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 《杀死猫》—史成泯

1

阳痿，对绝大多数男人而言，难以启齿。若非亲身经历，我恐怕永远想不到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去年冬，母亲去做核酸的路上滑倒，住院后查出老年痴呆。眼下，我不得不请假。经理反复确认请假天数，我再三保证只休一日，审批才获批准。其实我极少请假。若再多几次，父母双亡的理由迟早得抬出来。

楼下救护车闪着蓝光，进进出出，尖锐的回旋声反复切割着沉闷的空气。望着母亲打着石膏的腿，再到那张粘了胶水般的面孔，我不停地抖着膝盖，紧闭双眼又竭力睁开。这不代表我不爱她，事实上她很可怜。她像台机器。我们都是机器。

“生不生？”父亲猛然起身，粗壮的手臂指向我。

弟弟坐在地上，单手抓起篮球，机械式地左右挥舞。我像台复读机诉说过无数次，比如抚养成本、生活质量、夫妻感情等等。父亲一概不听。因为这在实用主义面前，统统不值一提。

“一家五六个，过去不也都养活了？”他总拿他那个时代来说事。

“不也死了不少？”我曾低声反驳。

“那都是为你们好。”父亲理直气壮，不容置疑，他指着轮椅上的母亲，“看看你妈，趁我现在还能动。”

说完，父亲双手背在身后，俨然一副老干部模样。家里家外，父亲总是一言堂，无人敢反对。以至于后来，每聊及此话题，我们就当是复读机卡带。用沉默来表达抗议，是我们最后能做的。他的鬼话根本不可信，十指不沾阳春水，能带什么？母亲痴呆，弟弟脑瘫，若再添个婴儿，即便我和妻子一起打理，也得请护工，那么工作呢？然而父亲的手段远不止于此。不多久，他猛地关上客厅的窗户：“首付还给老子！”

窗外阳光直射眼球，空气中飘浮的颗粒像张开触角的细菌。若真还钱，以我们现在的收入，除去房贷车贷，当前生活难以为继。卖车不过是杯水车薪，新车开出4s店就贬值。可就算卖了房，我们又能去哪？何况房产证上也有父亲之名。

我终于开口：“不管男女，是吧？”

父亲踱了几步，抬手空中一挥：“只要是人。”

他说完背对着我们，身上的白衬衫和阳光几乎融为一体。我和妻子相视一眼。在我们那个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生儿子永远比生女儿重要——似乎穷人和富人都非常钟意儿子。他不挑明，只是在赌。事到如今，矛盾的焦点，不再是性别，而是“人”。

“我考虑考虑。”我站起身，拉直衣角。

“明天给我答复。”父亲的不锈钢杯重重磕在桌上。

回家路上，关于生不生的决定，我们虽没有讨论，但心照不宣。猫叫着在妻子脚边转了一圈，走到碗边把满满的鱼干和奶酪舔得精光。厨房飘来的肉香味儿混着妻子身上的麝香，我望向穿围裙的妻子甩动着臀部，呼吸变得急促。我从身后抱住妻子，扯下她的内裤，倚着橱台进入山谷。我们一直享受性爱带来的愉悦。

“有空整几服中药来。”我挂掉电话，反复捏猫的耳朵。在他的意志范围内，这是我仅能对父亲提的要求，但这不意味着免费。

备孕计划制定得像一场军事行动。饮食上，少油少盐、戒烟戒酒、按时补充叶酸与蛋白质；生活上，早睡早起、保持运动（所幸当时工作不是太忙）。此外，还有各类孕前检查，包括慎用药物、保持良好心态等等。哪怕不能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起码能有一个扛冰箱的身体。

如此半年后，我们才勉强检修好身体这台机器。周末，我陪妻子去妇幼医院，取出避孕环。当晚，我爬向妻子岔开的双腿，即将打开新世纪的大门。她突然捂住耳朵，原本湿润的山谷骤然变成皲裂的荒地。

我侧身拉开床头柜，翻出一瓶未开封的润滑液，借昏暗的光线，翻看包装：“过期了吧？”

“又不是吃的。”妻子夺过瓶子，拆开包装，“顶多效果差点，多倒点就是。”

她挤出全部晶莹的胶体，涂抹在私处，仿佛给干燥的山谷降下一场人工雨。我们重新调整姿势。可一声尖锐、凄厉的猫叫，如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耳膜。刚凝聚的山峰，像沾盐的鼻涕虫轰然倒塌。

“听见了吗？”我跪坐着掏掏耳朵，背脊发凉。

妻子点点头。我俩像受惊的豚鼠，惶然环顾房间。猫正蹲在阳台的猫架上，一双玻璃珠般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我们。

“小区里的？”我收回视线，“不对，小区的野猫早就被物业赶尽杀绝了。”

我抓起猫后颈，扔进储物间，回卧室关上门。我坐在床沿，捡起瓶子看了看，扔进垃圾桶。妻子爬过来，张开口，但兴致早已消散。我俩躺着，各玩各的手机，直到闹铃响起。我们熄了灯，背对背躺下，没再说话。

次日清晨，借生理性自然勃起，我摇醒妻子，覆身而上。就在即将进入的刹那，妻子扭过头，咬牙紧闭双眼。一连串的猫叫声，直扎大脑腹地。即使戴上降噪耳塞，也是徒劳。猫在屋内上蹿下跳。或许，这未必是我家的猫。难道是结婚久了，没了新鲜感？还是最近工作压力造成激素紊乱？观摩日本成人片时仍有反应，可一到真刀真枪，就成了暑热里的冰激凌。

我们开始尝试借助外力，更换新环境：万达通道、新能源后座、古镇园林、复兴号卫生间，甚至是山顶寺庙；进行中医理疗：抓龙筋、针灸，拔罐；穿上cos服装：兔子警官和狐狸先生…

卧室正放着甘斯布和柏金的《Je t'aime moi non plus》。妻子取出香奈儿包里的西地那非。我扔掉浴巾，服下两粒。阿玛尼果香味随阳台的微风漾开整间屋子。妻子身穿兔子警服侧卧床上，颇有玩味地转动手中的皮鞭。

音响传来的萨克斯声，如同蜿蜒飘拂的绸带，撩动我早已诚实响应的身体。《Straight to number one》指引我爬向妻子，轻吻她的脚趾、小腿、膝盖，向上到肚脐，直至耳际，同时褪去她最后的束缚。我倒出新买的润滑液，躺在地毯上。不出所料，在进入的瞬间，猫叫声再度袭来，将这缱绻氛围彻底撕碎。那声音在我脑中不断回旋，活像一只温驯的母兔咀嚼自己生出的幼崽。

“我说过，根本不是咱猫的问题。”妻子甩开皮鞭，“这酒店里不可能有猫！”

我揉着太阳穴，捏瘪空瓶扔出阳台。眼前一排排黑洞洞的大楼，像无数张骷髅脸。晚风擦过臂膀，凉飕飕的。今年的春寒比以往走得要晚。我拾起睡衣披上，搂紧她的肩膀：“要不再去医院看看？”

“不是刚孕检过吗？”妻子不停地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我耸耸肩：“咱妈两个月前体检正常，上次摔倒还查出老年痴呆。”

妻子没吭声。电视幕布闪动的光，在她脸上玩起了川剧变脸。我以周末补班为代价，硬着头皮请两天假。

猫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声，四处撞击明晃晃的大厅。隔着口罩，我依然能感受到消毒水气味割过喉咙。走廊间的排号显示器不停地闪烁。我抬腕拉开袖口，瞥了一眼“绿水鬼”表圈上的绿色。一个男孩头绑几圈绷带，站在中央。我倒是羡慕他。

女专家头戴口罩，耳鬓斑白，目光透过银边眼镜扫过我。我坐在一侧，略显局促。我回想《动物世界》里的片段，尽量不想那猫叫。冰冷的桌角、煞白的窗户、堆满医用垃圾的塑料桶，活像一座座风化的墓碑。我一字一顿地描述“一做爱便听见猫叫”的症状。她简单询问了我的工作、家庭、兴趣爱好和夫妻感情。我如实作答。她默不作声，视线在报告单和X光片之间游移：“没什么大问题，都市病，人人都有，放宽心。”

见我满脸狐疑，她开出一堆保健药，并告诉我调整作息、合理饮食、转移注意力和放松心情之类的废话。继续奔走几家三甲医院，甚至站在精神科的灯光下，结果，各类药品塞满整辆车。

妻子摘下古驰围巾，低声细语：“要不直接告诉咱爸，我们生不了？”

“老头子迟早都会知道。”我瞥了眼腕上的表圈，“再说，生不出孩子我的问题最大。如果让他知道，以后在他那儿，我只能爬着走。”

我稍顿了顿：“要不，试管？”

“我可不想做两个孩子的妈。”妻子猛地拉下安全带，插扣进去。

在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下，通过朋友介绍，我找到一位算命老者。看他掐指，翻白眼的架势，我端来矮凳坐了下来。良久，他伸手示意我凑近，悄声道出三个字——父亲之名。

走时，他摇响铜铃。那铃声同猫叫声，整日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连日的挫败令我的工作和生活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提到我父亲？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似乎是个无解之题。我冲了杯咖啡坐在公司阳台的藤椅上，一面抽烟，一面出神地远望拔地而起的楼群。脑中偶尔掠过妻子绰约的身形，身体便不受控制地产生反应。

处理完工作，回到家时，仿佛置身于矿洞。我在楼下绕了几圈，索性一脚油门，将车碾上绿化带空地，拉好手刹。一只跛脚的野猫倏地蹿出垃圾箱，滑过挡风玻璃，钻进灌木丛。我下车摸了摸挡风玻璃，啐了口唾沫，环视四周。

“物业可他妈真有意思。”我站在马桶前，等待尿意。

“嗯？”卧室传来妻子的声音。

“天天喊控制野猫数量，维护生态环境，抓了一批猫，没地方安置，只能往外赶。”我对准马桶的排水口排尿，“妈的，不弄去绝育，反过头禁止我们喂食？”

“物业换来换去都是这德行。”

“他们哪是选出来的，是那帮狗日的利益勾兑出来的。”

看着垃圾桶里沾染鲜血的卫生巾，浑身的血管一点一点膨胀，难以抑制的欲望驱使我冲向正在卸妆的妻子。我扯下她的吊带裙，扔到一边，正好盖住沙发上熟睡的猫。

“容易感染。”妻子收紧腰臀，扭头提醒。

我抬起她的右腿。

“换个地方吧。”

“好。”

妻子脸贴镜面，双手撑着梳妆台。深红的血沿大腿内侧缓缓流落，渗进地板缝隙。喘息间，我撞翻了台上的玻璃瓶。事后，妻子汗津津的身子趴在我身上，四目相对。整个过程，我们没再听见一声猫叫。猫钻出裙底，跳下沙发，伸着懒腰向厨房走去。

经期结束后一周，妻子坐在我身上，摇着杜蕾斯：“试试？”

她叉开腿，蠕动起身体，像用筷子赶出最后残存的牙膏似的，在最后关头，快速拔去阀门。如此反复，不到一周，妻子便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2

“我想猫了。”她把B超片随手扔到后座，“我估计它正在躺着晒太阳呢。”

我一手扶稳方向盘，一手轻握妻子的手。我知道猫对她何等重要。为庆祝她怀孕，也为我第三个本命年生日，我们去吃了潮汕火锅——这将是她未来一年内，最后一顿外食。我把怀孕的消息告知父亲，他回复说，母亲已能站立行走。

自那以后，妻子与猫相处的时间明显增加。她为猫织毛衣、做玩具，神情专注得像被风吹走压在草叶上的万吨巨石。这样也好，总比她独自发呆时面色要光泽些。她织毛衣时，我常在旁边看电视，《动物世界》成了日常不可或缺的仪式。投影漫过整面墙壁，如同汛期冲刷河床的淤泥，也冲刷着我。

荧幕的光拂过妻子肚皮上浓密的绒毛，如同微风牵起雪地上的雪粒。猫登顶她那星球般的肚子。她把新织的毛套在猫的身上：“奇怪，明明照以前的尺寸织的，肚子这里怎么绷不住了？”

我伸手捏猫的肚子：“你最近带它出去了？”

“只去过宠物医院。”

“咱这他妈是公猫！”我扒开猫后腿间的蛋，“见鬼了。”

生活似乎在按计划推进。只是猫叫声不再满足于深夜——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甚至在我出差途中，它都如影随形。那声音时而尖锐疯狂、时而哀怨恐惧、时而咆哮挣扎，时而阴沉疲惫。

这种状态在和被“优化”的同事吃了散伙饭后，再加剧。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埋头喝酒。整张饭桌如同一座三一教堂，平静而厚重。

首批“优化”不久，公司利用周末组织AI技术速成培训，美其名曰“辅助工作”。中途召开了一场以“降本增效”为主题的会议。两周课程结束，我料到公司必定有动作，却没想到规模如此之大。公司总能提前敏锐地嗅到常人难以察觉的危机感。聪明绝顶的“降本增效”政策迅速落实，对每个部门“优化升级”，只留一名员工，我的也不例外。

被优化的同事中，有人调侃提前回家陪父母过年；有人转行从事外卖和出租车；也有人转签别家公司，实则继续为原公司服务。合同重签、制度调整，五险避税缴纳，在这座城市里并不罕见，二三四五线城市更是如此。法制的力量似乎总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具体缘由，不得而知。纵然是网络曝光、举报或起诉，也无济于事。那些你所见的“成功维权”，不过是冰山一角。倘若真遇上严格执法，那么此人在所属整个行业里八成是“名扬千里”，所谓的行业“黑名单”，大概是为这些懂得运用法律的人准备的。因此，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毕竟，饿不死，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底线！

目前来看，我的工作虽然还算稳定，但切实感受到的压力，前所未有。降薪，年终奖停发，工作时间延长的现象更为普遍。自我们熟练使用AI辅助工作后，与妻子共餐次数屈指可数，饭后陪妻子散步，更是难得。妻子行动日渐不便，最后几次孕检，也不得不靠自己。

“公司现在怎么样？”妻子将散乱的鬓发挽到耳后。

“整个部门只剩我一个光杆司令。”我擦掉小腹上的液体。

猫拖着圆滚的肚子在卧室里徘徊，轻哼几声，旋即蜷在地毯一角，摊平身子，打了个哈欠便沉沉睡去。

“你猜，它能生几只？”妻子问。

我摩挲着妻子那宛如熟透西瓜般的肚子：“应该把它弄了。”

“等孩子出生，我还要养更多的猫。”

妻子胀大的乳房、深褐的乳晕和挺立的乳头，在昏暗的荧幕光线下，渐渐模糊成几颗笨重、锈蚀的铅球。我拿起床头柜上的烟，又放了回去。电视传来赵忠祥的旁白：“当环境不再适合生存，生命首先会停止繁衍，其次是大迁徙。”

无数匹斑马从无垠的土坡上倾泻而下，泅渡潜伏着鳄鱼的马拉河。被荧幕光浸成昏黄色的妻子，活像一座被酸雨腐蚀过的赫拉石像。闹铃响起，我关掉电视，尝试入睡，尽量不去想明天的事。

3

刚结束早会，我接到电话，得知妻子最后一次孕检结果正常。挂断后，紧接着铃声又响起——是父亲的号码，电话那头是脑瘫弟弟。他支支吾吾，像摆弄拼图的幼童，重复着零散的词句。我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栏杆。远处，参差不齐的高楼如积木般被浓稠的雾霾所笼罩，像是被层层保鲜膜裹紧的猫。寒风冻得膝盖冰凉，我扔掉攥成团的烟盒。连续嘬烟，嘴巴已经麻木。我用指腹捻灭烟头，丢进盆栽，拉开门。

站在经理办公室门前，我拿牙齿刮了刮发涩的舌苔，深吸几口气，才敲门。经理坐在三块屏幕后面，目光从墙上的计划表转向我，数出六根手指，又加一根，却迟迟不说话。我听见，办公室外的饮水机桶里气泡翻滚的声音。

“我肯定会带电脑回去。”

我长舒一口气，起身把笔记本合上，然后拎包走向长廊深处。电动玻璃门向两边推开时，我放慢了脚步，转身望向自己的工位。稍作犹豫后，我迈出公司，电梯缓缓下降。轿厢内频频发出“嗡嗡”和“咔嗒”声。

桌上剩的外卖饭菜冰早已凉透。父亲躺在冰棺里，像一顶陈旧的炼钢炉。他的猝逝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母亲坐在一旁的轮椅上，脑袋像挂在枝上的火龙果。我们只能请来护工，照顾母亲和弟弟。

葬礼主要由父亲的几个战友帮忙操办。妻子、弟弟和我能做得不多。除了出殡那天，其余六天，我他妈开了47次会议，传输129份文件。一种阴暗的、反感一切的情绪，犹如泥潭中不断上涌的黑浆，在心底蔓延。

按照家乡习俗，丧事通常操办七天。其间，设灵堂、聚亲朋吃席、守夜打牌（麻将、长牌、扑克）——每桌牌局照例抽取一定比例的“头钱”。不过也有延长至一两个月的，目的不言而喻。

第七天，天空像褪色的破洞牛仔裤。车队在狭窄的公路上艰难前行，路面裂缝纵横，起伏剧烈，不像城里其他道路那般平坦。我坐在副驾驶，耳边总听到司机频繁换挡的声响。窗外掠过的秃树枝丫，像枯竭的手臂刺向天空，树下是成排相互倾轧的秸秆。越过蒙着一层薄霜的灰色田野，更远处是延绵的黑色山脉。

车子停稳，鞭炮声立刻响起。父亲的遗体被他的战友们抬下丧车，动作像电机受损的“T-800”。白色车灯在淡淡的雾气中涣散飘浮着，像轮溺死的月亮。我推棺穿过凝结霜气的枯草坪，到指定位置等待。我递给战友们每人一支“迎客松”，自己也点了一根，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在冷气中乱窜。

一个男人慢条条地迎面走来，抽出他胸前白大褂口袋里的笔，连同写字板一起递过来。我用手指狠狠捻灭烟头，接过笔和板。我扫了一眼轮椅上的母亲，在同意书上潦草地签下字。

“化妆吗？”男人说。

“怎么收费。”

男人伸出细长且指节突出的手，把我手中的同意书翻到下一页，指了指收费一栏。我思索片刻，然后掀开白布，干瘪的铅灰色脸皮像氧化的人造皮革，包着凸起的颧骨。我隔着白布，掐了掐父亲手臂上的肌肉，触感僵硬，像一根空心的帕特农石柱。

对于父亲的死，似乎很早隐隐有预兆，只是未料来得如此突然。父亲年轻时突然痴迷健身，为达到理想体型，不惜占用工作时间进行超常训练，对饮食控制也极为严苛，每日蛋白质和碳水的摄入，精确计算。很快，父亲的身材肉眼可见地变得健硕。为追求更极致的效果，长期注射类固醇之类的药物。市场上每有新型辅助药物，他必然尝试。厚实的肌肉使他在洗澡时再也无法触碰洗刷到自己的后背。一个人要在怎样的情况下触摸不到自己的后背呢？父亲对健身的狂热，已陷入一种自我消耗的循环，正如埃律西克通因永无止境的饥饿吞掉所有能获取到的食物，乃至自己的身躯和女儿。这既是幼年体弱多病带来的自卑所驱使，却又与他凡事讲求“平衡”的理念相悖。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父亲在肌肉维度、力量、速度以及各项身体指标上几近完美，至少在他所生活的城市中，罕有人及。然而，就在他标致健硕的身体备受歆慕之时，脑瘫弟弟悄然降生。

我抬头扬起嘴角：“我想他还是以真面目示人比较好。”

男人点点头：“是否需要‘亲属观看遗体火化’服务？”

“只能亲属？”

“只能亲属。”

“免费？”

“收费。”

我笑了笑：“行，看吧。我希望以后你们收费，可以公开给所有人看。”我勾选了服务一栏，“我谅他山西奥瑞也不敢。”

我把笔还给面色僵白得如此自然的男人。他转身推着父亲走向火化间。我望向蹲在路肩玩弄手指的弟弟、瘫坐轮椅一言不发的母亲和挺着肚子面如死灰的妻子。我任由烟灰积成长长一截，等到不负重量垮塌下来，碎落在鞋面上。我叼着烟，目光死死盯住火葬场四周的群山，眼睛眯成一条窄缝，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灰压压的山脊挤碎。

妻子不情愿地替我观看父亲火化过程，我希望在她看的时候，孩子能踢踢她的肚子。我订了最便宜的骨灰盒。作为父亲迄今为止还算正常的子女，我怀抱他的遗像，顶着正午刺眼的阳光，走在白色送葬队的最前头。开往安息堂的路上，我想起坐在身后的白痴弟弟，愤怒逐渐在体内凝固。

丧车行距安息堂约一公里处停下（大概一公里，若不是父亲的死，我对这套丧葬程序一无所知）。父亲的其中一位战友重新整理队伍，示意我继续领头。大家虽尽显疲惫，但步子依旧整齐。我蹙着眉，缓缓走在石子路上，脚下发出吱嘎干响。衬衣，夹克和丧服因汗水粘成一块，衣服聚起的折痕，像根藤条横在背上。短短一公里，走尽这数十年的繁华。

安置完骨灰盒，点燃鞭炮，我们即刻返程。我登上殡仪车，再次回望荒坡上的祠堂，它像堆砌在海边的沙堡，呼呼的北风仿佛比记忆中的海风猛烈得多。我关上车门，摘下皱巴巴的白帽，擦干额角的汗水。

傍晚宴散，屋内忽然成了夜空下矗立墓碑的旷野。橱柜上堆着跌倒的药瓶，上方是高挂的父亲遗像。我看向妻子的肚子——那弧度看起来，竟像阿特拉斯负天时凹陷的双肩。妻子抬头，与我对视。她应当察觉到我微颤的眼角和冰冷的目光。

“打了吧？”我朝着电视机前母亲的背影喊道。

妻子转向母亲，沉默像碎落一地的石膏碎块。

“老头子终其一生，坚守他的原则，让我们来继承他的烂摊子？”我愤然起身踱步屋内，“羡慕别人抱上孙子，他眼红，他怎么不想想这需要什么？妈的，一走了之，退休金也跟着他妈的去了地府！还总拿你们那个时代说事，剩下贷款谁还？我们还吗？”

坐在地上的弟弟，无节奏地拍掌，我盯着他，还有些话终未说出口。妻子注视着母亲，全然未觉她椅背上的古驰围巾滑落。母亲毫无反应，或许她根本没听懂，又或许早已忘记我是谁。楼上下水管道持续作响，像有冲不完的垃圾。

临走，我嘱咐护工看好母亲，过几天再回来。我把未用完的葬礼用品装进黑塑料袋，丢到楼下的垃圾站。车一开出门，就驶上高速匝道。妻子松开紧攥古驰围巾的手，始终沉默。车辆不断从两侧超过去，我们跟着一辆又高又宽的厢车，缓慢前行。我掏出手机，打给医生朋友。

“现在还能行吗？”我把声音压低。

“有什么影响？”我穿过收费站，不远处的十字路口闪着刺眼的红光。

“没别的办法？”我不停鸣笛催促前方那辆几乎停滞的厢车。

我瞥了一眼直视前方的妻子：“我再考虑考虑吧。”

那辆厢车始终没有变道。车内温度一点点升高，车窗结起一层水雾。我打开除雾开关，妻子重新戴紧围巾。

“超车。”她蓦地喊道。

我扶稳方向盘，看准右侧空当，未打转向灯便猛然变道。后方厢车闪烁了几下远光灯，最终湮没在黑暗里。

车停稳后，妻子下车前回望我一眼，那眼神与徘徊在马拉河边的斑马无异。我独自返回公司，把车停在划线内，奔上楼处理积压的工作。忙完时，悬挂树上的蝙蝠正在酣睡，街道两旁的几家药店昼夜不息。我钻进驾驶室，静静地坐着。一阵强烈锥心的电流声，在脑中无止境地来回穿梭。

付出这么多，到底该不该生？生了之后呢？表圈泛出的绿光，像一杯绵柔的酒。我解开表扣，双手掩面，向上捋过头发，伏在方向盘上，昏沉睡去。

驾着五年前的福特，我继续前行。路灯和树干如瀑布般掠过。天空像失去眼球的人。路灯和护栏渐渐消失。偶尔车灯闪过，才看得清方向。我松开表带，车速慢了下来，不断有车超过。起初，我并不在意，但随着身后的车越来越少，铺天盖地的黑暗步步逼近。

我直起身，重新扣紧表带，油门踩到底，将车速稳在120迈。在这样的速度下，必须全神贯注才能保证安全。这时，左侧并行车辆的中控大屏显示时速100，而我的指针指向120。或许是为了安全，对方加速超车。他们超速了吗？我不知道，也没人来管。测速探头是真是假，总有人清楚。我只知道，再怎么踩油门也无法追上。

两侧后视镜慢慢沉入黑暗之中。黑暗表面漂浮着一层雪花点。为什么他妈的连一盏灯都没有？也许，路灯再也不会亮起。黑暗，是夜的底色。不是吗？我想慢下来，像那辆旧厢车。但后座的父亲催促我踩死油门。火箭一旦升空，就无法停止。有些事一旦开始，就注定要付出代价。这世上没有完美的选择。

凌晨四点，我被电话惊醒。

“不是月底吗？”我费力睁开眼，手表滚落车座底部。

车窗外树木轮廓逐渐清晰，我对着电话问：“叫救护车了吗？”

“哪家医院？”后视镜中红灯在闪烁。

“我马上到。”我瞥了一眼油表，打起精神，甩头向医院疾驰。

街道路灯渐次熄灭，四周陷入黎明前的黑暗，唯有路口信号灯仍在跳动。道路异常拥挤。我冲上人行道，绕开堵塞路段，穿过一幢幢玻璃幕墙大厦，拐进狭长的小巷，逆向驶入单行道，飞下阶梯，终于准时赶到医院。

目送急救人员把担架上的妻子推进ICU，我徘徊在走廊，不时地望向紧闭的ICU大门。我挠了挠手腕上的白色印记。次日深夜，我瘫在走廊长椅上，呼呼睡去。整晚，我都没听见猫叫。又一天下午，妻子转入普通病房。傍晚，妻子醒来，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像踩在国军头颅上高举长矛的战士。我解下她颈间的围巾，整齐叠放进床头柜的抽屉。

我摇起床背，把枕头垫在她背后，展开病床餐板，摆好黑鱼汤。我将饭菜一勺勺喂到妻子唇边，谨慎地避开锁住她全身的石膏板。

“待会儿，要不要回去喂猫？顺便拿些生活用品。”妻子口齿清晰，像脱离商队的骆驼。

“那天没喂吗？”

“喂了，但它最近吃得特别多。”妻子说完，吞下一勺饭。

“是啊。”

“你也吃点吧？”

“你先吃。”

安顿好妻子，我吃掉剩余饭菜，便驱车回家。房门推开，一道道鲜红的血痕穿过玄关、客厅、卧室，延伸至阳台，尚未干透。猫蜷在角落，正舔舐着自己的尖牙和毛发。如皂水刷洗过的蓝月光，洒遍它全身，照出一地支离的猫细骨。散落地板的一撮撮断毛，像扒了皮的地毯。浓烈的血腥味和尿臊味混杂一起，充斥在屋内，像被鳄鱼咬残的斑马继续跛行。我推开窗，折回厨房。猫碗里，还剩着些许鱼肉干和奶酪。我又倒进一把猫粮，搅拌均匀。

打扫完毕，收拾好必需品，装车。我在医院附近买了张折叠床。我摇下床背，拉上隔帘，躺在墙边的折叠床上，枕着手臂继续用手机看《动物世界》：十月，数次迁徙后的斑马，如同老人身上的灰斑，散落在马赛马拉的草地上。它们安静地吃草，饮水。这里的青草和水源似乎足够它们享用。几匹南下的斑马踢着马蹄，缓步于马拉河岸，偶尔抬头望向对岸的塞伦盖蒂大草原，那里的青草已经同金合欢树齐高。直到跨年夜，它们仍漫步于马塞马拉。等待拍摄“天国之渡”的摄影师们，在草地里砌起了小屋，还有人站在吉普车顶，调试怀里的长焦镜头，捕捉远方乞力马扎罗的雪。

晚九点，统一熄灯。病房陷入一片寂静。我透过帘缝，看了眼妻子，她已熟睡。我放下手机。不知不觉间，裆部渐渐隆起，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在半梦半醒中睡去。

“咚咚咚……”

“簌簌簌……”

“咝咝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