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者作為檔案人（五）：資料庫的形式

由於數位的媒材、工具的輕便、技術的簡易，使得當代的紀錄者（人人可以成為紀錄者），得以更貼近被攝者，且可以不受限制地累積大量的影音素材；它也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除了剪輯出一部作品之外的可能性，尤其是檔案及其資料庫的收集、保存與近用，也形成重要的路徑；這裡將以「樂生保留運動」的紀錄為例，探討「資料庫」（archive）建構如何作為紀錄片再現社會的另一種方法。

樂生療養院，建於日治時期的1930年，乃是作為強制隔離與專門收治漢生（痲瘋）病患的醫院，戰後他們繼續以此為家；1994年，捷運新莊線機廠選址於樂生，擬採「先建後拆」的政策；2001年，台灣社會開始關注院民的安置情形，以及樂生的文資價值，許多團體提出全院保留的訴求；2004年，關心此議題的大學師生成立了「青年樂生聯盟」；2005年，院民們受到鼓勵與支持，亦成立了「樂生保留自救會」，開始漫長的陳情與抗爭之路；2007年抗爭之後，行政院作出樂生「保留39棟、拆遷重組9棟」的承諾；2012年，捷運新莊線順利通車。

《樂生劫運2006》與《樂生劫運v2.0》的作者平烈浩（2010），作為「樂生保留運動」的局內人，他以數年的時間記錄了抗爭始末；在運動期間，他即曾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影像的實踐，例如《樂生劫運2006》即是他為了運動的推展與宣傳而完成的作品；但也因此意識到製作紀錄片的侷限，包括了無法發揮即時的功效、詮釋權由導演獨佔、無法提供理性溝通對話的平台或公共空間紀錄者、紀錄者終會帶著影像離開而無法積累、紀錄片重於觀看而非使用等等；因此，受到指導教授井迎瑞關於「資料庫作為一種紀錄方式」的影響，他轉而將在「樂生保留運動」期間所拍攝的影像，加以整理、分類並展示出來，建置成為「樂生影像資料庫」，並開放公共的瀏覽、詮釋與再生產。

對此，井迎瑞（2010）進一步點出了紀錄典範的新取向：「在紀錄之外加上『檔案』的思考，在創作之外加上檔案『管理』與『保存』之元素，如此紀錄之行為才算完整」；同時，資料庫的建構如同紀錄片的製作，都是一種紀錄的方式，並具備有論述性（它是展現權力關係、立場與價值取向的文化形式）、階段性（以多元的階段性取代封閉的結局）、詮釋性（紀錄者與運動者通過對於資料庫的詮釋可提出自己的觀點）、見證性（為台灣社會留下重要的歷史文獻、文化資產與集體記憶）、抵抗性（本身就是弱勢者文化抵抗的載體）、公共性（作為公共領域與資產並持續積累與對話）。

參考資料

井迎瑞（2010）。〈資料庫作為一種紀錄方式：以《樂生劫運v2.0》及其影像資料庫為例〉，《藝術觀點》，42，79-83。

平烈浩（2010）。〈樂生保留運動之影像實踐—影像資料庫的建置與詮釋〉，《藝術觀點》，42，74-78。