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一場馬拉松式的『國是會議』（上）

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與內政危機也正在同步發酵。上一場經濟與政治大危機發生在文革時代，以毛澤東謝幕而告結束。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錯案，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社會創傷。改革開放的本質是恢復了經濟自由，使中國獲得了國際資本與技術，特別是成為世界市場成員，使毛式社會主義沒有走向徹底的潰敗。

中國需要一場馬拉松式的『國是會議』由於沒有與經濟改革同步的政治改革，寡頭分權制（原：寡頭分權制，微調為更精準表述）替代個人專權，法制不彰、政治自由與民主無望，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腐敗不可遏止，於是就有了習近平重新集權，要用新集權來解決寡頭政治的內部權鬥與權貴腐敗。結果呢？腐敗問題仍然嚴重，個人崇拜與文革卻也死灰復燃。現在的中共政權又一次面臨『自我革命』或者被革命。真正的自我革命，不是習近平掛在嘴上的那種空洞虛詞，而是要對一黨專制進行終結，由國家主權在黨，變更為主權在民。大清百年前預備立憲，沒有真誠的自我革命政治意志，最終被一場突發的兵變斷送了天下。如果真誠地進行自我革命呢？也許大清就成了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政體，滿清一族與中國百姓也就不會遭受百年災劫。大危機之時，正是中共內部自我反思與開啟大變局之時。不說遠的，改革開放之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應該成為一場『國是會議』。目標不應該鎖定在否定『兩個凡是』或針對華國鋒的奪權，而應該透過「國是會議」更深入地討論和決定國家重大政治方向的會議：就國家未來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方向達成共識、協調各方政治力量，緩和衝突、制定或推動憲法、選舉、制度改革，促進和平轉型或重建政治秩序。

遺憾的是，槍指揮了黨，有政治改革意願的胡耀邦、趙紫陽被堅持認馬克思為祖宗的鄧小平廢黜。不僅沒有透過八九民運順應政治文明的潮流，反而透過六四屠城，使中國政治改革失去最好的窗口期。現在，無論是毛澤東、習近平路線，還是鄧江胡路線，都走到盡頭。

中國進入政治、經濟與社會大危機時刻，這是中共最後一次自我革命的機會。中國需要一場馬拉松式的『國是會議』。中共要麼透過國是會議制定還權於民的政治改革計劃，像清末預備立憲那樣，但要真誠地提出時間表，譬如第一個五年政治規劃，完成縣市級人大代表與政協會員直選，開放報禁；第二個五年完成省級人大代表與政委委員直選，開放黨禁，民主黨派可以競選部分省市省長市長；第三個五年或第四個五年，就應該與其它民主國家一樣，成為憲政民主的政治文明國家。

如果中共不能透過國是會議進行自我革命，那麼，就可能像大清那樣被革命，或像蘇聯、東歐那樣崩潰。

國是會議就得由在野政治力量召開。無論如何，中國都需要一場國是會議。國是會議要總結百年中國立憲的倉促與黨派性，要有政治耐心，所以本文提出，要有一場馬拉松式的國是會議，大量的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危機都要透過會議來解決。要用和平、文明的方式，實現中國政治文明轉型。任何一項高品質的建構都需要時間，所以，國是會議的充分、理性與有代表性的政治菁英參與，非常重要。

一、歷史教訓：未雨綢繆與國是會議的必要性

中國百年來的政治悲劇，多是源於權力更替的倉促與制度設計的缺失。這種倉促不僅源於外部壓力與內部矛盾的急劇激化，更在於決策者與政治菁英對長遠制度建設的忽視，導致權力真空迅速被野心家或極端勢力填補。拿袁世凱為例，大清逊位前後，若能與南方革命黨人就國家憲制展開充分的對話，圍繞憲章與憲制（如內閣制或總統制、建都北京或南京）進行理性協商，便可能避免後續的南北分裂、軍閥混戰與北洋政權崩潰的歷史悲劇。袁世凱本有軍事優勢與國際支持，但缺乏制度共識，最終從帝制幻想到軍閥混戰的滑落，不僅摧毀了共和初生的希望，還為後來的國民黨內鬥埋下隱患。

這種教訓在全球範圍內反覆上演，例如法國大革命後，对路易十六的倉促處決雖滿足了革命者的復仇心理，卻引發了拿破崙的獨裁崛起與歐洲大陸的長期戰亂。同樣，蘇聯在解體前若能正視民族問題，尊重各加盟共和國的主體地位，透過國是會議或正義與和解委員會妥善處理歷史遺留的民族與領土爭端，俄烏衝突或許不至於爆發。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改革雖觸及了體制弊端，但忽略了民族自治的制度保障，導致波羅的海諸國與中亞共和國在解體後陷入經濟崩潰與地緣衝突。反觀南非的種族隔離結束，阿帕特政權透過曼德拉領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功避免了內戰，實現了從白人獨裁到多族共存的和平轉型。

歷史告訴我們，政權更替的關鍵不在於誰下台，而在於何種制度取而代之。這種制度轉型並非天賜，而是需要提前布局的智慧工程。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的政治變遷都受國際輿論、經濟關聯性與地緣戰略的影響。如果忽略這些因素，轉型易陷入孤立與報復循環。因此，後中共時代若要實現和平轉型、制度重建與社會和解，必須在政權瓦解之前，就提前建立一個國是會議的構想與共識平台，匯聚不同政治力量、民族群體、各社會階層的意見，提出可行的憲政藍圖，確保政治轉型的有序與穩定。這個平台不應是臨時性的權宜之計，而應從現在起透過海外與地下網絡逐步建構，形成國際認可的「轉型憲章」，以增強其合法性與約束力。

國是會議的核心任務，是以公開、理性、公正的方式，討論國家未來方向，避免「革命奪權—專制復辟」的歷史循環。其最重要的原則，是確立「三個有利於」：

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有利於社會公平正義；有利於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

這些原則並非抽象的道德訴求，而是可操作的評估標準，例如透過多輪公眾諮詢與專家論證，確保每項提案都能經受「社會影響評估」的檢驗。英國《大憲章》與君主立憲制，既有利於王室的延續，又保障貴族權利，更逐步擴大到平民；它從1215 年的貴族抗爭起步，經過數百年演變，成為現代憲政的基石。美國憲法與聯邦制則在權力分立中兼顧州權與人民自由，從1787年的費城會議到如今的最高法院判例，始終強調制衡而非一元主導。

反觀百年中國革命，從辛亥到中共建政，國共兩黨共同的口號都是高喊「人民利益」，卻忽視政治對手與社會多元力量的權益，最終形成「一黨專政、一家獨大」的體制，造成深重災難。這種「一元化」邏輯不僅扼殺了多元競爭的活力，還在經濟上導致資源浪費，在社會上釀成階層對立。

後中共時代的轉型目標，不只是推翻一個政權，更在於建構一個公正、和解、包容的新政治秩序。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正視中共體制內數千萬黨員與幹部的現實存在，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與職業出路，防止「勝利者清算」重演歷史的悲劇（對被舉證有罪的人應該依法審判）。例如，可以借鑒德國統一後對東德公務員的「連續性政策」，允許他們透過職業培訓與忠誠宣誓融入新體制，同時設立「轉型基金」提供經濟緩衝。這不僅能減少社會分裂，還能利用他們的行政經驗加速國家重建。

二、習近平體制的終結方式與未來國家形態

習近平治下的中共體制，強化了「個人領袖+黨國合一」的極權架構。這種架構將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與一黨，削弱了制度彈性，導致任何小危機都可能演變為系統性崩潰。其崩解方式將直接影響未來中國的政治重建路徑。可以預見的幾種終結情境如下，這些情境並非孤立，而是可能交織發生，需要透過預先的制度設計來引導其向和平方向演變。

（一）「史達林式」終結：權力真空與寡頭博弈

當領袖謝幕而體制未崩，政治寡頭可能為保既得利益而維持黨國機器，暫時延續威權統治。這種情境類似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的寡頭輪替，初期看似穩定，但若無合法性支撐、經濟危機疊加、民怨沸騰，則可能引發新一輪民眾革命，暴力推翻政權，導致動盪與報復。歷史上，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倒台就是典型：1989年民眾起義後，寡頭未能及時轉型，導致內戰般的混亂與數千人的死亡。

在中國語境下，這種終結的風險在於軍隊與安全機構的碎片化。如果國是會議提前介入，可透過「臨時監護委員會」接管關鍵機構，制定過渡憲法，避免真空期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