚未核實的失聯人員」。但在那群在事故發生後趕到天津的父母眼中，他們是：

「我的兒子、我的丈夫、我的弟弟。」

2017年冬天，我第一次走進家屬曾聚集過的那間賓館時，已不見往日擁擠的場景。只剩幾位仍留在天津等待名單更新的家屬。他們之中，有人仍在四處奔走想為兒子爭取烈士認定，有人則選擇默默帶著遺照回老家，把兒子的名字刻在自家牆上的祠堂木牌上。

那時我心中湧現一個念頭：一整支消防隊「不見了」是怎麼可能發生的？

直到我翻閱資料、拜訪家屬，我才明白，「不見了」不是爆炸造成的，而是制度讓他們慢慢從記錄中蒸發。

胡樂，21歲，五大隊的班長。他原本可以不在場。

7月底，他在演習中手部擦傷，被送回家休養。爆炸前三天，他吵著要回隊。「媽，我必須得歸隊，最近隊裡忙，缺人。」沒人勸得住他。

8月12日晚，他出現在隊友的朋友圈裡。照片中，他穿著消防服，高高舉著水槍，身後是燃燒的火場。「他還能發朋友圈，說明他還不知道那是什麼火。」他母親後來對我說。

22:50接警，23:20爆炸，整個過程不到一小時。
他再沒回來。

齊吉旭，18歲，是隊裡年紀最小的孩子。爆炸前，他還在用QQ語音和爸爸聊天，語氣輕鬆，問外甥為什麼還沒睡。快結束時他說：「有任務要出警，就是一個小火災。」

一位家屬後來告訴我，他們去宿舍收拾東西時，看到床上整整齊齊疊好的被褥，手機們都還在充電，螢幕一個接一個亮起，卻再沒人來接。

那個畫面深深地刻進我的腦海。它不是死亡的畫面，而是生活的中斷：一通未接來電，一次沒有打開的午餐盒，一把放好的牙刷。

趙飛和喬鵬，是五大隊中唯一找到遺體的兩人。他們的屍體被找到時，已被燒焦，幾乎難以辨認。

喬鵬的姐姐在醫院裡拿著身份證、家屬證、血樣，站在太平間門口問：「我只是想確認他是不是我弟弟，我不會鬧的，我只是想知道。」

那時官方名單還未公佈她弟弟的名字。

我曾經問過自己，為什麼要把這麼細節的畫面寫下來？是不是太沉重了？是不是太殘忍？

可如果不寫下來，他們會被忘記得太快。

我知道這個社會擅長快速恢復：受損的樓被修好，標語換上新的，爆炸點變成了人工湖，社區裡貼著「歡迎回家」的橫幅。只有家屬，還停留在那一晚。

有人說這是「史上最慘烈的一次消防員傷亡」，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一場沒有預兆的消音行動。

他們的死不是無聲的——爆炸那晚，蘑菇雲升起，火光照亮了半個天津——但他們的身份卻是無聲的。

「我們家孩子不是逃兵，他是第一個衝進去的，可現在連名字都沒被說出來。」一位母親說。

那天她帶著照片在新聞發布會外等候，直到被警察勸離。

五大隊的家屬們說，直到今天都沒有收到一個明確的調查報告。沒有解釋為什麼他們是第一批進場的，卻沒有防護。沒有解釋為什麼化學品沒標明，為什麼滅火指令沒有通報危險。

他們只能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寫下：
「2015年8月12日，22:50，出警。」
「23:20，爆炸。」
「之後，沒人回來。」

採訪告一段落後，我一度覺得自己無法繼續書寫。

因為五大隊的消失不只是消防隊的消失，是一整套體制的默許與沈默。

這些年輕人，本該在兩年後領證、談戀愛、存錢買房。但他們的生命卡在了一場「普通火災」的錯誤判斷裡。他們不是戰死於戰場，而是被困在不告知、沒權問、沒有名字的崗位上。

我曾試著用「犧牲」來形容他們的死，可越寫越覺得不對——犧牲應該是自願的，應該是被尊重的。

而他們，只是沒被告知真相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離開天津時，一位父親送我到車站，他語氣平靜地說：「這些孩子，就像一個按下送出鍵的簡訊，發出去了，卻永遠沒有人收到回覆。」

我望著窗外灰濛濛的海邊，想起那些手機，那些被子，那些名字。

五大隊沒有一個人活著回來，可我們應該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說出來。

他們不能再被省略了。

第四章：遲來的回音

2017年我到达天津的时候距離爆炸已過去兩年又三個月。街道上沒有警戒線，新聞早已不再報導這場災難，出租車司機一邊轉動方向盤一邊說：「那事啊，都過去了。」

可我很快明白，對某些人來說，那一夜從來沒有真正過去。

在濱海新區的一間出租公寓裡，我見到劉治強的母親。她從河北蔚縣趕來，帶著兒子的身份證、警用頭盔的合影、還有一張皺巴巴的技校畢業證書。

「你說，他學的是風力發電，為什麼最後卻死在了氰化鈉的火場裡？」

她聲音不大，卻一句比一句紮實。我沒法回答，只能靜靜坐著，把她的話一字一句寫下來。

「他是自己想來的，他說想要一份正式的工作，像當兵那樣。」

她說這句話時，不哭不笑，像是在說一場已知結果的命運。可我知道，這不是命，而是一場制度默許的消失。

苑旭旭，1996年生，爆炸前三天最後一次給媽媽打電話。

「他沒說什麼，就是反覆叫我保重身體，說要照顧弟弟妹妹，還說最近新聞裡說拐賣孩子，我得小心。」

他最後一張QQ空間的照片是8月12日當晚7點33分發的，配文是：「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那句話後來被媽媽寫在手機桌面上，她說：「我怕自己忘了。」

我曾在旅館的樓道裡聽到家屬的爭吵，有人說「我們得找律師」，有人回，「律師有用嗎？死都死了，還能怎樣？」

然後是一段長長的沉默。那不是普通的沉默，是一種被拖延、被掩蓋、被冷處理後的絕望。

有人來天津找兒子，卻不知道爆炸已發生三天。沒有通知，沒有電話，連新聞都是村裡人用「小鍋」看央視後告訴她的。

她搭了十三小時的大巴，在天津站問了三個人，才找到港口的方向。來的路上她只帶了兒子的照片和一盒血糖儀，想讓兒子按時吃飯。

她說她一直不願相信兒子死了。

「他那麼小，又那麼怕熱，他不可能去那麼熱的地方。」

還有一對夫妻，兩人都在四大隊，一個是消防員，一個是護士。爆炸當晚，丈夫在火場，妻子在距離不到兩百米的隊部宿舍。他沒來得及說話，她來不及逃走。最終兩人都罹難，腹中五個月大的孩子也沒能留下來。

我記得這對夫妻的家人說：「我們希望他們走得體面一些。」

他們用「體面」這個詞，就像在說：請讓他們在死後保有一點人樣。

我越寫越沉默。因為你會發現，在制度面前，這些生命的價值可以被輕易拆解：編制、合同、轉正與否、烈士申請流程、保險認定標準、是否符合「公職身份」……

一位父親問我：「我兒子上火線了吧？死了吧？救人了吧？那為什麼不能算烈士？」

我答不上來。

有些母親說：「我們沒想要多少補償，只想讓他們承認我兒子是消防員。」

這是多麼微小的願望。但他們得用兩年的時間，一紙一紙地跑文件、打電話、找媒體、寫陳情信，為的只是一句話：你兒子是個消防員。

這讓我憤怒。

不是因為這些家庭沒得到夠多，而是因為他們被如此精確地計算為“例外”，如此乾淨地從公共記憶裡抹除。

這不是偶然的遺漏，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安靜排除。從一開始，他們就被安放在可犧牲的位置。

採訪結束時，有位母親將兒子的名字寫在紙上遞給我。她說：「你別改名，也別寫化名。我們怕你寫完也不能發，萬一真的發了，就讓他用自己的名字出現一次。」

我點頭。

那是一種無聲的授權，也是一種最卑微、最尊嚴的請求。

我曾在火車上重複念那些名字：董澤鵬、劉治強、苑旭旭、張素梅、薛寧、胡樂、李長興、楊偉光……

他們大多出生於1995到1997年之間，和我一樣的年紀。他們進入消防隊時，懷著某種對城市的嚮往、對制服的崇敬、對成為「有用的人」的渴望。他們沒有條件上大學，也沒有背景能進體制。他們選擇了火，選擇了衝鋒，選擇了這樣一條「聽起來體面」的路。

可他們不知道，這條路的盡頭是沉默，是推託，是不承認。

我寫下這些，不是為了告慰他們，而是為了告誡這個社會：

當一個人死了，連名字都不能被寫出來，他不只是死了，他是被取消了。

第五章：爆炸的代價，誰在掩埋

我是在查不到任何官方報導的情況下，第一次試圖了解瑞海物流公司的結構。

不是因為新聞寫得不夠，而是因為——新聞已經不見了。

2015年8月，爆炸發生後第三天，記者們瘋狂地查詢瑞海的工商登記資料。那是一個短暫的、像是氣孔打開的窗口——天津市政府維護的企業資料庫重新上線，登記顯示：公司由李亮與舒錚兩人持股，年紀輕輕，且均無明顯商業經歷。

「看起來不像真正的老闆。」一位我认识的調查記者朋友曾這樣對我說。

果然，當我们聯繫到舒錚，他的回答是：「只是幫朋友代持股份。」

這種人被稱為「白手套」，專門替無法出面的權貴充當法人代表，為公司洗白背景。問題是：那個不能出面的人，是誰？

記者們追查得越深，阻力也越大。

根據我與數名當年參與調查的記者交談所知——

• 有人在調查中被「上級約談」，要求「調轉報導方向」；

• 有人在機場被便衣攔下，筆記本與錄音機被扣；

• 有人原本拍好的爆炸現場照片，被編輯部要求刪除；

• 有人發的報導三天內「全網清零」，甚至連工作也保不住。

而其中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

「你要理解，這事不能查到底，不是我們的錯。」

我曾經設法從另一個方向重建瑞海的權力結構。當我試圖連結到港口公安系統的內部人員，對方反問我：

「你知道這倉庫是誰批的嗎？你知道它離居民區只有600米嗎？你知道最早是誰放行這批貨的嗎？」

我一一回答：「不知道。」

他冷笑了一聲：「你會知道的，但你什麼都不能寫。」

許多答案其實就在那裡，只是不准我們問，不准我們說，不准我們記。

後來，《財經》的報導提到，一位名叫董蒙蒙的人是瑞海真正的「實控人」之一。他的身分是——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長的兒子。

這讓整件事更加荒謬，也更加無解：

是港口公安局的兒子控制的公司出了事故，而港口公安局下屬的消防員，衝進火場殉職。

這不是悲劇，這是黑色笑話。
這不是巧合，這是共犯結構。

當我在2017年試圖向幾位政府工作人員詢問調查進度時，有人說：「當時已經抓了幾個高層，依法追責了，還想怎樣？」

但根據公開資料，所謂的「依法追責」包括：

• 瑞海副總經理被判6年；

• 倉儲主管被判5年；

• 一位基層安全員被判3年。

而真正的管理層與政治保護傘，沒有一人公開出庭，沒有一人對家屬說過一句話。

這樣的「追責」，更像是一場戲，一場制度向自己交差的戲。

我採訪到一位家屬，他告訴我他找過當地法院、信訪辦、民政局，最後只收到一張公函，上面寫著：

「此事已妥善處理，建議停止不必要的上訪行為。」

他搖著頭說：「這就叫處理了？」

我問他：「你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他說：「我要知道誰讓我兒子死的。」

我見過一張照片，來自已經被掩蓋掉的一篇記者報導裡。

照片裡，一名消防員坐在焦黑的地面上，手裡抱著一根燒焦的水管，臉上是塵灰與淚水混合的痕跡。他看起來不像英雄，只像是一個快撐不住的孩子。

而這張照片，從主流新聞裡消失了。
和所有真相一樣。

我開始質疑：「真相」這兩個字是否還值得追尋？

我知道這問題是危險的，可當一個社會連追問的通道都不再打開時，「真相」不過就是權力允許你知道的那部分事實。

更可怕的是，當記者被禁聲、家屬被隔離、資料被下架時，人們會開始懷疑自己：

「是不是這事真的沒必要再問了？」
「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是不是過了這麼久，應該放下了？」

不。不能放下。不能不問。

我寫這一章，不是為了重建企業背景，不是為了技術性地分辨過錯責任，而是想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誰讓他們死的？

不是哪種化學品，也不是哪個失誤的操作，而是整個允許這樣的倉庫違規存在、讓消防員不知情地上火線、然後再迅速抹去記錄的結構與權力網。

這才是造成傷亡的根源。

爆炸五週年後，有媒體走訪事故現場，發現承諾中的紀念碑依然不見蹤影。

原本的爆炸核心區，如今已成為一座「海港生態公園」。空曠的草坪、人工湖、花壇整齊劃一。沒有任何一塊石碑，沒有任何一句文字提及那一夜。

那是一塊被刻意清洗記憶的土地。

當我把這些寫進筆記時，我想起一位家屬曾說的話：

「我兒子死了，我也哭夠了。我現在就想問，他的死能不能讓別人活得清楚一點。」

但這個社會，從來不擅長記得。它只擅長刪除與重新命名。

瑞海公司的倉庫不見了，地址變了，樓盤更名了，住戶回遷了，災難過去了。

一切如常。只有名字與答案，至今無人說出來。

第六章：紀念與遺忘之間

五週年那年，我再次回到天津港。

是夏末，風從渤海吹來，潮濕、鈍重。我摘下口罩，呼吸迎面吹來的風，我站在原本爆炸發生的那一片區域，腳下是剛鋪不久的草皮，周圍圍著嶄新的鋼製圍欄，幾輛灑水車正來回灑著人工湖的邊緣。站在這裡，聞不到焦味，也聽不到當年的哭聲。一切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問附近的保安：「這裡是不是當年爆炸的地方？」

他愣了一下，搖頭：「不知道，我來得晚。」

他二十來歲，大概是2018年才開始這份工作。他不知道也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整個公園裡沒有一塊石碑，沒有一句話，甚至沒有一張照片能提醒人們：這裡，曾經炸死過165個人。

我走到一塊人工湖旁。這裡據說正是當年爆炸的大坑所在。

原先政府承諾在這裡建一座「海港英雄紀念碑」，記下那天殉職的消防員與無辜民眾的名字。但五年過去了，這個承諾像其他的話語一樣，飄散在重建工程的清單之外。

我不禁想，為什麼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總是如此擅長蓋樓，卻不擅長蓋碑？

家屬們沒有被邀請來參與任何紀念儀式，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的儀式。他們只能在各自的城市、各自的家中，獨自守著那一個日期。

我聯繫上一位家屬，問她：「你們有打算去現場看看嗎？」

她說：「我們問過，但現在都不讓靠近那塊地了。說是危險區，還在整治。」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這種說法。明明早已規劃成生態公園、樓盤已經入住、商場正在營業，卻偏偏對家屬說：「你不能來，這裡不安全。」

他們要的是一次抵達真相的機會，而城市給他們的，是一道道藉口，一堵堵牆。

我繞了一圈，在公園正南側看見一塊巨型宣傳牌，寫著：「團結一心，重建家園」。

這句話我在幾十份新聞稿裡見過，是官方反覆強調的主調：這場災難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被恢復的，甚至是一種城市精神的驗證。

可我心裡想的是——如果我們不能記住死去的人，我們到底在重建什麼？

這是中國災後政治最令人心碎之處：它鼓勵「面向未來」，卻不允許「面對過去」。

「不要再問了，日子還要過下去。」
「事情都過去這麼久了，還提它幹什麼？」
「要顧全大局，你這樣會給政府抹黑。」

但真正的抹黑，是不說話。

真正的侮辱，是把人的名字省略掉，把他的死當成數字，把紀念變成不准公開的私人行為。

我想起2015年，一位母親在爆炸發生後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將兒子的名字印在一件白色T恤上。她說：「我怕大家都忘了他，這樣穿著，他還能在街上走一走。」

五年後，我在見到她，她仍在穿那件衣服，只是字跡已經淡了，邊緣起毛球。她說：「這是我唯一還能做的事了。」

作為一個紀錄者，我開始思考：如果我們不能寫碑，那我們是否能用書寫本身，留下記憶？

我不知道這樣的紀錄是否有力量。但我知道，我不再想做一個「只聽不說」的觀察者。

那天離開公園時，我再次經過爆炸點附近的住宅區。五年前，一戶戶窗戶全碎，如今玻璃已修，牆面粉刷一新。樓下有孩子在玩滑板車，空氣裡飄著燒餅和冷麵的味道。

我承認，這樣的生活氣息令人欣慰。但我也知道，它不是代價的正當化。

人們總說：「生活還要繼續」，但從來沒有人說：「記憶也要延續」。

我們失去了什麼？

不只是生命、家園、資料庫，而是失去了一種集體記憶災難的方式。

沒有雕像、沒有名錄、沒有反思的課本，也沒有新聞的年年回顧。只剩一個公園、一片水面，以及那些回不去的名字。

我想，也許這個時代不怕爆炸，不怕記者，不怕母親痛哭，不怕一座城市失眠——它只怕一種東西：

持續發聲的記憶。

這本報導，不是給死者安魂的，它是給活人提問的。

我們是否還記得，那些人是怎麼死的？
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那不是一次單純的意外？
我們是否敢說，這場災難裡，有人逃脫了應負的責任？

這些問題無法印在石碑上，那就刻進我們的句子裡。

因為有些名字，不該被草地蓋過，不該被公園吸音，不該在國家記憶中失聲。

他們值得被記住，即使記住他們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結語：我們要的，不只是烈士

2017年冬天，在我離開天津前最後一天，一位母親在出租房門口送我。那是一個簡單到近乎寒酸的房間，牆上釘著一張日曆，停在2015年8月12日。

她說：「我知道我兒子已經不在了，但你可不可以寫下他的名字，真的名字，不是化名。」

我點頭。

那天晚上我在日記裡寫下來——

「我們能記住的不是死，是名字。不是災難，是人。」

這句話，成了我之後每一次提筆的理由。

在這場災難裡，制度錯殺了人，體制抹除了聲音，然後，它許給活著的人一個空洞的稱號：「烈士」。

可這兩個字真的足夠嗎？

「烈士」是一種殿堂，它把一切失去粉飾為榮耀，卻無法回答基本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死？
為什麼他們沒有足夠的裝備？
為什麼他們不是編制內？
為什麼他們的母親連確切的遺體都沒見到？
為什麼兩年過後，他們仍然等不到一塊墓碑？

這些問題無法被烈士兩字一筆帶過。我們要的，不只是烈士。我們要的，是尊重，是責任，是讓死亡不再如此廉價的制度改變。

我曾問過自己：如果再過十年，這件事還會有人記得嗎？

但或許這不是一個時代該問的問題。真正該問的，是這個時代是否給人留下了記憶的空間。

中國社會從來不缺災難，也不缺英雄的詞藻，它缺的是：誠實地記住傷口的勇氣。

不是為了仇恨，也不是為了永遠哀悼，而是為了讓我們知道：

一個真正負責的國家，不是把死者封為英靈就完事；
而是讓活著的人，不再走進同樣的火場、同樣的命運。

這些年來，我逐漸明白，寫下名字，是一種溫柔的抵抗。

抵抗那種制度化的冷漠，抵抗公共敘事裡對個體生命的蒸發。抵抗「妥善安置」、「依法處理」、「情緒穩定」這類空泛詞語背後對人權的壓縮。

我看到太多家庭不是被死亡擊垮，而是被隱瞞與推諉毀掉。

在一個沒有真相就無法悼念的社會裡，人權，不只是免於被打死的權利，更是知道為什麼自己死去的權利。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切爾諾貝利的悲鳴》裡的一句話：

「不是核能毀了我們，是謊言。」

這句話在中國也成立，不是爆炸毀了這些年輕的消防員，是無知，是命令，是一整套將責任推給命運的體制機制。

你問我：紀錄有用嗎？

我曾經懷疑。但今天我想說，哪怕這些文字無法改變任何一紙決策，它至少記下了那些原本會被湮沒的名字與聲音。

它讓人記得，這場爆炸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不是事故，而是結果。

我們不只是為死者寫，我們是為活著的人留下證詞。

當真相再次沉沒時，這些句子會浮起來。
當下一場爆炸來臨時，或許有人會想起——
曾經，有人用生命提醒過這個國家：
不問的代價，就是再次重演。

他們不是數字，不是列隊的「犧牲品」。
他們是苑旭旭、董澤鵬、劉治強、張素梅、李長興、胡樂、楊偉光……
他們有臉，有聲音，有未竟的戀愛，有寫不完的日記，有想寄出去卻沒寄出的短信。

他們不是烈士。他們是我們，只是生錯了制度，信錯了命運。

我們要的，是有名字的人權，有證據的責任，有誠意的悼念。

我們要的，不只是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