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老板的公司就一定有毒吗？

上班的第一天，我从火车站下来，沿路穿过居民楼和厂房。办公室在一个卫星城的城郊的共享办公楼里，一街之隔就是高速公路。步行10分钟有一个大公园，一个超市和一家汉堡店。进门，一间小房，只有两张办公椅，一张老板的，一张我的。整个公司只有两个人。

第一天，我看着自己办公桌，随意说“明天我打算带个小植物过来装饰下。”“不要放，你的桌子没有位置。”这是我和这位老板在初次相处不到4小时的对话之一。

接下来与这位连桌面植物都要管束的老板，面对面每天8小时办公，近2年。

持续的贬低

我记得刚刚入职时，老板每天都要骂，“我不是都说过好几遍了嘛？”。以自己从业8年的经验和一个刚刚转行的完全的新手比较，“你看你，这都不行？我当初一个月上百个柜子记得清清楚楚。”

入职不久的一天，我有天早上刚一进门的瞬间她就已经开始发飙，还没有来得及等我坐到我的工位，指责就来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做呢？！”，我完全不理解她在说些什么，等我打开电脑，点开邮箱，才知道她在说我一份邮件里有些措辞不够准确。而这份邮箱，还只是躺在草稿箱里，尚未完成，也尚未送出，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一个机会让ta产生阅读理解错误。

“你这样不行”“你反应太慢了”“怎么讲了这么多遍你还是记不住呢”，这样的话一直就是我们对话的高频句子。在国内，我从小是“别人家的孩子”，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记忆力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她在和客户微信大群的人对接工作，一边打字一边向我喋喋不休地点评对方的工作人员，谁干活麻利，谁总是犯低级错误，谁聪明，谁愚笨。明明和我毫不相关的对话，但最后一句话却突然提到我，点评我说“人是挺好的，就是不太聪明，挺可惜的。”

在这种持续的贬低中，我变得越来越压抑和怀疑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我在压抑的状态下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年后，另外一位入职的新员工到来，她之前是人类学背景，物流也是0经验跨行。看着她入职第一周同样经历了那种贬低，而我又作为参照物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感慨，这些不过是操控人状态的话术。

对上位者的读心术

老板自己有很多超出基本要求之外的需求不明说，希望员工自己主动去“悟”。举个例子，刚入职的前几周，周末我不会看工作手机，因为我默认周末不需加班回信息是荷兰职场通行的常识。有个星期一我来到办公室，刚进门第一句“早上好”后，外套都没脱，她一脸怒气地问“你什么时候看到的xxx消息？”我觉得非常困惑，她在问什么，她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后面想了很久才想清楚，原来她希望我周末也要看手机回复消息。但老板并没有在招聘和入职培训时明说让周末看手机回消息。其实周末需要看消息的情况也极少，但是如果明说并做好充分的指引，我并没有什么抵触。后来我想，老板期待的“悟”，是一种对上位者的读心术，不过是一种等级制约下内化等级意识和自我矮化的生存策略。而且那些不明说的要求，往往是超出界限的。

苦情叙事

此外，老板经常和我说，欸，当老板不容易啊，我这样很辛苦啊，都没有休假。她很喜欢说其他华人公司如何因为拿捏着签证，让留学生加班到凌晨的景象。或者自己经历的剥削。每每我提出我期待的工作福利，比如准时下班，可以远程办公，她就会搬出她在机场做奢侈品导购时非常辛苦的经历。比如，她的荷兰同事可以袖手旁观，前同事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出血去世。老板自己的经历是由于工作强度太大，下班时非常疲惫以至于出过车祸。那套叙事逻辑就是，有人比你苦，因为我吃过的苦比你多，你现在也要好好吃苦。对于她来说，能够遵纪守法地给到法律底线所要求的薪资和福利待遇，就已经是她善心大发的恩赐了。她以最低底线来作为最高标准。

监控的窒息感

监视，监控，监查，这些是老板日常用语的常见词汇。

“我们可以监视卡车公司的有没有把柜子提走”；

“IT公司可以把电脑全部监控起来”；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监视他们”；

她对于其他公司发生的错误也很有窥视欲。她对犯错者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同时也乐于找出谁是那个犯错的人，即使是其他公司的员工。“看看是谁？欸！原来是这两个人......“。

她也会反复强调自己不会在下班前回来，但是总是会在下班前10分钟以内到办公室。这样的事情不止出现了3次。我们曾经为了工作的休息间隙发生争吵。我想要工作两小时后去室外走动下，时间不过10分钟左右，但是她要求每次都要和她“通报”。我提出隔壁公司的荷兰人也会到门口抽烟休息，稍微放松，她大喊“不要以为你也有这样的权利！”。

我老板出生于70年代，其实她成长到成人的过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但我发现她使用的语言系统很明显是过去时代的，充斥着很多暴力描述。她的中文语言系统中有很多军事化词汇的残留：

比如，客户有员工犯了错误，她的会说“给他们一个教训，不然他们记不住”；

对于plan B, 她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评价其他公司的老板“这个（华人）同志很有一套，他对待员工很严厉，能力不强的不会留下来的”。

她平时说话也很有指点国家大事的口气。中美关税战时，她希望中国对特朗普关税政策不予理会，“不陪他们玩”。当中国对美国关税从85%加到125%，她看到新闻后说，“虽然（中国）没有按照我100%的预期来走，但是好在（政府官方通报）后面还加了一句话，表示中国不和美国玩了。”

没有边界感的入侵

请病假时，她会询问具体病情，什么病，约的什么时间看医生，看了医生没有，在休病假时打电话问。但这些都是荷兰法律明确规定雇主不可以询问员工的，这些属于员工的隐私问题。请年假时，干涉度假的选择和请假时间；我要找房子时，干涉我对于租房的地址选择，拼命建议我在公司所在的城市租房，“要是你出了什么事，我们也可以过去帮你”；搬家后，估计是担心我想申请伴侣签，搬完家第二天刚到公司，立马问居住人口情况，从我和我男友认识了多久，男友是哪里人，学的什么专业，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认识，在我犹豫迟疑不想回答时，追着说 “这么好的约会软件，我也推荐给我的单身朋友用下”。

写到这，觉得工作时窒息感满满。

和老板每周五日，每日8小时的相处中，意识到等级秩序下的暴力沟通让自己身心俱疲。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在海外的职场中，大家常说华人公司是下下策的选择。我想，等级森严的文化中，人与人的沟通多是有毒的暴力沟通。人看待另一个人，总是在鄙视链上，人是可利用的，工具化的，毫无边界意识的。带着这种等级意识，即使到达一个较为民主和平等的国家，由于个人性格和阅历局限，也未必见得会有改善。

但是，遇上这样的老板，只是因为我运气不好吗？

我在想，自己在荷兰进入物流公司工作，甚至能够进入华人物流公司工作，而进入一家华人公司且有毒的工作环境，其实是一个概率很大的事情。

先说说我的背景。国内汉语言本科，当时DIY申请硕士转剧场研究（典型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且毕业即失业项目），在荷兰就读一年制的研究生。毕业后，我申请了一年的找工作签，寻找留在荷兰的可能性。

首先是签证的因素。荷兰移民局IND名单上全荷兰提供工签的剧院只有两家，基本只招收荷兰语为母语的求职者。荷兰艺术家自雇签证需要很多条件，对一个一年制没有作品集积累的我来说难度太大。当我考虑想要留在荷兰且没有其他可选签证的情况下，因此必须考虑转行拿工作签证，也就是技术移民签。（太多因素的考量，我会另写一篇文章来讲述）

其次，荷兰的物流行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比较多，是荷兰重要的行业之一。由于递延关税的清关优势，鹿特丹港口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之一，因此整个欧洲的商品运输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运到其他欧洲国家。

再者，在物流行业也有着较多的华人从业人员。毕竟中国是世界工厂，生产的货物占比35%，超过接下来9个国家的生产总量，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中文人才和国内生产商沟通。2024年数据

最后，基础物流岗位的入职门槛较低，只要沟通能力正常，熟悉简单的英文和中文即可在短期培训后上手操作，不懂荷兰语也没有问题。比如我是从0物流行业经验就入职的。

这里我想起一位巴基斯坦的朋友，我们在剧场认识，他非常聪明，全奖来到荷兰读性别研究硕士，论文还入选了日本的国际会议。他在荷兰也结识了很多朋友，非常会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如免费文化活动，体验课，法律援助。他一来荷兰就开始打工，当时冬季，他甚至需要凌晨4点半起床，骑自行车半小时以上去到网购平台Picnic的仓库开始挑拣货物打工，每周工作30小时。在这样极限探索当地资源的状态下，一年的找工作签也没能让他得到一份留在荷兰的工作。想到他时我会有这样的念头，我甚至能找到一家华人物流公司留下来，也是一种...怎么说，幸运？

后记

这篇文章的初稿是2024年4月的事情，但是把它完成，却是在2025年5月中旬。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待在这家公司，每时每刻在想着逃离而不得。转眼，两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没有爽文的结尾，只有漫长的，日复一日的等待。投递了200份简历，有3次面试，非常接近offer但notice period一个月，对方要求立即入职而最终只能放弃。没有不可替代技能，在异国的求职中历经挫折，也迫使我下决心要学荷兰语，并且转码。荷兰盛夏将至，天气变得美好，让我也有了更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