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瑞典大選故事：我眼中的瑞典政治人物（國會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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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

2026年瑞典大選越來越近了，最近幾天一直在和身邊的朋友們聊選舉，聊我眼中的各個黨派的黨魁/發言人，聊我目前所知的關於他們每個人的經歷和故事。今天吃飯的時候和一個目前人在英國出差的瑞典朋友打了兩個多小時電話，成功把他勸回來投票。當然，我目前剛剛來到瑞典兩年，我的手中並沒有選票，只能暗暗做一個觀察者然後靜靜等待下一個四年，但朋友說我給他分享的故事非常有趣，也勸我趕緊寫一寫，也算是以自己的方式經歷這場選舉了。

當然，我確實覺得這八個黨派的九位人物的經歷和性格都特別有趣，之前在閱讀他們的故事的時候，我到底是感受到了太多的張力，這是我寫作這篇文章的動力，目前我還沒調查過中文世界有多少關於他們的資訊，但我想單純的分享一些我知道的內容吧。

當然，我要提前聲明一下，我會盡量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保持中立和客觀，只講我確實知道的事情，但作為S的成員，我的文字可能難免受到自身價值觀與政治立場的影響，也一定會包括一些私人感受。如果你可以接受，那就繼續讀吧！

故事按照我對這些人物的了解程度來展開，不涉及個人偏好。

第一位，人物關鍵詞：矛盾

Jimmie Åkesson（SD/瑞典民主黨）

我想先從Jimmie Åkesson開始寫起的原因其實很簡單，他是我最了解的一位瑞典政治人物。我看過他的幾乎所有採訪，算得上知道他的成長故事和比較關鍵的一些個人經歷。而且我對他的好奇一直以來是遠超過Magdalena的。

如果讓我用兩個字來形容Jimmie的話，我的第一反應是“矛盾”。

我對他的好奇就來自這種“矛盾”，他是反對寬鬆移民政策的人，但他來自Skåne，他的父母出自工薪階層，很可能會在選舉中投S，Skåne整體的氛圍也確實偏紅，但他是SD多年一來的黨魁，他曾強烈反對核電，但現在他是瑞典政壇最明確，最強烈的支持者之一，他甚至比起Ulf Kristersson（M）都更偏向“核電優先”。在我和SSU朋友的聊天中，她們告訴我，Jimmie是目前在任最久的瑞典黨魁，2005年他擔任黨魁的時候，我才六歲。

他的整個人生都是和一個政黨綁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一個人和一個政黨一起長大會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我很好奇政治會怎樣影響和塑造一個人的人生，又或者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如何影響了那些政策的走向，我對他的好奇開始於很多很多年前，早在我來到瑞典之前，或者他的政策對我的人生產生影響之前，這種好奇是對一個人的好奇，和我們立場的不同幾乎無關。

Jimmie出生於1979年，1994年的時候，十五歲的他是Moderat Skolungdom（MSU）的成員，這是一個比較接近中學生的溫和黨青年組織。他加入SD的時候是16歲。

第一個矛盾出現在這。

我讀過他的自傳，那裡，他講了一個非常整齊的自我敘事：他聲稱自己原本接近溫和黨，但他反對瑞典加入EU，他又是強烈的反核電者，和M格格不入，在尋找其他的選擇時候他看到了SD，他知道這個黨的名聲很差，也知道黨主席 Anders Klarström 有極右和納粹背景。真正真正使他下定決心加入的，是 1995 年 3 月 Klarström 下台、前 Centerpartiet（中間黨）的政治人物 Mikael Jansson 接任，讓他覺得 SD 要變成一個「正常的政黨」。

但是，在1997年，他在黨內報紙還講過另一個故事，不同的故事。1994 年選舉前，Sölvesborg 有幾個中學生成立了一個不隸屬任何政黨的小團體，叫Ny Höger（新右翼）。這個團體成立的目的是阻止當地青年中的左翼運動擴張，搞反共宣傳，大量貼海報，1994 年選舉後，一部分人離開 了Ny Höger 去成立 Moderat Skolungdom，但 Åkesson 描述自己留下的那一群把名字改成了Ny Höger Nationalisterna，意思是：新右翼民族主義者。他把自己那個小團體直接稱為一群 unga nationalister，年輕民族主義者。1997 年的他已經在談“限制移民”。

他後來說，主要EU問題讓他找到SD，對移民問題他沒有特別成熟的想法。

至少這和他本來的敘事存在很強的張力。

我知道，政治人物會重新組織自己的記憶。

1998年，在我出生的前一年，Jimmie就已經進入了Sölvesborg 市鎮。2000-2005年，他成為了SDU的領導，2005年，彼時他比今天的我還小一歲，就已經成為了SD的黨魁。直到今天。

2005年的SD是和今天完全不同的SD。帶著極右翼的歷史包袱，並且長期處於政治邊緣。

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SD，就應該理解Jimmie，他是SD當之無愧的“組織史人物”。我們總是對他的觀點好奇更多——彷彿一切問題都可以歸結於移民太多，難民太多。但他的觀點到底來自哪裡呢？

這裡有我眼中的第二個矛盾。

許多許多年前，早在我剛開始學瑞典語的時候，我讀過SVT對Jimmie的採訪，關於他在Sölvesborg的成長時候的不安感，關於移民對他的欺負，關於幫派恐嚇，和他被持刀威脅的故事。

我聽說過一個未經核實的故事，那是從另一個角度的解析，我的一位美甲師說她小時候曾經和Jimmie就住在同一個街區，那裡並非治安很差的街區，移民鄰居對小時候的Jimmie是很關照的，她說，他就只是普通小朋友裡的一個，沒什麼特別的不同，大家給他分享食物，他也吃。

SVT調查過當地的情況，採訪了當地的警察和他的老師，大家對“移民幫派恐嚇”的當地環境並不完全認同，關於他的被持刀威脅，警方沒有找到相關的紀錄。當地人不知道他描述的那個Sölvesborg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相信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世界，我知道我們無法重現當時的情況，也無法得知到底誰在說謊。整個過程裡讓我覺得最奇怪的地方還是一個政治人物的童年記憶是怎麼變成政治世界觀的起源神話的。

上一次我看到這種起源神話的時候，是看金正恩的故事的時候，前幾天我在SVT看到一個記者採訪即將乘坐直升機的Jimmie，說到了金正恩，剛才寫作的時候，我突然閃過了這樣的一個畫面。

一個人的個人記憶有可能是真實的體驗，但是這種記憶和當地的社會，集體歷史可能並不重合，可是偏偏是這樣的故事解釋了整個政黨的意識形態。

第三個矛盾來自十二年前，在2014年的9 月 14 日，SD 得到了12.9%的選票，幾乎把 2010 年的成績翻倍，成為瑞典第三大黨。

那是他從十五歲開始做了二十年的政治工程第一次真正進入權力平衡的核心。但就在選舉前兩天，9 月 12 日，Ekot 爆出了網路賭博事件。Ekot 根據他信用卡交易資料報導，僅僅 2014 年，他在網路賭場投入的金額已經超過 50 萬瑞典克朗，甚至高於他當年作為黨魁和國會議員的稅後收入，有一次數小時內接近損失五萬克朗，Åkesson 一開始說自己和伴侶偶爾一起玩，之前贏了一大筆，所以繼續玩，並不認為有問題。但是 Ekot 訪問完之後，他又主動打電話回去，說記者的問題成了：“一個警鐘。”他開始承認數額確實非常大。

我知道Jimmie並不強烈支持公共服務媒體，我不知道這是否與這樣的經歷有關。

10月17日，他開始因為嚴重的壓力和burnout長期休病假，旅行、壓力、長期想家、媒體環境，以及周圍一切不斷消耗他的身體與心理。Mattias Karlsson說Åkesson夜裡會突然驚醒喊叫，而且心悸嚴重。身邊幾個朋友因為用黑色幽默處理壓力，甚至給他取了外號：Frodo。原因是《魔戒》裡的 Frodo。越接近 Mount Doom，背負魔戒的人就越被消耗。

他們那一代人從九十年代開始一直有一個幾乎不可能的目標，把 SD 帶進國會。2006 沒進。2010 終於進。2014 變成第三大黨。結果越接近成功，Åkesson 本人越接近崩潰。SvD 引述 Karlsson 的形容是，他那幾年幾乎“晝夜不停地工作。”而在他病倒的那幾個月，恰好是 SD 第一次真正握住國家政治槓桿的時候。

當然，關於Jimmie和Björn Söder、Richard Jomshof、Mattias Karlsson 這批隆德時期的人組成的SD四人圈和SD的“去毒化”，關於Jimmie面對的鬥爭，我想這些以後還能再講一講，今天我想講人物故事，這裡我就先不繼續展開了。

Jimmie的整個故事講到後面，我感觸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我感覺他並沒有另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成年政治生涯，或者我不知道他除了政治事業之外還有哪些人生故事。

SD的經歷就組成了他16歲之後的全部，而這個極其老練，甚至有時像個機器的人，其實經歷過巨大的矛盾，巨大的張力，巨大的壓力，也走向過很徹底的崩潰。

第二位，人物關鍵詞：秩序

Magdalena Andersson （S/社會民主黨）

今年我見到過Magdalena兩次，在奧斯卡港和卡爾馬市，她穿著她的淺藍色西裝和深藍色裙子，白色運動鞋，她來奧斯卡港那天本來下了好大的雨，但她上去講話的時候天突然就晴了，陽光底下，她的頭髮閃閃發光。第二日是國慶節，我聽了她的演講。

我為她來到我的城市感到開心，告別的時候我握了她的手，很暖和，我和她說祝她過得好，她說她會的。那時候我剛參加完畢業答辯，回去的路上，我告訴朋友，說真是幸福的一天。

我想既然這是一篇私人文章，那我可以在這裡寫我想寫的所有東西，我可以表達我對一個人的喜歡，我確實喜歡聽她講話，我喜歡冷靜和有條理的表述。

當然，我成為社會民主黨的一員完全出自另外的原因，與這個黨的黨魁是誰毫無關聯。

我對樸素的公平感有追求。在我看來，一個人的教育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障不太應該取決於家庭條件，基本生活條件應該由社會共同托底。人應當互相幫助。我是聽著國際歌和Bella Ciao長大的，我的家庭成員立場基本都偏左，都是工人出身，都強調勞動，能力與責任，相信政府應當把事情辦好。當然，如果政府沒有把事情辦好，如果國家機器沒有正常的運行，我們都會極度失望。我讀Olof Palme的書，讀Med egna ord（用我自己的話）和Politik är att vilja（政治就是意願），對我來說他的離世伴隨著永遠的鄉愁和遺憾。伴隨著無數的拙劣調查，陰謀論和錯誤起訴，直到2020年，才在嫌疑人已故的情況下宣布結案，漫長而混亂的司法過程是一次次在往傷口上灑鹽。

畢竟我們曾經那樣信任彼此。

帕爾梅遇刺當晚身邊沒有任何保鑣，只是和妻子像普通市民一樣步行回家。暴力摧毀了我們開放的社會。而我們剩下的人是黃金時代的遺民，而我在社會民主黨的聚會中仍能體驗到黃金時代的餘音，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仍然相信世界會好的。人的命運可以有差異，但是一個文明社會不應該讓這些差異無限擴大到決定人的尊嚴。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非常自然的走進社會民主黨，而另一些人基本永遠不會被它吸引。

當然，講到這裡就太遠了，但我想說的另一點是，無論我是不是社會民主黨的成員，Magdalena毫無疑問都是一位我非常喜歡的一位政治家。儘管我不覺得我那麼了解她的故事，但我覺得我又可以寫很多。我覺得她沒那麼戲劇。

讓我們回到最一開始所說的“秩序”吧。

我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關於秩序與控制。我剛才說，國家機器應當正常運行，政府應當有能力把事情辦好。社會民主黨行成了一種很強的國家治理傳統：預算，就業，公共機構，社會夥伴協商，Magdalena的氣質是極其符合這個秩序的，一個國家的領導應該保障這個機器正常的運行，保障運行需要一種能力，而不是一種語言。

Magdalena在Uppsala長大，獨生女。母親教授社會科學，父親教授統計學，她從小和母親一起看Rapport，對社會問題的興趣產生的很早。小時候的夢想是當Konsum超市的負責人，因為在她眼中，管理一家合作社商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她是一個極其穩定的人，13和14歲她是兩屆瑞典青少年游泳冠軍，凌晨五六點就經常下水，她有能力把非常枯燥的事情重複完成，完成的極其穩定。這其實很像她後來擔任財政大臣和黨魁時候的風格。大量地準備，數字，紀律和耐力。

這形成了我們現在眼中的她：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大臣和首相——國家機器中的核心位置。在成為大眾熟悉的政治人物之前，她已經在政治後台預備了將近二十年，讀過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甚至走上了博士之路。去過Vienna 和 Harvard，雖然後來一直被實際政治吸引而沒有完成這個學位。

在她的身上其實有兩條線。

1983年，在她加入S的時候，16-19歲的那幾年，正好是Palme第二次執政的最後幾年，1986年，在Palme遇刺的時候，她19歲，已經是活躍的SSU成員。第二年，她成為了Uppsla SSU的領導人物。這是第一條線，Palme時代，1980年代的公平，國際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

而後面，1996年，Göran Persson 剛剛成為首相，Magdalena Andersson 進入 Statsrådsberedningen首相府，擔任政治事務專家（politisk sakkunnig），彼時，她不到三十歲，1998年，她成為了首相府的planeringschef（規劃主任），一直做到 2004 年，這個職位更接近政府中心中關於政策協調和戰略崗位的部分，不同部門要做什麼，預算怎麼安排，哪些改革政策可行，又要做什麼長期路線的規劃。而在公眾認識她之前，她已經在這個政府機器的中心位置工作了八年，她知道這個國家機器裡的每一根管路在什麼地方。

1990年代，瑞典經歷了財政危機。國家財政不能失控，福利國家需要支付的起，高就業和強公共財政是左翼政治的前提，如果財政失敗，那最先失去福利保障的就是普通人。

2006年，在M當選而S敗選，Persson政府下台的階段，她離開了黨政治，去了瑞典稅務局工作。因此她其實有一個瑞典黨魁裡非常罕見的組合，她進入過大型的行政管理層。後來，2012年，Stefan Löfven 接任黨魁以後，把她從稅務局拉了回來，成為了S的經濟政策發言人，14年開始，她一直擔任財政大臣到2021年。

當我們看到現在媒體對她性格的描述時，我們看到他們說她是一個極度準備充分，競爭心很強，不怕衝突，把數字記得非常牢，在談判中很難被逼退的人。國際媒體後來最常給她的外號其實是“bulldozer”（推土機），強硬，直接的推進事情的風格。她相信制度邏輯，所以S中的左翼，工會或者福利部門有時候其實會思考“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真的花錢”。

她其實沒有經歷傳統的黨內奪權，2021 年 8 月，Stefan Löfven宣布在秋季辭去黨魁和首相職位的時候，她就成了唯一獲得足夠黨內支持的候選人。這裡有趣的地方是，她的政治身分很早就形成了，但是她的職業資本主要是在國家治理和經濟政策裡積累起來的。這就是她第二條線的來源，來自Persson時代的財政紀律國家治理和制度可持續性。

當然，還有一段值得進一步講講的故事，2021年11月24日的事情，瑞典憲政史上非常魔幻的一天。

這一天幾乎是可以按小時說的。上午九點，國會投首相，瑞典選首相採用的是一種很特別的消極議會制，不需要多數議員支持你，只要175或以上的人不投反對票，就能通過，當天的結果很有趣。117 贊成，174 反對，57 棄權，1 缺席，反對人數剛好不夠175，Magdalena Andersson 當選為瑞典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100 年前瑞典女性第一次在全國選舉中擁有完整政治權利，然而，直到 2021 年，瑞典才終於產生第一位女性首相。

但是，就在幾個小時之後，下午，國會又投票，投2022 年國家預算。原本的 S–MP （環境黨）政府預算需要 C 和 V 的配合。問題是 V 在談判中得到了一些政策讓步後，Centerpartiet 認為Vänsterpartiet （左翼黨）影響太大了。於是 C 不再支持政府預算。最終勝出的是 M（溫和黨） + KD（基督教民主黨） + SD（瑞典民主黨）共同提出的預算替代方案，Magdalena 本人其實準備接受。她當天明確表示，即使自己的預算輸掉，她也可以治理國家。她認為反對派預算雖然改了一些東西，但並沒有改到政府完全無法執行。這其實還挺像Magdelena的反應的：預算不是我理想中的，但我算過了還能運行，那就繼續吧。可是Miljöpartiet 不幹了，他們說：我們不能作為政府成員，執行一份由 M、KD、SD 推出來的預算，於是MP宣布退出政府。但問題是，上午國會批准 Magdalena 時，議員批准的政治前提是：S + MP 联合政府。現在下午變成了只有 S。按照當時的憲政慣例，政府組成發生重大變化以後，她認為自己應該重新交由議長處理。於是 Magdalena 請求辭職。議長接受，於是出現了那個世界媒體都很喜歡的標題：Sweden’s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resigns hours after being elected.

準確的說法是，她第一次獲國會選為首相的資格只維持了幾個小時，但並沒有真正開始領導一個完成交接的新政府。

五天後，11 月 29 日，议长重新提名 Magdalena。這一次她明確宣佈：我要組成一個純 S 的單黨少數政府。投票結果是173 個反對，75票棄權。根據同一個規則：173 < 175。所以她再次通過。11 月 30 日完成正式政府交接後，Magdalena Andersson 正式成為瑞典首位女性首相。於是，她也創造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紀錄，即同一個人五天內兩次被國會選為瑞典第一位女首相。

按照正常的政治傳播邏輯，這本來應該是一場有點丟臉的首秀，第一位女首相，上午當選，下午預算失敗，聯合政府夥伴退出，自己辭職，可以被塑造為難以控制局面，但是事情沒有這樣發展。

我想，可能其中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Magdalena 原本已經有很強的公眾人格，她是一個很難被搞慌的人，情況如果發生了變化，那好，我們按照制度再走一次，辭職，重新投票，繼續。五天之後再來一次。

人可以用穩定和制度化的形式處理一個戲劇化的事件。在我看來，她有競爭性，但是未必有很強的個人勝負欲，她相信“我負責這件事情，那我會對這件事做充足的準備，它應當可以成功。”

她是在上一屆國會任期最後一年才接班的，而不是在贏得一次大選之後開啟完整四年任期的人，她完成的是Löfven 那一屆政府剩下的任期。而在2022年大選中，S本身的表現其實相當不錯，但問題是右翼陣營剛好多出來了三席，她的黨變強了，但能支持她繼續當首相的陣營失去了多數。

我們很難假設一個沒有到來的未來。我們知道的事情是從2021年11月30日到2022年10月18日的四個半月裡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俄烏戰爭全面爆發、瑞典改變了兩百年來的軍事不結盟傳統並且申請了NATO、能源危機和通貨膨脹隨之到來。如果2022年不得結果不是那樣的話，我們可能會迎來一個她的完整的四年任期。

瑞典加入NATO確實是一個當時讓我很震撼的事情，它教會了我一件事：當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時候，如果原有方案不再是最好的，那就需要重新評估和修改。沒有什麼是非要確切不變的。

我記得敗選之夜Magdalena 的表現，她的態度是：社會民主黨取得了不錯的選舉結果，但右翼陣營擁有議會多數，因此政府應該辭職。但是她沒有辭去她的黨魁身分。我相信如果她認為“我參加這場選舉的個人目標就是成為首相，所以現在我輸了”，那或許離開是一個合理的反應。但是，她做的事情是把首相職位交出去，我繼續領導這個黨。直到今天，她仍然是S的黨魁，也在重新試圖組織能夠執政的議會基礎，她當然想讓S執政，也當然想要再次當選首相。但是她不會把“我是首相”本身當作政治存在的核心意義。

她相信制度，因為權力必須有制度上的可以執行的基礎，一旦基礎不存在，那權力本身就沒有意義，政治不是個人意志的較量，可以先接受約束條件，再在裡面做最大的工作。

我更願意這樣形容她，我覺得她是一個不喜歡自己負責的事情失敗的人，但她對失敗接受良好，她不是一個需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的人。她沒有個人性的征服欲——她小時候看新聞，看到不公平就會生氣，這和她現在這個非常克制和數字化的公共形象還有挺大的反差，但最早拉她進入政治的東西應該是一種直覺性的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