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健康檢查：診斷台灣的自我修正機制

當年太陽花運動的背景，是對權力失衡與制度失靈的集體警覺，因此才有推倒藍色高牆的呼聲與共鳴。許多屬於那一代的年輕公民，支持民進黨，並非因為政黨認同，而是基於對民主程序、權力制衡與政治底線的期待。這樣的期待，也支撐了小英連續八年的執政正當性。即便施政存在爭議，但至少仍維持「權力必須被約束」的基本共識。

然而，近年台灣政治逐漸出現一個令人不安的轉變：政治誤判不再被視為需要反省的結果，而被重新包裝為情緒動員的素材(青鳥、大罷免)；制度性的監督與制衡，被視為阻礙「正確方向」的雜音(不副署、濫用憲法法庭)；而法治與憲政程序，則在必要時被彈性解釋，甚至被繞過。這些現象的共同特徵，是從「依法而治」滑向「以人為中心的治理」。

值得警惕的是，「團結」這個原本中性的政治語彙，正在被重新定義。它不再指向協商、妥協與多元共存，而是逐漸等同於「立場一致」。在這樣的語境下，不同意見不再被視為民主常態，而被暗示為不夠忠誠、不夠負責，甚至不具正當性。當團結必須已被默默定義為「你必須先同意我」，它本身就已經成為一種排他性的政治工具。

從國際現實來看，台灣面對的挑戰並非單一方向：一方面承受來自中國的地緣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也必須面對「美國優先」政策下的經濟調整與軍事負擔。在這樣的環境中，真正符合「台灣優先」的治理模式，理應建立在跨黨派協調與內部制度穩定之上。然而，若連基本的內政共識都無法形成，對外風險只會被進一步放大。

多數公民在日常生活尚未直接受影響之前，往往不會積極行使自身的公民權利，這本身無可厚非，因為權利並非義務。但歷史一再證明，當國家開始要求個人承擔其並未同意的責任，或在不知不覺中侵蝕既有權益時，再試圖回頭主張權利，往往已經錯過關鍵時點。

民主的核心，從來不只是投票行為本身，而是公民是否被視為持續參與治理的主體。如果公民的角色僅止於在選舉時提供正當性，其餘時間只能被動接受決策、被要求站隊、被要求噤聲，那麼制度上的差異，終將只剩下形式，而不再是實質。

如果台灣社會真的出現足夠多的制度性反思，而主要在野勢力也能展現長期而非算計式的合作，那麼透過選舉實現政黨輪替，理論上並非不可能。重點不在於「下架哪一個政黨」，而在於是否能讓任何執政者清楚理解：當權力被過度集中、監督機制被工具化時，政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在缺乏實質政治後果的情況下，政黨、司法、媒體與輿論動員之間的界線，容易逐漸模糊，並形成彼此強化的權力結構。一旦這種結構被視為理所當然，制度自我修正的能力就會持續下降。要改變這樣的現況，靠道德呼籲或情緒動員是不夠的，唯有清楚且可被感知的政治責任，才可能迫使體系回到節制與分權的軌道。

此外，也不能忽視意見形成過程本身的失衡。當部分具備專業光環或社會影響力的群體，因其立場與既有權力結構高度一致，而在公共討論中長期占據主導位置時，公民社會更需要保持警覺。專業與影響力本身並非問題，問題在於它們是否被用來促進理性討論，抑或成為單一敘事的放大器。

民主之所以值得被珍惜，並不是因為它永遠正確，而是因為它理應容許錯誤被指出、權力被更換、共識被重新建立。若這些機制失效，任何再崇高的政治口號，最終都只會是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