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同意：土改的一个斗争模型

和过去的农民起义分田相比较，共产党所发动的土地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砸烂旧地主”——只要武力抢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就可以实现打土豪分田地的目标，问题是如何“建构新秩序”。如果仅仅是抢劫地主，那么不仅会引起地主富农的抵抗，中农也会感受到恐慌，担心自己的土地也被强制收回，不愿意参与土改活动，更别提被动员，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是很难维持旷日持久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如国民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农村分田运动过火引发军人激烈反弹，使得武汉政府处境艰难：

争取村庄舆论的同情，也是地富常用的策略之一。面对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和话语权势，传统乡村精英的功名、财富和声望都已失去了光环，博取舆论同情是他们缓解自己处境的有效方式......太行区党委曾明确宣称：“大部分地主则是装可怜，企图从农民方面取得怜恤，并在思想上影响农民”。还有人会在私下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有的是关于中共政策的谣言，如凡是“家中有点的”都要全部搞光、“土改一年一次，谁也跑不了”等，以激起更多人对中共的不满。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此时，国民党否定了共产党五大提出的土地纲领，将军们更举出了农协随便捕人、罚款、游、毁庙、侮军人家属，以及没收土地和士兵汇款等种种“过火”行为，要求根本制止。事实上，湖南农运中也确实存在一些诸如毛所说的，平分富农土地侵犯军人家属，乃至分配士兵寄回家去的钱，一些农会为哥老会把持，完全不懂政策的情况。

《中间地带的革命》

因此，土改不仅需要消灭旧秩序，也要重塑一套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新秩序。“建构新秩序”的核心是“制造同意”——根据葛兰西的看法，（资产阶级）统治主要依靠的就是强制+同意，其实扩展来说就是维持秩序需要共识和武力作为后盾。 因此，土改首先要在共产党实控的地方才能成功实践，因为有强制力判决各方的命运，可以作为裁判员不亲自下场，避免直接引起反弹。

“发动群众”自然是土地改革必须的步骤，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土改一类的决断式政治运动的相关群体可以分为四理想型：1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分子；2为了利益而战的参与者（贫雇农）；3缺乏政治观点、对政治运动缺乏兴趣的中间人（中农）；4政治运动需要打击的敌人（地主富农）。政治运动需要做的就是12一起消灭4，同时将3卷进来，而这四类人物的体量是：3>2>1&4，而且2是不完全受控、容易墙头草的存在，所以就需要策略将4“自愿”投降，从而巩固2和自己的同盟关系，并且迫使3跟自己站在一起。如果仅仅用12一起直接攻击4（也就是只有强制），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4非常不爽，一直明里暗里抵制新政权、影响统治的稳定性，而3看到4的下场未免会更恐惧，害怕自己也遭遇相同的命运，因此对12一方更敬而远之，这样新的政权就很难维持，毕竟3的总人口是最多的，而土改需要汲取大量资源就不能让3远离自己的统治范围（比如隐蔽田地导致征税不足），为此，制造同意就是必须的选择。

从总体论述而言，陈耀煌所谓“阶级斗争为前提的统一战线”（尤其是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全阶层制造同意的策略。对于贫农（2）来说，用分田的办法很轻松地制造了参与土改、建设新农村的理想，因此毛泽东曾言：“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贫农团肯定要对地富（4）重拳出击，从而巩固贫农对土改的热衷。

在会议期间，事先被串通的佃户上台诉苦，鼓动大众情绪。新乐，中共还召开地主座谈会，向他们宣导政策。最后，工作组与村干退到幕后，由群众自己组起来去与地主说理。在邢台的例子中:一位佃户(事实上是积极分子)指控他的地主租期未满即收回土地，也没有拿同等的土地赔给他。该地主一开始驳斥说，区长承认道是“合法的”，但区长等地方干部当时已被工作组批评检讨，所以此时也改称过是不合法的。地主因此无话可说，心服口服，请求政府当局(减租委员会)解决此一问题。

结果来看，在此一过程中，只是扮演幕后的推手，从事抗争者是群众本身，政府则是担任调解仲裁的角色;再者，中共始终是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用新乐县委的话说，即先打后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进行争，但却有丝毫减损阶级斗争的意味。

《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产革命（1921-1949）》

但是党不可能让贫农无限制、不留后路地攻击地主富农，需要采取“剥笋”战术，利用贫农不断“温和”进攻地富，而干部（1）只需要不在场就可以给地富留一条退路。当地富无法忍受贫农的攻击，他们就不得不向干部求助，试图和贫农们达成妥协。这样，地富“自愿”地交出土地参与批斗，也就制造了第一层的同意——无论如何，这比最初的单方面夺取土地更具有“同意”属性。既然地主是“自愿”交出土地，那他想反悔就很难得到中农的支持，民间一般认为，既然地富已经交出了土地，反悔就被认为不道德的。

所以在土改领导者和执行者与地主的博弈中，决定双方策略的要点就在于对对方类型和策略的判断。如果地主作出土改政策严厉、形势严峻的判断，他们会倾向于合作，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但是合作意味着土改阻力的减小，因而可能促使土改领导者和执行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地主作出土改政策温和、形势宽松的判断，他们会倾向于对抗，以图讨价还价，减少损失；但若判断失误或形势发生变化，对抗就会招致更严厉的惩罚，使土改政策从温和转向严厉、形势从宽松转向严峻。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对于中农来说，地主交出土地被统战以后，中农（3）就很孤立了，他们无可避免地就要被纳入改革的对象——毕竟地主都“自愿”被改造了，中农可没有逃避的理由。中农政治积极性低，如果不强行把他们分割在“敌”“我”之间，迫使他们决断，那么他们未必会主动参与土改运动。只有迫使他们决断，才是让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投奔“我”方：

在土改运动中，让这些惶恐不安的中农得到某些物质利益，其意义不仅在于财产分配本身，更在于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我”方阵营而安心。正如太行区党委所说：“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土地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而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有必要在可供分配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量扩大得利面，各地土改中得利户的比例普遍较高，与这种考虑不无关系。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农被卷入土改过程时候，他们也很难作为“观潮派”不同意甚至抵制，毕竟大部分中农其实是缺乏自组织的自耕农，而且数量庞大，根据奥尔森“搭便车”理论是很难形成集体行动的，马克思描述法国小农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缺少有机连结，更别说组织起来反抗，中国的中农与之类似。中农作为中间阶层的农民，在斗争上多存在顾忌，因此在被卷入土改后更多会选择主动合作避免受到完全的灭顶之灾：

所以中农在土改中的言行举止，一般都要同时考虑利益因素和安全因素，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是后者占据上风。即便在物质利益方面，他们所关注的也往往不是获得更多的好处，而是如何降低自己的损失。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另外，土改过程中先暴风骤雨地重拳出击，再通过复查、废除贫农团等策略，也可基于“远处的青天老爷-眼前的贪官污吏”的认知模式增强人民的认同。应星在对大河移民上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种认知模式的稳固，岸本美绪则发现清朝初年清政府通过对江南贪官污吏出重拳，不仅打击了地方政府的独立倾向，还收获士绅和民众的欢迎，稳固了对江南的统治。

第三个世界则是以人本身为参照系的平等世界,即我是人,你是人,我们为什么就注定会有如此的差别(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个平等世界是被强力所压抑和扭曲了的——农民实际上很少敢去把自己的命运与其他阶层的命运相比。他们认命，却又心有不甘;对等级无可奈何,又心怀说不出口的怨恨。这种复杂的情感经过长期的淤积、沉淀最终转化成了他们对等级特权过分扩张的怒不可遏、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和对青天大人的苦苦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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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土改最大的特点其实是“建设性”，共产党在农村建设深入基层的新政权、强化汲取能力才能和国民党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的总体战，避免重蹈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覆辙。而新政权建立和巩固不能只依赖激进贫农和上层士绅的关系（结果就是陈耀煌笔下的鄂豫皖和河北，依赖上层路线发动土地革命，最后惨遭失败），更需要的是“同意的政治”，而“统一战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建构同意的策略。

河北党诞生于一个分裂的中国社会，其内部一开始就存在著各式各样“民主”的小团体，追寻各自的理念与利签。共产党不可能像1950、1960年代西方学者所设想般，建立一个无所不及的极权主义消灭这些分裂。它最后还是必须把自身的统治建立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之上。但是，经过共产革命后的社会必须也应该是依据共产党所规定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且是被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所分化的社会。简言之，这是一个被派对所控制的二元分化社会，如此也就完成了所谓康米革命乃至由下而上的夺权与共产党由上而下的党国建设两个互补的过程。

《統合與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