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際化」只剩下一種語言｜語言的興衰背後，往往是權力在運作
這是一位英國語言學學者，叫 Robert Phillipson，在 1992 年正式提出的。Phillipson 的核心主張很簡單：
語言從來不是中立的溝通工具，語言的興衰背後，往往是權力在運作。
而最可怕的是，這種權力運作常常包裝成「這樣對你比較好」。
我參考了一份最新的訪談資料，Phillipson 教授在 2025 跟另一位語言學者米亨（Paul Meighan）的深度對話，拆解「語言帝國主義」到底怎麼發生、怎麼運作。
阿爾及利亞的失語
Phillipson 這個概念的誕生，來自他 22 歲那年在阿爾及利亞（Algeria）的親身觀察。
獨立戰爭結束不久的阿爾及利亞，法國殖民 130 年後留下的痕跡清晰可見。Phillipson 所接觸的知識菁英幾乎全數受法語教育，阿拉伯語（Arabic）與柏柏爾語（Berber，又稱 Amazigh）則被系統性邊緣化。
當阿爾及利亞獨立後由布邁丁（Boumédiène）掌權，教育政策轉向以阿拉伯語為中心時，他們刻意扶植柏柏爾人，讓柏柏爾人比阿拉伯人更親法國，藉此分化當地社會。
柏柏爾語言與學者，包括當時任教於阿爾及爾大學（University of Algiers）的柏柏爾語教授、小說家穆盧德．馬梅里（Mouloud Mammeri），反而再次被排除在大學體制之外。
換言之，語言的存續與消亡，從來不是自然演化的結果，誰掌握了教育、行政與資源分配權力，就有辦法主導語言的發展方向。
語言歧視與語言人權
與 Phillipson 長期共同生活與研究的芬蘭語言學者康加斯（Tove Skutnabb-Kangas），則提出了另一個更貼近個體經驗的概念：
她主張，這個現象與種族歧視（racism）、性別歧視（sexism）同樣值得被正視，並歸納出兩個分析維度：
其一是「結構」（structure），也就是資源、資金與制度位置如何分配；其二是「意識形態」（ideology），也就是社會是否真正相信每一種語言都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化價值。
順此，康加斯在 1980 年代提出的「語言人權」（linguistic human rights）四項原則，至今仍是評估語言正義的重要標尺：
每個社會群體有權以其語言正向認同，並被他人尊重
每個孩子有權完整習得其群體的語言
每個人有權在教育、稅務、醫療、司法等公共場域使用自己的語言
每個人也有權依自身選擇，完整學習其居住國的至少一種官方語言
語言人權同時避免了兩種極端，既不主張封閉式的單語同化，也不流於空泛的「多元共存」口號，康加斯要求具體的制度保障，讓語言真正活在社會。
從紐西蘭到北極圈
這篇訪談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是 Phillipson 如何將這套框架延伸到當代的殖民遺緒與新興強權。
紐西蘭毛利語（Māori）雖然曾經取得與英文並列的憲法地位，如今卻面臨右翼政府試圖立法削減其在行政與司法體系中使用權的處境。
北歐的薩米人（Saami），也就是歐洲大陸唯一被官方正式承認的原住民族，長期遭受同化政策的壓迫，芬蘭（Finland）與瑞典（Sweden）近年展開歷史調查，但進度與誠意明顯不對等。
加拿大原住民語言雖有 2019 年的《原住民語言法》（Indigenous Languages Act），卻因缺乏具體執行與救濟機制而形同虛設。
四位原住民語言倡議者，包括安伯．貝爾．尼可拉斯（Amber Bear Nicholas）與艾摩斯．基伊（Amos Key Jr.），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提出申訴，卻在程序初期就遭到不具名官員駁回。
語言市場與象徵暴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重新檢視這場語言帝國主義，我們其實可以清楚看見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語言市場（linguistic market）與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概念的影子。
事實上，Phillipson 本人早年在阿爾及利亞的觀察，正是受到一位由布迪厄指導博士論文的友人啟發。當某種語言被建構為通往「成功」與「國際接軌」的唯一合法貨幣時，其他語言便被貶抑為缺乏市場價值的「方言」或「地方知識」。
Phillipson 特別點出，許多所謂的「國際學校」（international schools），其實只是複製英國菁英私校（public schools）模式的英文授課機構：
90% 的國際學校是純英語授課，最終目的是讓學生取得進入英美澳大學、通過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或國際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考試的資格，而非真正培養多語能力或在地關懷。
這正是象徵暴力最精巧之處，讓被支配者主動內化並追求支配者的語言資本，甚至誤以為這是自由選擇的結果。
從監獄手稿到嘻哈音樂的抵抗
不過，Phillipson 舉出多個具體的語言抵抗與復興案例。
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 1938— 2025），《去殖民化心靈》（Decolonising the Mind）一書的作者，拒絕繼續以殖民者語言寫作，轉而以母語基庫尤語（Kikũyũ）創作，即使因此入獄一年，仍在獄中以衛生紙寫下小說手稿，最終偷渡出獄。
芬蘭的薩米語（Saami）社群透過國家補助的一年期沉浸式課程，成功讓語言重新滲透進日常行政、教育乃至嘻哈音樂創作之中；美國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的普韋布洛原住民（Pueblo）社群，透過部落主權（tribal sovereignty）原則，在公立學校體制的縫隙中爭取母語存續的空間。
語言復興是主動、集體、且經常需要與國家機器正面協商的政治實踐。當一種語言消失，消失的不只是溝通工具，鑲嵌其中且難以翻譯轉移的整套認識世界的方法也毀隨之消散。任何看似「效率提升」或「與國際接軌」的語言制度變革，都需要追問：
是誰的效率？誰又在這個過程中被迫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