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3/[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我也是“人民”的一员

大而空旷且有些冷的教堂，闪耀着白色光芒，极为壮丽。清晨六点。早祷马上就要开始了。教堂左首的走廊里，已经聚满了前来瞻礼的各式各样的人。很多穿着破旧、朴素衣裳的妇女，头上裹着长丝巾，一直垂到眉毛。她们有的从很远的地方来：乌克兰、卡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的偏远处。她们中的有些为了到修道院、圣母的发源地的朝拜，准备了好几个月甚或好多年。存钱、祷告、等待着，尽管生活困苦、充满忧患，但她们明白灵魂中最为隐秘的愿望：朝拜修道院、朝拜神圣之地、参访智慧的修父比如修院长老和有过神迹的地方。

成年累月的，她们不能够去怅悔或者聚会。在宽广辽阔的俄罗斯大地上，现在只有寥寥落落的几处教堂，以及比教堂更少的修父。

这儿也有男人，大都是普通大众，那些面容，城市里很少看见，仅能在俄罗斯的乡村中见到；这类面容还没有从乡下消失。它们就像是从十九世纪俄罗斯画家的画作中而来。这些人，披着破旧的衣服，站在修父面前，准备忏悔，在悔罪中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如同石头；这触动了我，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带着肃敬，说出那个被政治家们利用及整个世界都用错的语词：“人民”。只有在这里，在教堂里，我才明白“人民”这个词的含义。只有在上帝那里，人民才真正成其为人民。最后，这一点也变得明确，即，我再也不孤独了，我也属于这些人，因为这些不相识的人比在这片土地上其他的人与我更相似。

赫莫艮修父庄重地谈论着罪。所有集中来忏悔的人都静静地流着眼泪。有个男人禁不住他的啜泣，念叨着他的苦难和不幸，整个教堂都可以听见。这位朝圣者穿着非常破旧的衣服；他失去了他的右胳膊，左胳膊一直切除到肘部。尽管如此，在他残余的左胳膊上，他以自己的方式刻了一个十字架；而他自己，不时地，在胸前虔诚地划着十字。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开始做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忏悔。仅是不久前，通过神恩，我才成为一个基督徒。对于基督教和教会，我都没有很深的认识，而教会本该教给我这些？我和我新近改变信仰的女朋友，都处于这样的境地，力图模仿着我们年老的妇女们，那些诚切保留着东正教信仰并操行着它们的人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今天需要收藏远比知识更为宝贵的东西：对教会的无限信任，相信它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行为和要求。只是昨天，我们才抛弃了冠冕堂皇的外表。今天，我们理解了我们所体验到的像奇迹一样的释放自我。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当作毋庸质疑、绝对的真理，那许多琐碎的事情，与它的主要职责都是真理的体现。上帝改变了我们，给了我们童年：“只有像小孩那样，你才可以进入天堂。”

我仅知道，去忏悔和参加聚会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忏悔和聚会都是使我们顺从上帝、甚至将我们与他相连的圣礼，它使我们与上帝完全相连，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小的时候，形式性的，我被我那并不信的父母带去受洗过。不知他们是出于习俗还是听从了某人的相劝，反正，我从来没听他们解释过。现在，当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决定重受洗礼的神恩。

像一块坚硬的面包皮

我知道修父——那有名的忏悔修父赫莫艮——会问我一些问题，并引领着我忏悔。前一天，我读了一本小册子以便准备我的忏悔，我发现我违反了旧约和新约中的近乎所有戒律。而且，除此之外，我清楚明白，我的生命中充满各种各样的罪恶、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们现在追赶着我，在我的忏悔之后，就像是我灵魂中的重轭。为何我不能早些认识到那些罪恶，它们是多么可恶、愚蠢、无聊和毫无结果呀？从童年时代起，我的双眼便有些被蒙蔽住了。我长久地忏悔着，因为我已以我的全部感受到，我会得到解放，那个我最近在我的内部发现的那个新的我会完全胜利，并把那个旧的我赶出去。每一次忏悔之后，我都觉得从本质上，我被治愈和获得新生了，但是，同时，我也感到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像被一块罪恶的硬皮裹偕着，它在我的四周生长并变得坚硬。所以我也渴望苦行，以便洗却我的罪恶。当我想起我最近才记住的诗篇的绝妙词句：“用牛漆草清洗我吧，我将变得洁净：净化我吧，我将比雪还白。”

对奇迹的体验

不久就轮到我了。我站了起来，吻了吻福音书和十字架。当然了，因为我觉得惊慌和恐惧，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忏悔。赫莫艮修父以提问开始，

“你最后一次没来教堂是什么时候？那些节日你故意逃脱了？”

“所有。”我答道。

然后赫莫艮修父就明白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新近的皈依者。最近一段时间里，成群的新皈依者涌入俄罗斯的教堂，他们也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

他开始问我生命中最严重、最“大”的罪是什么，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整个成长史：骄傲和对被称赞的渴求、蔑视他人。我告诉他我的嗜酒和性生活的无节制，不幸的婚姻，堕胎，我缺乏能力去爱别人。我也告诉了他我生命中的另一阶段，我起先的瑜珈练习，我对“自我完善”和成为神的渴望，那时，没有爱，没有悔罪。我说了很长时间，尽管同时，我也觉得很艰难。我感到羞耻，哭泣使我不能呼吸。最后，我几乎是完全自动地说：“我愿意承担我的一切罪过，清除哪怕它们中的一点。请赦免我吧。”

赫莫艮修父非常认真地听着，几乎不打断我。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是的，它们是很深的罪恶。”

我被神恩赦免了；对我来说，它很简单：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每天念诵五遍“欢喜圣母玛利亚”，每一遍都深深地俯卧在地一次。

这种悔罪方式很多年里都是我的支柱。我们的罪恶（我新近皈依的朋友的情况与我完全不同）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非常巨大，对我们来说，它们好象很难那么容易地，仅通过修父的手的轻轻一挥，就能消失掉。但，我们也早就有了不可思议的经历：从与绝望相壤的无意义生存的虚无中脱离了出来，走进了修父的屋子，走进了教堂，而那里对我们来说，就如同天堂。我们知道，与上帝一起，什么都是可能的。忏悔确实清除了罪恶。长老也说过，“不要再想它了。你已经忏悔过，那已足够。如果你仍旧想他，你就仅仅是又在重犯它。”

我朋友的第一次忏悔最后变得很滑稽。她是个年轻姑娘，名字叫作拉里萨，画家、演员，这也是她第一次向修父忏悔，一个年老的修父。等着忏悔的队伍很长，一堆年老的妇女把教堂塞满了，修父的声音很高，以至很多人都能听到忏悔。修父以今日俄罗斯忏悔时较为普遍的一个问题为开始向拉里萨提问。

“您接触过魔法吗？”第一个问题，声音很高。在俄罗斯，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操行着魔法；这是缺乏基督教教育和对福音书无知的原因。

“是的，我试过魔法。”我的朋友答道，因为她参加过巫师的仪式。

“你偷过东西吗？”

“是的。”拉里萨答道，她想起小的时候，偷过一个阿姨的一瓶果酱。

“你杀过人吗？”

拉里萨以很低的声音答道，“是的。”堕胎是今天负担过重的俄罗斯妇女扪的可怕灾难。

围绕在旁的年老妇女们开始摇头，伴以惊诧的叹息，盖住了老修父的声音。

“你至少应该早些禁止它们，我的孩子。”这或许是他第一次面对一个新近的皈依者，他不了解站在他面前的人。

石头们开始说话了

所有这些发生在十年前，当那一今天称作宗教启蒙的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在这些年里，上主给俄罗斯送来了许多敢于面对年轻人的修父。很清楚，他们是铺路石。他们与新近皈依的、刚走进教堂的新人们一样无所畏惧。受过良好教育、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不仅对“俄罗斯生活方式”说不，也正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美丽而公正的世界。他们通过信仰和爱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今天，虽然，没有可能“走向世界”，俄罗斯教会正吸引着俄罗斯最优秀的人，尽管它的“嘴被封住”，尽管存在着束缚和迫害。

许多俄罗斯修父都满怀喜悦，因为“石头们开始说话了”，那些不信神的和持无神论的一代人开始走向教堂。年轻人们自己可能也不明白他们正随着岁月成长，修父们主动为精神迷惘的年轻人们的承担起责任，以指引他们的道路。无数的修父们将自己奉献给了新近皈依者。他们成为我们敬爱而智慧的老师。在俄罗斯，忏悔修父与精神之父从来就不是分开的，事实上，圣灵的工作凸显出来了，那些淳朴，有时甚至非常年轻的修父们变成真正的精神导师和长老。

对伊夫斯根尼来说发生了什么

忏悔修父对我们每个人采取不同的方法；他感到了每个人的独特和上帝对他或她的特殊的计划。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说，他是一个熟练的医生，尽管，我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发现他那么做的效果。我在想，对伊夫斯根尼来说，发生了什么。伊夫斯根尼对“基督教”哲学非常热情，觉得自己发现了一条非原创性的基督自由的理论。可以用以下的语词来概括：“上帝存在——任何事情都是容许的。”这里，伊夫斯根尼源引了迦拉太书和使徒保罗给罗马人的信。

他的生活完全符合他的理论：堂•璜似的恶作剧每天不息。受伤和被遗弃的妇女向伊夫斯根尼的朋友，包括我，倾诉着。她们说，“他既然信仰上帝，又怎么可以这么做呢？”那时，我想到了L修父，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修父，或许他对伊夫斯根尼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尽管伊夫斯根尼经常向他做忏悔，但从来不曾提过他的恶作剧，修父L也从来不曾问起过他。有一天，我直接问L修父，他是不是清楚伊夫斯根尼的生活。当然了，修父L对此了如指掌。他对我说，“伊夫斯根尼是个病得很厉害的人。这个病远甚于他表面那无节制的性生活。对他，我们要有耐心。”两年过去了。现在，伊夫斯根尼结婚了，经常给我写信赞叹上帝那不可思议的爱将他引领向了婚姻。他提起“过去”时充满深深的懊悔。伊夫斯根尼是个典型。忏悔是一种崇高的圣礼和绝妙的艺术，上主给他的教堂送去了真正的医生、修父，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出色。我们修父中的大多数都是非常淳朴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乡村修父”。但，他们一下子看透别人，他们懂得超越于一切艺术之上的一门技艺，即能看清人的灵魂。实际上，俄罗斯修父们能够把握住时代的变化，并且就此使教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他们中一些特别有经验的人，就出现了，就像他们早就听说了我们这无神的时代会到来。他们就成为那些能特别理解虚无主义这一新的魔鬼的人。

我们学着变得无情

教会从来都不曾放松过。我从来没听说，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道德要求被降低了，道德要求仅仅是加强了，因为我们生活在“重估一切价值”、“性解放”……的时代。对我们这些新近皈依的人来说，很难接受一个臻于完美的新生活。斋戒、规律性的祷告及忏悔，这些，我们都无法适应。只有当我们做错了什么，才去谴责自己。但我们逐渐地认识到，在每一件事情里，我们其实都得到了上帝和教会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高兴，教会传达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戒律对每个人的改变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时间使得他们改变了。我们喜欢基督教极端派的宣言：应为那些值得人们去死的东西而活着。对我们的罪恶，我们学着变得无情，我们学着去摧毁不纯洁事物的根源。比如，很难去描绘与作为“性伴侣”被爱着的某人之间的自由关系。我们想给出借口，“那是哪种罪？我们相互爱着。”当除却所有的可能和日常的观点，基督教仅提倡选择和完全：“变得完全吧，就像天上的父那样完全。”这一完全不仅仅指精神，肉体也是包括在里面的。它的每一声叹息，每一个行为，都是献给上帝的。

东正教信仰的这一高标准的要求与它极大的灵活性和它对人类的友爱相连的。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呢？只能通过爱。这一特别的、智慧的爱并不寻求它喜好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的修父身上找到了它，他们被赐予了神恩来给我们自由。他们使我们从荒芜、重负般“束缚”我们的过去中释放出来；他们使人们得到了从无基督教或假基督教文化中做梦也无法达到的东西。在无数的哲学中，所写道的，要使时间流转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企及“所曾是的”。尼采、海德格尔、普鲁斯特被这些问题折磨着，今天许多的智者和艺术家依旧为此而折磨着他们自己。

他们对信仰的缺乏使得他们成为曾发生的过去的奴隶。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奇迹也能在他们的生命里发生，上帝也会以他的爱与他们相遇，就像他与我们中所有的人相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