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可持续性分析及对国家持续发展的启示

一、引言

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福利国家模式的发展与演变长期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其中，以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和冰岛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凭借其高度发达的福利体系、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持续的经济活力，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讨论的“高福利—高效率”典范。

北欧模式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其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还在于其在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及多元文化冲击等挑战面前，展现出较强的制度韧性。尽管学术界对于北欧福利国家的形成原因、运行机制及可持续性存在多种解释路径，如制度主义、文化决定论、政治妥协论等，但如何在物质生产能力与社会制度结构之间建立更具解释力的逻辑联系，仍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文拟从经济生产率与社会契约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福利国家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剖析北欧福利模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及政治机制。同时，通过变量关系模型探讨各核心要素之间的动态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全球其他国家的制度实践，提出在不同物质与社会条件下福利政策选择的普遍规律，并简要讨论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在启示。

二、理论框架

1. 福利国家可持续性的物质与制度双重基础

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既取决于国家在物质生产方面的能力，也依赖于社会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与适应性。本研究采用 “生产率—税基—福利水平—社会契约—社会活力”的五变量模型，作为分析北欧福利国家运行机制的理论基础。

第一，人均生产率（通常以人均GDP衡量）决定了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生产率不足将直接限制财政收入规模，使福利扩展成为不可持续的政策负担。

第二，税基正规度反映了国家财政系统的效率与公平程度。高度规范且覆盖广泛的税收体系，能够在不显著损害经济活力的前提下，稳定提供福利所需的财政资源。

第三，福利水平体现了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向与社会政策的深度。适度的福利水平不仅提高居民的生活安全感，也为社会契约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

第四，社会信任与契约是福利国家制度稳定运行的核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够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纳税人对再分配机制的接受度，同时减少社会矛盾与政治极化的可能。

第五，社会活力与政治自由度通过激发创新与劳动参与，反哺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2. 变量关系模型

上述五个变量之间并非线性单向关系，而是构成一个动态反馈系统。生产率提升扩大税基能力，税基支撑福利水平，福利反过来增强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促进税负接受与制度认同，同时社会活力通过创新与劳动力市场弹性进一步推动生产率增长。

这一模型强调，物质能力与制度结构需协同发展，缺一不可。任何单一因素的滞后，都可能破坏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导致财政负担过重、社会认同削弱或经济活力下降。

本研究将在后续章节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分析北欧国家在上述变量方面的具体表现，并讨论其运行机制与挑战。

三、北欧模式的经济物质基础

1. 高人均生产率与财政支撑能力

北欧国家普遍拥有全球领先的人均生产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的数据，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的人均GDP均在5万至9万美元区间，显著高于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高人均产出不仅体现在绝对数值上，更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上。

高生产率为北欧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税基来源，使得政府能够在不对企业和居民造成过度负担的情况下，维持较高水平的财政收入。这种物质基础是维持广覆盖、高质量福利体系的前提条件，也是福利国家能够在经济波动期间保持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2. 高税基正规度与税收体系特征

北欧国家的税收体系具有高度规范化、透明化和普遍化的特征。

主要特点包括：

广覆盖：劳动收入、资本收益、消费行为等均纳入税收体系，逃税空间有限。

高个人所得税率：边际税率通常在40%至56%之间，但配套以较为合理的税前扣除与福利返还机制。

高消费税（VAT）：标准税率在24%至25.5%之间，确保政府在经济活动各环节稳定取得财政收入。

企业税适中：为防止资本外流，为防止资本外流，企业所得税率通常保持在20%至22%之间，芬兰计划于2025年将其降至18%。

税基正规度不仅提高了财政收入稳定性，也增强了居民对税收制度的接受度，为福利国家模式的长期运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3. 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优化

北欧国家长期以来重视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教育投资、技术创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引导劳动力向高附加值行业转移。

典型表现包括：

瑞典、芬兰在高端制造与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

丹麦、挪威在生物科技、清洁能源与制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冰岛在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地热能）利用方面的独特地位。

这一结构性优势不仅提高了经济整体竞争力，也减轻了福利制度对财政的压力，使社会保障扩展与经济增长能够实现同步推进。

四、北欧模式的社会与政治基础

1. 高社会信任水平

北欧国家普遍拥有全球最高的社会信任水平，涵盖对政府、公务机构、市场体系乃至陌生人的广泛信任。这种信任并非短期政策塑造的产物，而是长期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结果，源自农业社会时期的社区合作传统、较为平等的财富分配结构及早期的政治透明化改革。

高社会信任在福利国家运行中具有两方面功能：

一是降低制度执行成本，纳税人更愿意接受高税负以换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二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包括逃税、福利滥用和对制度的恶意破坏。这种信任环境反过来巩固了税收体系和福利分配机制的稳定性，形成良性循环。

2. 低政治极化与广泛社会共识

北欧国家的政治体系以议会制为主，政党多元但极化程度低。尽管左翼与右翼在经济政策和社会议题上存在差异，但在福利国家基本框架、税收制度和社会公平原则上，长期保持高度共识。这种跨党派的政策延续性保障了社会政策的稳定性，减少了政策方向频繁转变所带来的制度成本。

此外，北欧国家的社会结构相对均质，历史上未经历严重的阶级对立或种族分裂。这种社会同质性降低了再分配政策的争议性，促进了福利政策的全民接受度。

3. 历史路径依赖与文化支撑

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遵循明显的历史路径依赖。自20世纪初，北欧各国便开始建立包括全民教育、公共医疗和养老金在内的初步福利体系。二战后，这些制度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扩展，并通过与市场机制的良性互动实现制度成熟。

在文化层面，北欧国家普遍倡导平等主义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这种文化倾向使得个人对社会再分配和公共福利持积极态度，进一步巩固了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

4. 制度文化的历史成因

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信任与平等主义文化并非自发产生，而是特定历史、经济与社会条件长期演变的产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成因：

4.1 农业社会的平等主义遗产

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北欧早期农业社会土地分配相对平均，封建等级制度不如中欧、东欧发达，大型贵族阶层和土地寡头的缺位减少了早期社会的财富与权力不平等。这种小农经济结构促成了村社自治和社区合作传统，为后来的社会信任与集体责任意识奠定了基础。

4.2 国家早期行政能力建设

从17世纪起，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军事财政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相对高效的税收与行政体系。较早的国家能力建设提高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频率和透明度，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功能性认同，而非单纯的强制性服从。

4.3 市民社会与民主制度的渐进发展

19世纪，北欧国家普遍经历了从君主立宪到议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政治参与范围逐步扩大，形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这一过程中，中产阶级、劳工阶层和农民的利益被纳入政治体系，避免了严重的阶级对抗，也减少了后续再分配政策的社会阻力。

4.4 工会与资本的合作关系

20世纪初期，北欧国家的劳资关系演化出所谓的“合作资本主义”（coordinated capitalism）或“协商经济”（negotiated economy）。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建立了谈判和妥协的制度文化，而非对抗性冲突。这种制度文化延续至今，支撑了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五、国家福利制度路径的国际分化

尽管诸多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层面已达到或超过北欧水平，但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轨迹与社会信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相似经济能力在不同历史与社会条件下的制度分化。

1. 美国：个人主义与低信任路径

美国的人均GDP长期位居全球前列，但政治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市场优先和有限政府。早期的边疆拓展、松散的社区组织以及种族多样性导致社会信任基础较为脆弱。同时，19世纪末期快速工业化与大规模移民形成的阶级与族群断层，进一步削弱了再分配共识。

美国的福利制度呈现残余性（residual model），即社会保障主要为特定贫困或弱势群体设计，而非普遍覆盖，社会信任水平与税收接受度相对较低。

2. 法国与意大利：高度福利与政治不稳定

法国和意大利在福利制度设计上接近北欧国家，提供广泛的医疗、养老和教育服务。但这两国历史上存在深刻的阶级分裂和政治极化传统。

法国的福利扩展伴随着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政府主导下的高福利政策未能同步建立稳固的社会信任。

意大利则因南北区域经济差距、长期的政治动荡和腐败问题，导致福利制度在执行层面效率低下，社会契约认同度有限。

3. 日本与东亚模式：家庭主义与国家主导

日本及部分东亚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虽然具备高人均GDP和完善的基础福利，但家庭主义文化与国家干预经济传统主导福利制度设计。

福利政策倾向于通过促进就业和家庭支持来间接实现社会保障，而非直接的高税负—高福利模式。此外，这些国家的社会信任多依赖社区和家庭层级，政府—公民之间的制度性信任相对较弱。

六、北欧福利国家的局限性与挑战

尽管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展现出高度的可持续性和制度韧性，但其运行机制并非无懈可击。随着全球经济、人口结构及社会多样性的变化，北欧福利国家面临着多方面的内在局限与外部挑战。

1. 人口老龄化与财政压力

北欧国家同样经历着显著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寿命延长，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照护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尽管高生产率和税基正规度暂时缓解了这一压力，但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收缩可能削弱税基增长，威胁福利体系的财务可持续性。

为应对这一挑战，北欧国家正在探索延迟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就业及引入自动调整机制的养老金体系，但这些措施难以彻底抵消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

2. 多元文化社会与社会信任的挑战

近年来，移民数量的增加显著改变了北欧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文化多样性、经济整合障碍及族群认同差异引发了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对传统的社会信任基础构成挑战。

部分研究指出，新移民群体在劳动市场、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融入速度滞后，增加了公共财政负担，同时引发原有居民对福利再分配公平性的担忧。

这一趋势表明，社会同质性并非北欧福利国家可持续性的可复制条件，当社会多样性提升时，如何维护跨文化的社会契约成为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与税收竞争

全球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使得高税负国家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尽管北欧国家通过合理的企业税率设计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并留住资本，但在全球税收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税基的稳定性不容过度乐观。

此外，国际企业利润转移及数字经济的跨境避税行为，对依赖公司税和高收入个人税负的财政体系构成新的挑战。

4. 技术变革与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

自动化、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

低技能岗位的减少与高技能岗位的需求增长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虽然北欧国家具备完善的职业再培训和失业保障体系，但技术变革的速度与深度可能超过现有政策的响应能力。

同时，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兴起也对传统的劳动合同和福利覆盖范围提出了新的制度性挑战。

七、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发展中后期的经济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启示。然而，必须强调，北欧模式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物质条件、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中国在诸多方面与北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借鉴应以原则性学习而非模式复制为导向。

7.1 物质前提：中国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

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但与北欧国家仍存在显著差距。

提升生产率，尤其是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与生物科技等领域，是中国能够实现更广泛福利覆盖的基础。

政策应继续支持技术创新、教育改革和产业升级，以扩大财政资源并提高税基承载能力。

7.2 税基正规化与财政体系改革

当前，中国的税基体系尚存在依赖土地财政、个人所得税覆盖率不足、企业税负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推进税基正规化改革，扩大直接税的覆盖范围，减少对土地出让与间接税的依赖，是建立可持续福利体系的必要步骤。

同时，应提高税收的透明度与公平性，增强公众对税负的接受度和对再分配机制的信任。

7.3 渐进式的福利扩展策略

鉴于财政能力与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国的福利政策应采取渐进式扩展路径。

应优先保障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同时逐步扩大养老金、失业救济和住房支持的覆盖范围。

福利扩展应与生产率提升和财政承载能力同步，避免过度承诺导致财政不可持续或激发社会不满。

7.4 社会信任建设与政策执行机制

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水平相较北欧存在不足。

建立透明、公正且高效的公共治理体系，增强政策执行的公信力，是提升社会信任的核心路径。

同时，应逐步引入公众参与与政策反馈机制，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制度摩擦。

7.5 社会契约意识的培育

长期而言，中国需要推动社会契约意识的培育，改变政府“单向施惠”的福利模式，逐步构建“纳税—福利—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认知关系。

这种认知转变有助于提高税负接受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与社会认同感。

八、结论

北欧福利国家模式的持续成功，源自高生产率支撑下的财政能力、广泛且公平的税收体系、渐进而稳定的福利扩展，以及深厚的社会信任与社会契约意识。这些因素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相互作用，形成了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展现出高度的制度韧性与适应性。

本文指出，物质生产能力为福利制度的必要前提，而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决定了制度的实现路径与可持续性。国际比较显示，即使在人均GDP相当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由于历史路径、社会结构及政治认知的差异，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效果亦存在显著分化。

对于中国而言，北欧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原则性启示。中国应将生产率提升作为首要目标，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扩大经济能力。同时，推进税基正规化与财政体系透明化，为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扩展奠定基础。福利制度设计应采取渐进扩展策略，优先覆盖基础教育、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提升公共治理透明度与引入公众反馈机制，培育社会信任与社会契约意识，以减少制度摩擦并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不应追求形式上的“北欧福利国家”复制，而应根据自身的物质能力、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探索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平衡，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