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尚未想象得到的事情，其实它已经发生过了——想象力、去中心化以及扁平化危机

这篇文章所有用粗体标注出来的部分，都是来自于与其他人的对话，并且在对话的流动中寻找到的灵感。我希望这种标注能让读者朋友能够理解到知识是共同产出的，捉笔人是捕捉集体智慧的承载者，并非知识的所有权者。知道自己的知识并非原创，并不会贬低知识的价值，这种彼此间的互相激发和承认，是知识的生长历程，它很有韧劲、很丰富也很有想象力，让我们呈现它。

Claude也参与了本文的写作和支持，ta翻译了non-performativity，修改了错别字，纠正了部分的地得的使用，还对我的自我怀疑回应了人工智能水平的鼓励。感谢它。

上周有一个小的共学活动，主题是运动的想象力，这个活动的介绍是这样设置的。

"让想象力夺权"——这是一句很浪漫的口号。但它之所以浪漫，也许恰恰说明想象力有多稀缺。

我们说到想象力，总是会想到原创、独一无二。但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依托他人智慧的想象，没有不公共、不集体的灵感。我们以为在独自发明，其实我们在遥远的共鸣与呼应里彼此塑造。

这一期共学，我们邀请你分享：在社会运动里，你感受到的最有想象力的一刻是什么？

这一刻可以是行动的想象力——你做过、经历过哪个活动，是你觉得真的有想象力的？它是受什么启发？是一种情绪、一种回应，还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行动"的意义很宽泛：直接行动、回应社会问题的艺术创作、互助照顾里某个独特的方式，甚至是复盘时有人问的一个好问题——都算。

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刻是怎么来的，又留下了什么。

这个共学是经验的共学而非理论的共学，组织者之所以设计这个共学，是因为相信运动里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从上往下传递的。它藏在每个人经历过的那些时刻里。但是这样的时刻被诉说得太少了。我们停留在彼此经验的孤岛里，只能与遥远的同路人彼此致意。

我在想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彼此之间缄默的时刻，不再对自己的经验怀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羞怯和自我贬低。这个共学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勇敢的空间，让我们能讲出自己的经验，无论是骄傲的、失望的、沉痛的、快乐的。

参加这个小活动的人，背景横跨几个五年，有人在2014年仓皇失措地进入关于香港雨伞运动的对话，为这种对话竟发生在自己的日常而战栗。有人在2015年加入反性骚扰运动，那时整场运动还留着街头行动主义的余晖，ta快乐地加入，并在这种表达里接收到同龄人和师长的善意与鼓励。有人在疫情期间贡献出自己的客厅，以自己的生活为半径做微小的组织，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代价也生长出友谊和意外的灵感。还有在海外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个copycat，在见证其他国家、其他社群的组织，又把这种见证转化成一种参与——一开始是模仿，但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ta人的灵感。还有非常年轻的“新鲜血液”，在行动的语料如此丰沛的当下，对行动依旧有诸多新鲜的想象和理解，努力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么多的经验冲击大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头晕目眩，但是更多的感受是，我意识到我们分享的经验，哪怕有着代际的差别，依旧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很多人的行动起点都非常老派，这个“老派"不是一个贬义词。具体而言，我觉得老派指的是被曾经的公民社会深深塑造过的行动方式。街头的行为艺术、影响性诉讼、与媒体的协作和联合、围绕某个议题组织的文化活动——它们形态各异，却生长在同一个处境：存在一个可以被喊话的公众，存在一个需要回应、也许真的会回应的国家。行动是做给“外面”看的，它围绕议题展开，相信可见性本身就是力量。

而今天的运动更多发生在社群内部。行动不再集中朝向广场和具体的政府部门，而是朝向彼此——互助、照顾、把生活本身组织起来。不是议题把人召集到一起，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成了行动生长的土壤。

所以“老派”在这里标记的不是过时，而是一种行动被发明出来时所朝向的世界——那个世界后来关上了门，但是在我们还有这扇门的时候，我们学习了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些方式有的遗失了，有的被带进了客厅、群聊和公园，翻译成了另一种行动的语言。在疫情期间贡献出客厅的朋友，也许正站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客厅放映是最老派的形式——身体的聚集、围绕议题的组织——却又已经回到日常，以生活为半径。

这篇文章不是在歌颂曾经的光辉岁月，在我加入的时候，一切已经陷入停滞，我没有感受到它的激情，我承接的就是关门时抵住门的那种失落、韧劲和与之匹配的绝望。我对复兴的论调早已失去兴趣，对于执着于强调“想当年”的玫瑰色叙事也很谨慎。但是在朋友们的分享中，我惊讶地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代际差异如此之大，起点却都有老派的影子，说明老派还是意味着有新的可能性。哪怕今时今日的处境已经大为不同，老派也并不过时，它在不同人的行动经历里都还发挥着价值。这也和我理解的想象力是呼应的，“想象力等于原创等于新”是一个残酷的标准：它向被剥夺了几乎一切条件的人索要全新的发明，然后在没有新东西出现的时候，宣布运动已经死了，这对于加入运动的年轻朋友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

去年我在国内参加了一个温馨的活动，是庆祝社群又快乐、安全地成长了一年，这个活动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游戏和奖励，是一场欢聚。中途有一位自然保护机构背景的朋友上台来分享了自己是如何进入自然保护领域的经历。她讲了作为律师如何参与到公益诉讼去保护自己心爱的一小块自留湿地，如何写信给一些部门要求重视自己亲眼所见的物种的保护，这些故事很真挚很动人，是与更大世界对话的个人故事。我在听的时候，内心很澎湃，我感叹的是这是多么老派的方式啊，我已经十年没有听人讲过这些事情了。但是看着台下人兴奋闪动的眼睛时，我意识到这种行动路径，依旧是新的，是不被很多人所知晓的，ta们在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依旧是和十年前大学生时的我一样，感受到了某种自己可以参与其中的希望。这个经历也让我重新理解经验的时间性——对我是过去的东西，对台下的人是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而这些经验的传递，就是让它们流动起来的方式。

这种流动的可能同时根植于行动主义本身的属性，作为一种运动的哲学，它是连贯的、不分议题的，从街头的剧场、公益诉讼到联署公开信，这些方法在性别、劳工、环境之间流转，重塑和改造着我们和我们的议题。就算某些议题曾经采取的方式在当下被彻底污名化，它在其他议题里依旧有着可被普通人理解和珍视的生命力。

这也让我重新去理解所谓的代际经验的宝贵之处，以及在整个行动路径向社群转向的当下，这些经验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被低估了的。写信、诉讼、放映这些形式也许暂时用不了，但它们蕴含的行动逻辑——怎么把陌生人召集起来、怎么判断风险、怎么让一个议题更可见、怎么跟一个不想回应你的机构周旋——这些是跨形式、跨议题的。这种判断力依旧有可迁移的价值。

过去的价值属于过去也许是对的，但是知道“以前曾经可能什么”，才能识别现在的形态所继承的脉络到底是如何存续的。现在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没有代际经验，社群转向这一现状很直接就被化约成"运动本来的样子"，而它混合着权宜之计的不甘，滑落成为了不可动摇的“新”理念。

诚实地说，社群的转向和整个运动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迭代的叙事——我们成长了，找到了更好的方式，对我来说它更像是某个适应性的机制。它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被打断的历史，与其说是我们的运动去中心化了，不如说曾经可以承载运动的基石——某种制度化社会运动的可能性随着政治变革的无望一起被打碎了。迭代叙事把老派经验归档为“被超越的版本”，可如果历史是被打断而非被迭代的，那些经验就不是过时的，而是未完成的。这种未完成，连着它曾经可以承载的想象力一起被关闭，也再也没有合适的被重估的机会。

很多人在讨论这种想法的时候，总会庸俗化地把它理解成某些“老人”被剥夺权力而产生的焦虑。运动中确实是有不愿意成长的“老人”，但是对于我这个站在新旧交替之间、几乎未在任何一个运动中心待过的人来说，我相信去中心化是一个中性词。我并不是不接受去中心化，而是坚定地认为去中心化并不等于扁平化。扁平化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是不现实，总有人更有时间、人脉、表达能力，扁平化不是消除了这些差异，而是禁止谈论它们。假装没有中心的社群，实际的中心藏在私交网络里，反而无法被监督、被学习、被替换。更诚实和直接一点来说，我曾经听过一位朋友分享，说与独裁对应的是多中心而不是去中心，这句话我理解得并不多，但是现在比起理解，我更愿意说是要接受运动是多中心的，我们要去想象每个人都是运动中具有号召力、有责任、有承诺的那个人，当然这种号召需要条件：一些能力、劳动和洞察，但多中心的主张不是"人人已经是中心"（那是扁平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成为中心的路径是否向所有人开放、是否可及，且这些条件是可以被传递的。也许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去接受这种多中心化的形态，而非让去中心化扁平化我们对运动的想象。

扁平化的危害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我们对于个体经验的差异性不做判断了，任何人的凸显都显得可疑，这让愿意承担责任（无论这种愿意背后是否有特权的支持）的人更不愿上台，扁平带来的不是平等，是分散，它同时扼杀的还有传递。

同时扁平化带来的另一个误区是，运动方式本身失去了梯度上的差异，评判被整体取缔了：读书会、转发、互助网络、诉讼、街头行动，全部变成可以等价互换的"做了点什么"的筹码。这保护了所有人免于被批评，没有道德立场去判断谁的运动方式更激进，但也取消了策略这种思考的重要性。

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是非常惧怕谈论组织化和策略这件事的，因为这是整个运动散装之后，能给出的责任最大、最扎眼的承诺，我完全可以理解这背后的恐惧。之前我总是觉得这是别人的工作，这是少部分人应该去做的思考。至于谁可以去想这些问题不重要，反正不是我。让渡自己思考的权利是我对运动依旧有“中心化”的理解，这是有毒的；同时我也乐意把思考这种问题的人理解成有权力欲的，以此取消思考这些问题的正当性，这也是有毒的。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我有了如今写这种文章的变化。我想可能是在表达中我积累了对自己的信任，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思考也是有价值的，我愿意相信这个运动中的位置是我可以去承担的。所以我才愿意冒着被社群评判的风险去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可能思考有三年了，但是我从未坦然承认过，是的，我在严肃思考，是的，我要写这个问题！

当激进与否不再能被谈论，一件更隐蔽的事情就会发生：命名开始替代行动。女性主义学者Sara Ahmed有一个词形容这种现象——non-performativity，非述行性（Claude建议这样翻译）。她长期研究大学里的多元与反歧视工作，发现这份工作实际上是靠不做什么来表现做了什么，比如一所大学宣布"我们致力于种族平等"，为此写出一份漂亮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被评为优秀，这份文件的优秀反过来成为这所大学确实平等的证据——与此同时，一切照旧，少数族裔在升迁、惩戒中面对的依旧是不公正的标准。这类声明的诡异之处在于，它不是失败了才没实现自己说的话，它恰恰是靠不实现来运作的——说出承诺，吸收掉了兑现承诺本来需要的能量，说了仿佛就等于做了。她说的是机构，但这个机制在我们身上同样运转：当做什么都一样，"这也是抗争""这也是行动"这些命名就可以被随意认领，不再指向任何具体的劳动。平庸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没有人做事，而是行动跌到了它的最低公约数，说就等于做。

我这些批评可能过分严厉。我不希望阅读此文的朋友对号入座，觉得自己被批评、被伤害，或者认为我是在指责运动不够激进——我相信整个运动里，机会主义者远远少于真诚勇敢的同路人。我真正想说的是，激进与否从来不取决于形式：不是上街就一定比读书会激进，激进在于形式与条件的关系，同一场读书会，在一个语境里是激进的，在另一个语境里是种装饰。扁平化禁止的正是这种情境的判断。而对我自己，我希望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都有勇气把这个判断转向自身：这件事，是说的意义大，还是做的意义大？这个判断关系到的是我是否真诚、是否快乐。

今年我和朋友做了一个播客。录到某一期，我突然讲出了一些超出万字逐字稿的真心话，也算是一个老派人士的成长和反思。我讲到自己行动策略的调整：我开始围绕自己的生活来做组织——这是之前的我绝对不会做的事。虽然女权主义反对私人与公共的二分，但在我心里，私人生活一直是为公共性服务的最后一个选择：在还能公共的时候，我们要在人群里往前一步。疫情之后，这种可能性彻底关闭了，私人生活也岌岌可危，而眼前的这种方式，有了它自己的激进性。这不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判断它、选择它、守住它，需要的勇气和劳动一点也不更少。是的，我们的生活是最后的堡垒，在我们决定奉献它的那一刻，它已然决定不属于我们。我很高兴、也很得意：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意义，就是成为别人生活里的那一个小碎片。

这样说可能很肉麻。但今时今日，运动的语料和贯口如此丰富，运动也如此日常，我们稀缺的从来不是愿意做事的人，而是有想象力的尝试——把自己的日常激进化的尝试。这需要勇气、承诺，也需要劳动。可是朋友们，我们还有生活。让它radicalize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