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反思，六四如何影响中国Gen Z

三十六年前的今天，1989年5月27日，香港逾五十万人参与“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在“乐坛大姐大”梅艳芳的号召下，数十名香港演艺明星上台义演筹款，表达对北京示威学生的支持。翌日，香港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150万民众上街，支持天安门运动，抗议中央政府“戒严令”及军事行动。

三十六年后，六四已在中国大陆的公共视野销声匿迹，也在香港逐渐成为心照不宣的政治谜语。但隐秘不等于遗忘，关于六四的一切，仍穿透审查和讳莫如深，持续地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年轻人。站在2025年的政治现实里，那些“觉醒”的年轻人们，如何看待六四及其参与者的历史与争议？

《新新闻》采访了三位Z世代年轻人，请TA们分享六四对其人生和抗争行动的影响，以及TA们如何在行动中回望、反思六四。（注：三位受访者匿名接受采访，关于《新新闻》的匿名标准，请参阅文末注释）

了解“六四”的那一刻：被欺骗的愤怒，世界观崩塌的痛苦

“六四”留给麦麦的线索，是初中时每年六月初异常的网络：QQ无法修改昵称、签名和头像，微博评论带图功能关闭，甚至网游角色的昵称也无法改动。这种异常每年固定出现一次，令他的好奇心不断累积。2019年夏天，读高中的他决定找到背后的原因。

他偶然在微博看到有人提问“为什么QQ不能改名了？”下方一条回复：“因为那个日子要到了。”他立即私信那位网友，对方回复了一个“嘘”声的表情，并发送了一组由emoji组成的数字，“外网搜6️⃣4️⃣”，之后便不再回复。

他第一次知道中国互联网竟然分“内外”，顺藤摸瓜找到VPN安装包，然后在Google输入“六四”，按下搜索键。

映入眼帘的，是维基百科对“六四事件”的介绍，下方是BBC纪录片《六四事件，广场备忘录》。他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被欺骗的愤怒，信仰被推翻、世界观崩塌的痛苦。

“你曾经视为无比崇高的信仰，却对你的同胞做出惨无人道的事，事后还这般奋力地掩埋，”他说，“悲伤，痛苦，绝望，恐惧，无助……种种感觉交织在一起。”

与麦麦不同，26岁的Andy接触到六四的过程更为直接。2012年，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那时刚上初一的他在浏览维基百科时，看到该次游行是“六四事件”后北京爆发的最大规模游行。然而，当他试图点击“六四事件”词条链接时，却发现页面无法打开。那时他已经知道“墙”的存在，立刻意识到，这应该是被“墙”了。”

几个月后，Andy学会了翻墙，想起无法打开的“六四事件”词条，便立刻登录维基百科搜索。

他用一小时仔细阅读完维基的介绍，而这一个小时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当时的他难以置信：“人民解放军”居然能毫不手软地屠杀人民？邓小平、李鹏这些中共领导人，居然下令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大开杀戒？

在那之前，Andy自认是一个“被民族主义宏大叙事洗脑的小粉红”。但在那一刻，“中国共产党在我心中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彻底破灭了。”

六四回响：抗争的传承，被捕的代价

了解六四事件后，麦麦想把这个被掩盖的事实传播给更多人。他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送六四相关资讯，被封了十多个账号。渐渐的，“炸号重生”变得越发困难。

行动的代价不止于此，麦麦曾被警察上门抓捕。他猜测，是因自己持续在Twitter大量发布批评中共和呼吁释放良心犯的推文，引起官方注意，直到某条推文转发超过数百次，警察就上门了。

麦麦被行政拘留五天。他回忆，被关押的每一天都感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令他“非常绝望”。他被释放后，开始感到“The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恐惧。后来，他每换一个城市，都会有自称“流动人口调查”的人打电话，要他提供具体住址。2023年杭州亚运会期间，他计划前往杭州，出发前一晚接到所在地公安的电话警告：“去了（杭州）要注意言行，我们关注着你的。”

2022年，白纸运动爆发，麦麦第一次走上街头，“为同胞，为自由和民主呐喊”。他拍摄了许多照片，投稿给“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Twitter账号，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年轻人的反抗。“以往在网上打个字都要用各种变体、小心翼翼交流的彼此，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对方，这让无法与身边人自由谈论政治的我看到很大希望，也不再觉得那么孤单了。”他说。

身处加拿大的Andy，则把六四的抗争精神带到海外社群。在加拿大读本科的几年里，他积极参与女权、LGBTQ+权利、原住民权利、环境正义等学生组织。2019年，他和组织成员发起“贴海报运动”，在学校每个洗手间张贴“跨性别者有权利基于自己的性别认同选择洗手间”的海报。

Andy也曾声援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在社交媒体发布相关内容，跟加拿大同学讲解运动的来龙去脉，也尝试向身在国内的同学讲述运动脉络，但因争执，他“一气之下跟很多人绝交了”。

他说，自己在香港示威者身上看到八九学运青年的影子。“当年香港人积极声援八九民运，我至少也得帮他们发声吧，这是我能做得最基础的了”。但他也坦言，当时不敢参与线下抗争声援活动，担心被小粉红网暴，尤其不想连累国内的家人。

2022年四通桥事件发生后，Andy在Instagram和Twitter看到海外各个高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贴海报响应彭载舟，便决定自己也行动起来，声援“不做奴才做公民”的号召。他找了几个中英文模板，打印出来，在学校里张贴海报。他发现，不少海报被“小粉红”撕掉了，于是他在书包里随时装着海报、胶带、剪刀、订书机，看到哪里被撕了就贴回去”。他贴的海报曾被别人拍下并发到“北方广场”和“公民日报”等账号，让他很感动。

贴海报时，他常遇到其他中国留学生前来鼓励。有一次他在晚上贴海报，被两个中国学生看见，她们对他说，“你做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

“六四前辈也好、彭载舟也好，他们做出的牺牲，比我可能面临的风险要大多了，”Andy说，“我在安全得多的环境里，如果不做点什么，就太不应该了。”

一个多月后，白纸运动爆发。Andy所在的城市举行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和抗议动态清零政策的集会。他和参与者们一起唱起《国际歌》时感到，“这是六四后某种精神的传承”。

纪念与反思：除了仪式、光环与恨，六四还将走向哪里

在官方持续的信息封锁与记忆清洗下，个体如何纪念与反思六四，并在行动中寻求历史意义的传承与突破，成为一代代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面对的课题。

每年6月4日凌晨，麦麦都会点燃一支白蜡烛，独自在阳台上，重看六四纪录片，阅读记录当年血与泪的诗集。在烛光与影像中守护记忆的微光，已成为他一年一度的个人仪式。

麦麦说，自己曾经每天“带着对中共的恨成长”，但随时间推移，他逐渐意识到，“爱这片土地上拥有着共同理想的手足才是首要之事。”他说，“我没有一天不因政治抑郁而痛苦，但我却不曾为醒来而感到后悔。”他一期一会的纪念，既是对逝者的哀悼，也是对自身觉醒历程的肯定。

身处加拿大的Andy，对六四的纪念承载了其他维度。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比起1989年时的运动者有更多的诉求”，他说，除了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当下年轻人融入了切身经历出发的关怀，例如女权、性少数平权等议题，以及在运动中曾被忽视的群体。

Andy提到，白纸运动中，许多参与者喊出了性别平权的口号，并约定不喊“共产党我操你妈”等侮辱女性的词汇。他认为，对语言的自觉，反映了新一代抗争者在性别平权意识上的进步。同时，运动的组织形式也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Andy在海外参与活动时发现，虽然有部分参与者承担更多的协调责任，但大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没有明确的领导者。

尽管诉求与形式有所演变，但Andy认为，“六四传承来的抗争精神是不变的”。他理解的“六四抗争精神”，是拒绝政治冷感，敢于对现状说不，面对压迫和不公正必须站起来抗争的精神。“Because it’s our duty.” 他说。

此外，Andy还关心环境和气候变化议题，这也是他本科选择环境科学专业，并继续读研深造的原因。他希望未来能在学术领域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发声，并在工作之余参与社会运动，支持图博人、维吾尔人、香港人、以及中国边缘群体的抗争。

而对盐巴来说，六四是一个解构其符号、并重塑日常抗争的过程。

“我无意否认六四的浩浩汤汤，它数以万计的启蒙、希望与死亡”，盐巴说，“可我也绝不钟爱将六四视为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全部、将八九学运的人作为绝对的经验领袖。”

她和身边同温层朋友的政治启蒙不在六四，而是植根于近年切身的经验与观察——“是港城漫长又轰烈的死亡，是逼疯所有人的疫年，是偶尔接触到的台湾选举，是明白民主运动并非一切，不断学习性别阶级知识并同时关心远方与附近的、在社会微小层面实践公民行动的一点点人。”

在盐巴看来，六四的意义，或许在于其意义的消亡。她说，“六四真正启蒙的时刻，正是它被质疑的时刻。”她提及王丹被指控性骚扰后，民运圈内父权结构暴露，那种男性同盟之间的掩护、指责受害者“抹黑民运大局”的逻辑，令她心生厌恶。

盐巴也批评六四纪念里一些“假大空”的场合。在她看来，有的运动者一生沉浸在八九那段历史荣光里，让六四像一块“被咀嚼了三十多年的口香糖”，硬韧而无味，而咀嚼者也因此再也吃不下别的东西。

“仪式感作为记忆的一环固然重要，但仅有仪式是不够的。”她说。民众的“觉醒”，需要更多日常的公民行动、艺术行动、教育行动、媒体行动。

“一年只有一天是六四，但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公民去习得健康的社运能力的纪念日”。她说。

注：麦麦、Andy、盐巴为化名。《新新闻》通过公开方式找到麦麦和Andy、熟识且信任盐巴，在合理的证明义务下确认其经历真实可信。若三位受访者以实名接受采访，谈论六四及公民行动经历，则有极大可能给受访者和《新新闻》双方带来安全风险。因此，《新新闻》选择不询问、不呈现其真实姓名，并判定匿名不会对信息真实性产生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