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歷史，書寫創傷》——在廢墟之上，寫字

這本書的名字，像是一聲低低的回響：書寫歷史，書寫創傷。彷彿兩件不同的事，被同一支筆捆綁在一起，注定要在同一張紙上掙扎。歷史學家如何面對創傷？如何把那些無法言說的痛，記在字裡行間？事件本身不是創傷，創傷是事件在靈魂里留下的裂痕，是一段不斷回返的回聲。大屠殺、戰爭、滅絕，這些極端的黑暗超出了語言的負荷。邏輯與敘事在此都顯得力不從心。幸存者無法只靠復述走出記憶的牢獄，因為創傷總是斷裂、破碎，像碎玻璃般閃爍又割人，像幽靈般徘徊不散。它困擾著活下來的個體，也困擾著後來所有的時代。

Dominick LaCapra 在書中提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分野：acting out 與 working through。前者是重演，是陷入循環；後者是試圖轉化，是在承認傷口之後，借由寫作、研究或社會行動與之搏鬥。這個區分，不僅是學術的框架，更是一種倫理的選擇。他批評了幾種歧途：有的寫作把苦難轉化為救贖，好像犧牲天生應當換來光明；有的寫作冷漠如鐵，把人命化為數字，把血肉化為表格；也有的寫作自以為是，研究者代替了幸存者的聲音，卻丟掉了學者應有的距離與自省。這些寫法，無一真正承擔起對創傷的政治與道德責任。

與此同時，LaCapra 還提醒我們另一條危險的混淆：absence 與 loss 的界限。absence 指的是一種超歷史的缺席，比如“絕對的根基”從未存在過；loss 則是具體歷史中的喪失，比如親人的死亡、家園的毀滅。如果把這兩者混為一談，要麼讓具體的歷史痛苦被抽象成形而上的空洞玄談，要麼把人類反復的存在性困境縮減為單一事件的悲劇。前者抹去歷史的質地，後者喪失思想的縱深。LaCapra 的貢獻正在於，他要求我們在寫作中分辨這兩層，把缺席與喪失區隔開來，讓歷史保持重量，讓思考保有鋒刃。

書中同樣貫穿著一個核心緊張：文學與歷史的張力。歷史必須追求 referential truth——要對事實負責，要對“發生過什麼”給出檢驗與判斷。但文學，則擁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借虛構、隱喻與間接的敘述，觸碰創傷那不可直視的核心。LaCapra 並不是要把歷史變成小說，而是要指出：在極端事件的書寫中，歷史與文學往往彼此挑釁、互相借力。文學讓歷史學家明白單一敘事的局限，而歷史提醒文學不要陷入虛構的任意妄為。二者之間的張力，正是面對創傷時不可回避的火場。

在 LaCapra 筆下，歷史學家無法也不該假裝成冷眼旁觀的神明。進入史料的那一刻，情感與偏向便已在場，這就是精神分析所謂的“移情”。問題不在於消除移情，而在於如何處理：既不沈溺，也不否認。書寫歷史不僅是學術的技藝，更是倫理與政治的實踐。每一個字都可能是為死者作證，每一個段落都可能是向後來人交代。面對創傷，真正值得提倡的不是替代性的認同，而是帶著邊界的共情。既要靠近，又要保持清醒；既要傾聽，又要不斷反思。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讓我們理解，歷史寫作從來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而是被廢墟絆腳、被幽靈糾纏的行旅。它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寫下幾行字便完成了安魂。創傷不會輕易安眠，它逼迫我們一再追問：如何書寫？如何記憶？如何不讓歷史變成麻木的標本？

在當下，我們仍然被各式各樣的創傷環繞：殖民的餘燼、戰爭的廢墟、威權的陰影、疫情的裂痕。創傷不是過去，它仍在場。於是，這本書的意義不只是研究方法，而是一種姿態：在創傷面前，不要急著救贖，不要假裝冷靜，不要代替受害者說話。要寫下去，要不斷寫。寫得斷裂，寫得猶疑，寫得心驚膽顫，但寫下去。因為書寫歷史，就是書寫責任。

這是一部沈重的書，也是一部必要的書。它沒有給我們現成的答案，只留下一個艱難的命題：在創傷的陰影下，怎樣繼續寫作？怎樣既尊重死者，也對生者負責？怎樣讓文字不只是記錄，更是抵抗遺忘的火種？這是一本寫在廢墟上的書，也是一本逼迫我們凝視廢墟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